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留存
日月如梭，人生如梦。我的一生平凡而坎坷，激情而执著。
1928年我出生在陕西省佳县木头浴镇木头浴村一个贫困家庭，独生子，3岁就失去母亲。1939年6月，我随父亲侯有成一起在佳县白云山参加革命，加入了八路军警卫一团，当时团长是贺晋年同志。
我和父亲入伍的第二天，部队首长问父亲：“你儿子叫什么名字？”我父亲说：“我叫侯有成，儿子才11岁还没名，我们父子都不识字，请首长给起个名吧。”部队首长和我父亲拉起了家常，最后说：“让他留在部队吧，就叫侯留存。”从此后，我不仅成为八路军的一名小战士，也有了一个革命首长给起的官名”———侯留存。入伍后我被分配做勤务工作，父亲在警卫团当炊事员。
1940年3月，部队由佳县调往定边、盐池，在行军途中，父亲患急性肺炎，限于当时部队的医疗条件，无法治愈，部队将我父亲移交给米脂县解放区政府医院治疗，尔后病情恶化，由米脂县解放区政府将我父亲送回家乡。不久父亲病故在我姑姑家中，由姑姑把我父亲安葬。父亲患病在后方医治期间，我随部队到了定边、盐池。在驻守盐池一年后，我姑姑来信告知我，说父亲一年前已经病故了。参加革命仅仅几个月父亲就牺牲了，从此，我成了孤儿。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队伍中，我不是孤儿，我是一名战斗员，我有千千万万个阶级兄弟，我有一个真正的革命大家庭，我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中生活，在这个大家庭中成长，我在这个大家庭中接受革命思想教育，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我既是不幸的，但又是万幸的，如果不是父亲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今天的我可能是万恶旧社会的陪葬品、可能是国民党的炮灰、可能是一个河船工客死他乡、可能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可能是……可能是……
1940年，国民党对延安地区实行封锁，为了扎根边区，生产自救，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地区开展“三大运动”，即：大练兵运动、大比武运动和革命大生产运动。我们部队开到了定边与盐池交界处，住在盐湖边，管理盐湖，生产食盐。由于我年龄小，分配在团卫生队工作，不久又分配到卫生队给队长陶光忠当勤务员，尔后又到陶队长家帮着带孩子。陶光忠的妻子黄克萍同志也是八路军干部，她既是医生又是部队文化教员，我在他家带孩子期间，她教我读书识字、学习文化长达5年之久。1945年初，黄克萍同志患急病突然病故。我敬爱的黄老师英年早逝，这时候她的孩子已有5岁多，由上级安排送延安保育院托管，我便到护士排当了护士，从此，踏上了医护工作的革命道路。
我到护士排工作不久，卫生队长陶光忠找我谈话，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侯留存同志，你现在已是一个十六七岁的革命战士了，到部队已有好几年了，又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你是个好小伙子，很聪明，虽然离开了黄克萍同志对你的关心和学习上的辅导，今后你要继续努力学习文化、学习业务技术，苦练基本功，干好护士工作，将来还要学会当大夫，这是革命的需要，不能辜负黄老师对你的期望……”。首长谆谆教导我铭刻在心，我暗下决心，努力学习，增强本领，为革命多作贡献。
在部队的培养、同志们的帮助和我的勤奋努力下，1946年3月，我当了护士长，半年后被提升为卫生排长。不久，解放战争全面爆发，我所在的延安部队警卫一团改编为三边军分区一团，团长是黄罗斌同志，政委是左爱同志，我们卫生队改编后成为三边军分区卫生队。由于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对延安的疯狂进攻，再加上马鸿逵部队对陕北的夹击，我们部队服从保卫延安总指挥彭德怀的命令，从定边、盐池撤出，沿着环县、吴旗一带迂回作战，寻找战机歼灭胡宗南匪帮，并为在保卫延安战争中负伤的战士服务。由于战争的不断升级，战事的紧张，为加强战地医院的技术力量，1947年我被抽调到八路军总后医院学习外科技术，1948年6月又回到三边军分区二团三营任医疗队长。
1949年秋，我军在陕北战场击败了胡宗南、马鸿逵等国民党军队，接着打响了解放宁夏的战役，在榆林袁大滩战役中击溃了马鸿逵的国民党部队，取得了根本性胜利，我们的部队和杨得志十九兵团在宁夏中宁县胜利会师，接管了马鸿宾的八十一军，宁夏全省得到了解放。我们的部队和马鸿宾的部队改编后成立了西北独立军，后又改编为独立一师。1951年，我在二团三营当军医，尔后调到师部医院作外科医生。1951年秋，师部医院送我到兰州军区医院继续进修外科医学，一年后回到了独立一师医院。这时独立一师医院由中宁迁往银川。当时宁夏刚刚解放，银川在马匪统治的几十年内严重缺医少药，根本就没有上规模的医院，尤其在西医外科方面非常落后，就连割阑尾等小手术都做不了，医疗水平极低。我们独立一师医院当时是宁夏医疗水平最高的医院，在医院我年轻又刚刚进修回来，当时已成为骨干力量，主持做了几例腹腔阑尾、肠梗阻、疝气等外科手术。几例手术的成功，受到了领导及同事们的高度赞誉和好评。
1954年，奉毛主席和国防部的命令，我们独立一师改编为农建一师，全师三个团的部队开进宁夏平罗西大滩，在西大滩大搞农业开垦。1955年奉兰州军区命令，将农建师改为国有农场———前进农场，场部设在西大滩，下设三个分场，我在二场卫生队当队长。后调潮湖农场医院工作。潮湖农场医院系甘肃省第二医院，当时主要是为平罗西大滩境内的近万名南方劳改重犯服务。1959年，平罗县医院与潮湖农场医院合并成立平罗县人民医院，我出任院长，地点仍在西大滩，同年我也转业到地方工作，从此再没离开过平罗，一直到1982年离休。
