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种田
杨子义同志1933年11月出生于陕西省榆林市，1947年参加工作，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区医院护士，1949年任新疆第二医院护士班长，1950年在第四军医大学24期学习，1953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三陆军医院军医，1954年任西北军区骑兵团卫生队指导员，1956年转业到平罗县政府，先后担任了平罗县体委主任、文卫科科长、卫生局局长，1960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离休，享受副处级待遇。
抓好机关工作
1965年，杨子义调入卫生局后，始终牢记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把工作目标确定为：面向农村、面向工农兵。他带领全县医务人员掀起了提高医疗质量、改善服务态度、改进机关工作作风的高潮。他带头深入乡村、学校、工矿企业、驻地军营，指导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协助基层医疗单位做好预防、医疗、新法接生、计划生育，发展农村合作医疗，推动农村“三改”工作，同时抓好机关工作。
那时的卫生局人员编制少，一个管20万人口、2000名医务人员的卫生行政机关，从局长到司机只有6个人。杨子义在局里担任一把手，是全县卫生工作的最高指挥员，但他本人并不这样看。他以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身份在局里出现，待人和气。虽然局里人少事多，但他能够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九牛爬坡个个出力，出色完成上级部门下达给本机关的各项指标，成为全县机关工作的先进单位。
杨子义非常重视党建工作，他遵照毛主席“支部建在连上”的建党方针，有计划、有目标地培养入党积极分子，经常和积极分子谈心，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他们的头脑，并把艰巨困难的任务分配给他们，考验成熟一批，发展一批。经过3年的努力，卫生局党员人数达到5人，建立了卫生局党支部，结束了卫生局没有党支部的历史。
杨子义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经常对职工进行思想教育。他常说每个人都要有远大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要向白求恩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不为个人谋私利，管好妻子、儿子、票子，不搞特殊化，人人成为遵纪守法的模范，成为学习的模范，成为勤俭办事业的模范。经过他的认真教育，局里职工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好人好事不断涌现。司机张万钟自己修理汽车，除了大修以外，从不把汽车开进修理厂。副局长曹文秀心疼地说：“老张，你年龄大了，弯腰不方便，汽车坏了到外面修理吧。”老张却说：“那怎么行，虽然我累了点，可是为国家节约了资金，省下修车的钱用在卫生事业上多好呀。”秘书徐竹翠自己刻文件，自己用油印机一张一张印出来，发文件时距离近的自己用自行车送，远的才通过邮局寄。经过计算他一年下来节约印刷费和邮费2000多元呢。
每年的年终总结会上，杨子义总是心满意足地说：“今年局里工作搞得不错，我代表全县20万人民感谢你们，希望再接再厉，继续发扬优良传统，把明年的工作搞得更好。”
狠抓乡镇医疗机构的房屋建设
截至1963年，平罗县16个乡镇都成立了卫生所或医疗站，但卫生所或医疗站的设备简陋，房屋都是土坷垃砌的，而且大多数建筑在碱滩、洼坑、庙台子上，房屋只有3到5间，门诊带注射、换药；药房带库房、收款；只有一间宿舍，是男舍，没有女舍，女医生、女护士借住在老乡家里。门诊上放一个长凳，是病人坐的，放一把太师椅，是医生坐的。卫生所没有水井，用水从公社大院往来提。没有灶房，吃饭都在公社大灶上就餐。如果医生出诊回来迟了，就没处吃饭，得挨一夜饿。没有厕所，大小便均在高粱地、玉米田、房背后解决。这就是当年乡镇所、站的状况，你听了也许会发笑，不可能吧？但事实就是如此。这种状况韩书臻、贺万新、解学颐、孙玉柱等几任领导已经经历了，他们也了解基层情况，但是由于经济原因，无法解决。别说房子，连买药的钱都没有，一个卫生所、站流动资金只有1000多元，每次购药单人用自行车就可以驮回来，花了多少钱可想而知了。
杨子义同志主持卫生局工作后，对基层所、站的房子问题始终放心不下，一是社会发展了，二是人员增加了，土坷垃房子已经不能满足医疗工作的需要了。他专门召开了局机关会议，提议全县基层卫生院的房子来个一刀切，全部建新房。此次建房原则是：资金采用自办公助的方式，本单位掏一点，局里拨一点，县里财政补一点；建筑面积适当扩大一点，较小的卫生院建土木结构、门窗砌砖把子；较大的姚伏、头闸、黄渠桥、崇岗卫生院建砖木结构。要求两年完成全部工程。会议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认为此项提议符合当前医疗工作实际。会议决定成立基建工作领导小组，各卫生院也抽出专人成立施工小组，共同搞好基建工作。
