早在曹操南征之前，就已经在玄武池训练水军做出征的准备工作了。刘琮即降，在收编了荆州水军之后，不可能会出现“无舡”的情形。刘表的水军无论从质量、数量上与江江孙权相比，不可能占据下风。否则黄祖如何应付孙权来袭？
史实应为：刘表的这些战船无法全部满足战争的需要，所以必须要用“簰”来弥补不足。
曹操没有急于继续东进，可能也正是因为军事进展太过顺利，一时间计划没有赶得上形势的变化。最后只好决定自己率部分人马顺江而下，进逼江东。真正的主力却是这数千乘簰顺汉水而下的曹军，兵分两路，这些会令孙权首尾不能相顾，借助优势兵力完成统一大业。
曹操戎马一生，深谙兵家“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的精要，兵分两路，这样做，更可以扬长避短，扭转北人不擅水战的不利局面。
赤壁之战，曹操损兵折将，孙刘联军以柔胜强、巧用火来助攻，大获全胜。
统一的曙光乍现之后，更朝着曹、孙、刘三足鼎立的方向发展。
对这场影响汉末历史发展的战争，晋人裴松之在《三国志-贾诩传》中评注道——至于赤壁之败，盖有运数。时有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
骄兵必败，诒误了有利战机惨遭失败的曹操却讳败，他直接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疫病流行。为了在讳败的同时离间孙权与周瑜的君臣关系，他作书与孙权：“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曹操自欺欺人地以为这次失败，不过是他自己的一次主动战略退却而已，并不是因为周瑜抵抗的缘故。而主动的战略退却又岂能发生“士卒饥疫、死者大半”的事情？
欲盖弥彰、奸雄本色，败便败、讳言败，欺世人皆二乎？
就在周瑜和刘备与曹操隔江对峙的同时，孙权也没有坐等天上掉馅饼。他亲自率领人马开辟了第二战场，牵制曹军的攻势。史载，建安十三年冬十二月，“权自率众围合肥，使张昭攻九江之当涂”。——（《三国志-吴主传第二》）
只是令孙权感到沮丧的是：“昭兵不利”，他所遭遇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倾尽全力围攻，却“逾月不能下”。这次军事行动不应只是有意在长江下游制造紧张空气，而是因为孙权和他的部属对于攻坚作战不是特别内行。水战是江东所长，现在他们弃长用短，当然无法施展所长，攻城受阻也是情理之事。
曹操从荆州败退，“遣张喜将骑赴合肥，未至，权退。”
孙权明白自己防御有余，进攻不足的现状，他选择了知难而退，转而将战略的重点放在了扩大赤壁之战的成果上。曹操虽然退回了邺城，但赤壁之战仍在继续。孙权决定乘胜将曹操的军事势力驱逐出长江一线！只有这样，江东割据政权才能做到进可攻、退可守。否则，江陵的曹军始终是腹心之患。
在攻打江陵的战场上，这次刘备没有作壁上观。他有恐曹症，却并不畏惧曹操的手下。
建安五年，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对峙。双方僵持不下，刘备奉袁绍之命曾经在汝南地方联合黄巾余党刘辟等人攻略曹操大后方。一时之间，“自许昌以南，吏民不安”。曹仁主动请缨，率领手下前往清剿。刘备刚刚统领的袁绍士兵与刘辟组成的乌合之众，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力。在曹仁的打击之下，很快就溃不成军。
刘备“破走之，仁尽复收诸叛县而还。”刘备曾经败在曹仁手下，一度搞的灰头土脸。现在终于等到一个报复的机会，岂能错过。而且，现在的情况与从前不同，曹仁坚守的江陵虽然粮多城坚，短时间内很难攻拔，但现在曹仁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刘备没有单挑的勇气，却具备了重在参与群殴的精神。
江陵城下，周瑜与他的手下领教了曹军令人生畏的野战能力。束手无策。攻坚作战并不是他所长。围城一年多，江陵城仍然是岿然不动。
屡败屡战的刘备久与曹军作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时候见周瑜攻城不得其法，积极建言献策：“仁守江陵城，城中粮多，足为疾害。使张益德将千人随卿，卿分二千人追我，相为从夏水入截仁后，仁闻吾入必走。——（《三国志-周瑜传》注引《吴录》）
周瑜师老兵疲、进退维谷，正在一筹莫展。闻言只得死马当成活马医，听从了刘备的建议“以二千人益之”。刘备和江东大将甘宁绕到江陵后面，占据了夷陵。
果然不出刘备所料，曹仁见腹背受敌，最终主动放弃了江陵，被迫选择了“委城走”，退守襄樊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