在平罗县人民医院我由一个外科医生被提拔到了领导岗位，既是医生又是院领导，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工作十分繁忙。由部队野战医院，一下子转到地方政府医院，设备多了，科室多了，床位多了，人员多了。面对一个全新的工作空间，如何做好救死扶伤、保持革命本色，是我工作的努力方向。
在平罗医院工作初期，我任院长，韩书臻同志任党支部书记，我们相互尊重，密切配合，我抓医疗技术他抓人事管理，使医院各项工作井井有条，当时医院床位已达150张，其规模在银北地区为最大，就诊病人除劳改农场干部、职工，还辐射贺兰、惠农、陶乐、石嘴山等地区。医院设备先进，科室齐全，医疗水平高。设有内科、外科、儿科、妇产科、放射科、化验室、门诊、总务、医务、财务、住院部、警卫室等科室，为犯人专门留有20张床位。为了提高医院医疗水平，我们领导班子一方面抓人员培训，苦练基本功，一方面多渠道引进人才，从全区及全国支宁人员中积极调进医护人员。由于当时条件所限，留住人才是非常困难的。业务水平高的担心我们硬件设备不行，强留是人才的浪费；业务水平低的呢，又不能胜任医院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始终坚持抓业务素质的培训，抓组织管理，同时抓设备、医疗器械的配置。千方百计争取资金，购先进医疗设备，配齐配全化验室设施，配齐配全手术室设备，购置发电机，购置X光机、心电图机等先进设备，改善了医疗环境。在院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全院职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创造出今天难以想象的一个又一个医疗奇迹。当时的平罗县潮湖农场医院，是病人的希望所在，从服务质量、医疗设施到医疗水平都非常好，在银北地区小有名气。一些人们认为不可能治愈的病例，都奇迹般地治好了，真正做到了救死扶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那个时代，人们的无私奉献精神，让今天的人无法想象。我当院长时，韩书臻同志患肺结核病长期住院，他经常来信表达自己的工作态度，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我虚心钻研、大胆工作。我虽年轻，但多年受党的培养，又在部队中成长，接受过大医院的业务培训，有使不完的劲，一心扑在工作上，带领近百人的医护队伍，尽心尽责履行做“白衣天使”的使命。
五六十年代的医患关系非常朴素，病患亲如一家。处于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人们收入低，居住条件简陋，病人治病没钱，医院经济条件也非常困难，可从未发生过急救病人、危重病人因为没钱而耽误就治的事情。人道主义、救死扶伤、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仅存在于医生的脑海中也确实落实在行动上。医生为病人献血，给病人送饭送衣服是经常发生的，我也几次为病人献过血。那时医院、全社会都在发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把每个人看作革命同志，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我们医务工作者之所以能够出色地做好本职工作，不是医院单独之举，而是在全社会的通力协助下，共同创造了奇迹。
当一个医生容易，当一个好医生难，我的一生做了一件最大的好事，就是当了一个好医生。
做一个好医生首先要做一个好人，只有做一个完美的人，才能够做一个完美的医生。这个荣誉虽没奖状、证书那样耀眼，也没有丰厚的经济收入那样诱人，当你在职时也没有明显的感受，但当你退休了或无权时，才能够充分地感受到它的价值。尤其当你走在街上或偶然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一个陌生人站在你面前或拉着你的手说：在什么什么时候，你医好了我的疾病或是医好了我家人的疾病，谢谢你老！你忘了？我今天应该帮助你。此时此刻，作为大夫你心里是最甜美的，你会在心里说：我做对了。
做人难，做一个好领导更难
一个好医院除了有好的设备、好的医护人员，好的后勤外，更主要的是要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好的组织机制、管理机制和好的医风、医德。
首先要建立严格的、科学的管理制度，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好的医风、医德要靠医院领导班子自身形象来带动，好的工作作风要靠领导班子的实际行动来影响，带领广大医护人员真心奉献，把理想、抱负变为他们的实际行动。
后勤工作非常重要，除医疗以外的所有工作都属于后勤工作，包括思想政治工作、党政工团的工作、人事任用工作、人才的引进、医护队伍的培养、技术素质的提高、医疗设备的更新维护、药品的购进等，都要做好，必须做好，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其次，大胆使用新人。新老结合，搞好“传、帮、带”，相互促进，相互借鉴，尤其要给刚毕业的大学生创造锻炼的机会，让他们勇于实践，放手工作，大胆创新。培养新人是医院的希望、是增强医院后劲的保证，要发挥好老大夫的创造性、积极性和对新人的协助性，要讲科学方法，医疗水平要靠先进技术、先进设备来提高，医疗管理水平也是一样，要靠科学的先进管理方法、模式来调动医护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不论是哪一种先进手段，哪一种科学方法，最需要的是诚信，诚信是最基本的，只有诚信才能打动人心，才能做到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以人为本的理念，抓管理也好，学技术也好，都是一个道理。