就这样，一个宏大的卫生院重建工程在全县全面开花，各个建筑工地干得热火朝天。在施工过程中，杨子义马不停蹄地奔波在各个工地上，亲自检查工程质量、工程进度。在姚伏他拉住院长杨思明的手说：“杨思明同志，我告诉你，盖小二楼一定要保证质量，千万马虎不得。你要坚持在工地，亲自看他们下地基、和水泥、砌墙，不要让他们偷工减料，往家里拿建筑材料，哪怕是一块砖、一根钢筋、一把水泥，你可给我看好了。”杨思明明白杨局长的苦心。这里的砖、钢筋、水泥，都是用联合国贷款买来的，来之不易，决不能发生损失和浪费。在杨子义和各卫生院同志的辛勤工作下，全县卫生院重建工程顺利进行，按期竣工，一个个崭新的卫生院展现在各个乡镇。
新的卫生院建成后，杨子义又根据各卫生院的技术力量情况，配备了X光机、B超机、外科和妇产科器械、化验设备，使基层卫生院的医疗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新的卫生院加上新设备，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也方便了患者的就诊和治疗，各个基层卫生院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并且在平罗城乡形成了一个具有上千张床位的医疗体系。但是杨子义并不满足，他要快马加鞭，加速平罗县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他大胆提出了平罗县医疗卫生工作的目标：攻克胸外、进攻脑外、开辟肾外、夺取骨外。为此，他抓紧培养高科技人才，先后送出上百名专科人员到医学院校深造，希望他们学成归来后造福于平罗20万回汉人民。
组织开展农村“三改”
长期以来，农村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存在着许多落后现象。有一首描述农村旧貌的顺口溜是：“随地大小便，垃圾堆成山，走路拐弯弯，下雨臭气翻”，还有人畜共饮一口井，以上这些情况造成农村传染病、结核病流行，农民的健康状况普遍不佳。
杨子义决心改变这种情况。他多次在会议上强调农村应该开展“改水、改厕所、改环境”的“三改”活动，并建议县上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如何在农村开展“三改”活动。县委和县政府同意了他的建议，任命他为“三改”总指挥，决定由县卫生防疫站牵头，组成农村“三改”工作队，由副站长王声勇带队，深入五香乡宏潮6队进行试点。工作队通过图片展览、放映幻灯、召开会议等形式，广泛发动群众，大力进行宣传教育，使农民了解“三改”的内容、“三改”与人体健康的关系、“三改”与国民经济的关系、“三改”与生产的关系、“三改”与卫生的关系，打消了农民的许多思想顾虑，如手压井水不够吃、不长久；厕所改革后不方便、老人媳妇同用不便当；改环境会影响生产、浪费劳力等等。一通百通，生产队长郑长福高兴地说：“三改”使我们农民生活更上一层楼，是建设小康之路。“三改”不搞，农民健康无保障。
工作队首先开展改厕所工作。宏潮6队共有60户住家，改厕所的水泥板用量很大。生产队大小车辆全部出动拉水泥、拉沙子；全部劳力盖厕所、打水泥板。工作队的同志忙坏了，又是指导建厕所，又是联系资金、找材料。五香乡卫生院抽出70%的人员参加了此项工作，乡长和书记也多次深入现场进行指导。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施工，全部工程顺利完成。
接着是改水，每家打1眼手压水井。这项工程难度大，必须人工水冲式打井，水井深度为5～10米，一般打1眼井需要3个人干1天才能完成。另外1眼水井需要塑料管10米，水泥管1个，手压井头1个，造价100元。工作队感觉工程造价太高，向杨子义请示，杨子义指示工作队，工程造价再高也要干，但要把工程质量搞好。要把水井建在厨房里，便于冬天保温，防止冬天无水。
最后是改环境，工作队大力推广高温堆肥技术，指导农民收集各户人畜粪便、垃圾、各种秸秆，加工后混合堆积成高温堆，7天后打开拉入试验田。高温堆肥一举两得，既清洁了环境，又增加了肥料来源，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三改”工作队在宏潮6队蹲点一年，经过“三改”的宏潮6队街道干净整洁，家家都有清洁卫生的手压水井，都有干净卫生的蹲坑厕所，试验田水稻每亩增产60斤。前来参观学习的领导和群众感叹不已，称宏潮6队是农村城市化的典型。平罗县农村“三改”工作虽然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到了干扰，但试点工作并未停下来。1966年五香乡在全乡推行了“三改”，后来区卫生厅把这条农村卫生经验推广到全区。当人们喝到甘甜清洁的手压井水时，可能不知道这是谁发明的，但作者是见证人，他就是总指挥杨子义，参与者王声勇、葛奎元、钱祖根。如今手压井变成电动井，使用更方便；高温堆肥变成沼气池了，能照明，能做饭，能取暖，对人们的生活贡献更大。吃水不忘挖井人，为此，我们要向杨子义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向传染病宣战
杨子义同志认为，卫生工作中最大的难点、最不容易突破的就是传染病。几千年来，传染病就是人类生活的大敌，它夺取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虽然人们和它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但它至今仍然危害着人民的健康。杨子义反复考虑的就是如何在平罗县内消灭传染病。在县委及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他把消灭麻疹、天花、小儿麻痹症、百日咳、肺结核、流脑、乙脑、鼠疫、炭疽、伤寒、霍乱、痢疾等12种传染病，提到卫生工作的议事日程上，多次在会议上研究消灭传染病的措施。他告诫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把消灭传染病作为自己工作的突破口，采取四大措施消灭传染病。一是大力开展人群免疫，预防接种工作要搞好，不许漏一户漏一人，全程足量，把住“病从呼吸道传入”这一关；二是大搞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把住“病由蚊蝇引发”这一关；三是搞好农村“三改”，把住“病从口入”这一关；四是大力普及卫生常识。他强调指出，把住了“三关”，就等于把传染病控制在萌芽状态，就能赢得消灭麻疹等12种传染病的主动权。否则，就会打败仗，让传染病幽灵兴风作浪，干扰社会主义革命，干扰社会主义建设。
杨子义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狠抓了预防接种工作。他说，毛主席在《送瘟神》的伟大诗篇中歌颂了我国南方消灭了“血吸虫病”，既然能够消灭“血吸虫病”，就不能消灭麻疹等12种传染病吗？答案应该是：一定能。俗话说，盖房盖在基础上。我们消灭传染病的基础是什么呢？是预防接种。预防接种是控制传染病的武器，它可以提高人群免疫力，降低发病率，控制传染病的流行。他对消灭麻疹等12种传染病信心足，决心大。他号召全县医务人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大张旗鼓齐上阵，打一场消灭麻疹等12种传染病的人民战争。全县卫生工作会议部署了预防接种的具体措施，主要是：按地域划分成立接种点，分兵把守，严把质量关；要求每种疫苗必须全民接种一次，然后按疫苗的用途重种一次；要求各乡镇、机关单位、工矿企业、解放军连队、中小学校大力配合，接种率必须达到100%；外出人员能回来者，按规定时间进行接种，确实不能回来的，派专车送接种员到外出者所在地接种，不管代价多高，一个都不能漏。杨子义作为总指挥，下了死命令，全县上下都在为消灭麻疹等12种传染病而努力奋斗着。
为了确保预防接种的准确性，每种疫苗接种前，都由县卫生防疫站负责将疫苗送到各接种点。为了保证疫苗的成活率，专门为接种员配备了背箱式冰箱。接种员接到疫苗时，必须当面点清数量，然后再分配到若干个接种小分队，背着疫苗到各家各户按名册接种，并详细登记，字迹要清晰。接种人工作完了之后要签字上报，然后各接种点进行复核，预防接种狠把每道关，认真负责，不能出一点错。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就是要彻底消灭麻疹等12种传染病。有位防疫医师刘贵同志很严肃地说：“预防就是打仗，防疫人员责任重于泰山。”防疫人员不仅管预防接种，还要管空气，管水，管环境，才能杜绝传染源。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平罗县的麻疹等12种传染病绝迹，正像毛主席的《送瘟神》中说的那样：“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今天的防疫人员听了老一代接种人员的认真负责的事迹，都深受感动。他们说，如果没有杨局长当时的严格纪律，没有老一代接种人员的奉献精神，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安宁。
战胜病魔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杨子义同志的身体受到了巨大的损失。造反派多次对他进行批斗，每次批斗都少不了挨打。皮鞭、棍棒打得他头破血流，鼻青脸肿，坐“土飞机”使他双臂失去活动能力，一米长的大牌子挂在脖子上整天游街，挂绳磨得脖子红肿流脓血，双腿红肿胀痛，迈不开步子。他们还让他穿孝衣、戴孝帽，让他“认罪”。
杨子义忍耐着这一切磨难，每当批斗时，他两眼紧闭，咬紧牙关，鼓足全身力气，他觉得这样挨打时能够减轻疼痛。有的同志对这一切想不通，对前途失去了信心。但杨子义同志却认为乌云遮不住太阳，困难是暂时的，只要共产党还存在，一些坏人是翻不起大浪的。共产党能够打天下，也能够治理天下，“四人帮”横行不了多长时间。他认为今天他们气势汹汹，将老党员、老干部、老同志关在“牛棚”，送进“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是他们狗急跳墙、走投无路的表现。使杨子义气愤的是造反派过猛地撞击了他的头部，大脑受到震荡而留下后遗症。尽管“文革”后他官复原职，重新走上卫生局领导岗位，但他的大脑始终没有复原。在拨乱反正后，他的干劲不减当年，大胆工作，他走遍了平罗山川15个乡镇的卫生院、所、站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然后召开全县卫生工作会议，号召全县2000多名医务人员振奋精神，团结协作，恢复生产，恢复工作，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为了使全县医疗工作尽快走上正规化、制度化，造福平罗人民，他组织重新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调整部分单位人员，开展预防治疗、计划生育、普及新法接生、继续搞好农村合作医疗、推进农村“三改”工作。
由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大脑受到震荡始终没有复原，加上工作劳累，1986年他患了“脑栓塞”，造成半身不遂，虽经住院治疗，但是仍然卧床不起，失去自理能力，在儿子杨柏林家里，一睡就是18年。18年来，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毅力，克服诸多困难，顽强地生活着。他经常做一些体育锻炼，发明了一种叫“泰山气功”的锻炼方法，促进血液循环，提高身体免疫力。18年来，他本人对生活充满了勇气，饮食正常，血压、心脏正常，加上儿子、儿媳的精心护理，他没有发生褥疮和皮肤损伤，创造了人间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