在平罗医院工作期间至今不能忘怀的两件事
一是蒙冤受辱。在50年代初，药品种类少，尤其抗菌素药更少，就连链霉素、青霉素也很紧缺，对肺结核病都难以治愈。我们医院有一位上海籍工作人员叫叶鹤年，他姐姐、姐夫都在日本医院工作，经常来信介绍一些有关日本医院用的较先进的抗菌素药品，他们不知是赠送，还是为了做推销，提出将抗菌素药品寄一些给我们医院临床使用，谁也没深究。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没有对外开放，和日本国也没建立外交关系，药品寄入也很困难，要由我们医院申请并由我签字才能将有关药品的信件寄出，否则对方不要说寄来药，连他弟弟叶鹤年的家书都寄不出去。当时我们为此事开会讨论，有人说，“这个药品不能接收，谁知日本人是什么目的，药品更不知道是什么厂家生产的，说明书也不认得，只能靠叶鹤年姐姐、姐夫写的说明书使用。”有人说，“叶鹤年的姐姐、姐夫是好人坏人都不敢肯定，将来说我们里通外国，搞成间谍问题就不好办了”，等等。说法众多，我也有顾虑，举棋不定，但有一种力量我是坚信的，我认为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是天经地义的，救死扶伤不分国界，白求恩大夫为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站在为病人尽快搞到好药、特效药，让病人尽快恢复健康的角度上，我们冒一下险。我毅然签字，并亲自到县上找领导，到卫生厅有关部门游说，最终将日本的几种抗菌素药品寄来。药品来了，大夫又不敢用，只能由我签字，用在一些危重病人身上，把一些病人从死亡线上救回，还不敢伸张。但事与愿违，最终大难临头，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和叶鹤年就被定罪为“里通外国”，叶鹤年被错判刑8年，我被留党察看，下放到农村卫生院。
二是培养新人。事业的发展是靠人来推动的，尤其是医院这样一个技术型的特殊单位，没有技术高超的大夫是不行的，没有不断创新的技术就更不行，技术上的创新要靠年轻人，靠有一定理论基础和业务能力的人来实现，培养新人十分重要。可在五六十年代，人们思想保守，技术私有化的思想非常严重，技术好的老大夫有的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有些是从国民党部队起义来的，背有不同的历史包袱。老大夫一般不轻易接纳年轻人，给刚出大学校门的年轻医生创造实践平台的机会不多，培养新人形成“传、帮、带”的氛围不浓。有些刚分来的医生，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在知识分子成为“臭老九”的年代，这些年轻医生都有一定的顾虑，工作放不开手脚。我作为院长，作为医生，对这个事情特别看重，在传授新人上率先垂范。在做手术时，我甘愿当下手，鼓励年轻人，让刚毕业的大学生们主刀，让他们尽早唱主角，先易后难。遇到胆小的、有顾虑的，我来签字，我来承担责任，让他们试手。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年轻医生很快挑起了大梁，成为业务骨干，在很多方面都有创新和提高。有一两个业务尖子的成功培养就带动一批业务骨干的成长，同时也扭转了以老带新的被动局面，使医院形成了上下学习业务、钻研技术、苦练基本功、“比、学、赶、帮”的浓厚氛围。在这种气氛下，平罗县人民医院在五六十年代各个科室都培养出了业务能手和在全区都有一定知名度的大夫，如张兆华、姚居农、朱慧芝、张鉴琛等。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和绝大多数“当权派”一样，被关进了“牛棚”，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粉碎“四人帮”后，春雷一响天下晴，驱散了乌云，结束了不正常的“社会气象”，全国人民迎来了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春天，我也得到了政治上的全面解放，回到了医疗战线，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恢复了平罗县人民医院院长职务。“文化大革命”对我个人有一些冲击，但这如同是经受了一次人生难得的磨砺，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又一次练就了我在逆境中战胜困难的执著品质和承受能力。“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我在农村医疗战线上工作了十年，这十年使我身体得到了锻炼，业务能力综合医疗技术得到了提高，丝毫没有动摇我对党的坚定信念。
我的一生虽无轰轰烈烈的壮举，但也不是碌碌无为。我的一生虽有坎坎坷坷，但也有丰厚回报。我的一生是党和人民给的，而我又为党、为人民服务了一生。
（侯留存同志系平罗县人民医院原院长，主任医师，享受正厅级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