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精神明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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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深夜翻书(1)

当你老了,头白了……

什么时候我们能责备风,就能责备爱……

——(爱尔兰)叶芝

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请你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垂下头,在红光闪耀的炉子旁,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在头顶的山上它缓缓踱着步子,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

威·勃·叶芝(1865-1939),英国象征主义诗人,剧作家,爱尔兰文艺复兴的领袖之一。

世纪之交,叶芝以饱满的激情为故土事业而忙碌。政治上他拥戴爱尔兰自治,但又是一个保守派和渐进论者,他反对暴力,主张改良,憎恶杀戮与复仇。这位物质与精神的贵族,在性情和生命实践上,堪称一个温美的理想主义者。

1889年,对诗人来说永生难忘。爱,降临了。

他与美丽的茅特·冈第一次相遇。她不仅仅是个著名女演员,更是位“朝圣者”——其时的爱尔兰民族运动领导人之一。关于那惊鸿一瞥的触电,诗人忆云:“她伫立窗畔,身旁盛开着一大团苹果花。她光彩夺目,仿佛自身就是洒满了阳光的花瓣。”

《当你老了》,即叶芝于1893年献给茅特·冈的。不幸的是,诗人的痴情没有换来对等的回报,他得到的是冷遇。这一年,诗人28岁。

和那些幽幽的“静物”型美人不同,茅特·冈性格外向,追求动荡和炽烈的人生。除了灵慧的艺术细胞,上帝还在其血液中注入了旺盛的冒险因子,她是一个敏于政治、主张在外向行动中赢取生命意义的女子。

惊人的美貌和桀傲不驯的性情、温柔的躯体和狂热刚韧的意志、艺术才华和披坚执锐的欲望、舞台上的优雅婀娜和狂飙突进的政治爆发力——种种混血特征,种种不可思议的品质,一起融就了神秘的茅特·冈!注定了她在女性花园里的稀有,注定了她在爱尔兰历史上的叱咤,亦注定了她在诗人心目中的唯一与永远。

叶芝是诗卷和云层中的骑士,地面上却不然,他更多地是一个先知,一个歌手,一个社会问题的冥思者和文化旷野上的呼喊者,而非身体行动和广场风暴中的骁将,其天性决定了这点。所以现实中,他的手上不会握有射出子弹并致人死命的枪管,其鹅毛笔上也不会沾染谁的鲜血。英国诗人奥登,在《怀念叶芝》里即有“把诅咒变成了葡萄园”之说。

敏细、多情、犹豫、矛盾重重……叶芝性格中沉淀着宁静的理性和智者的忧郁,太贵族太书卷气,无论体魄还是气质,都缺乏结实的“肌肉感”和外向扩张力。而诸如起义、暴动等物质方式的斗争,是需要易激易燃的肌肉元素做柴薪的,需要那些以*、粗糙、冲动、彪悍和“酒神”精神为生命特征的勇士……

所以他永远都够不上茅特·冈倾心的那种斯巴达克式的雄性标本。虽彼此尊重和敬佩,但“朝圣者”的政治原则和独立主见,使之不会在感情上接受诗人天生的柔软。她一次次拒绝叶芝的痴情,即使在自己最落魄的时候,即使在对方荣誉最盛之时。

1903年,“朝圣者”最终选择了一位军人作为法律上的丈夫:麦克布莱德少校。她的婚礼也让人瞠目结舌:没有婚庆喜乐,却有军鼓、号角和火炮轰鸣;不见婚纱彩车,却飘扬着各色旌帜和指挥冲锋的三角旗……

这确是同志的婚礼。也是诗人爱情的第一次葬礼。

从美学上看,俩人的生命气质恰好构成了一种反向的凸凹。作为理性向下深“凹”的他,无法不被对方浑身洋溢的那种“凸”的饱胀和英勃之姿所诱惑,所俘虏。更要命的是,她美!美得罕见,美得过分!这种“凸”的攻击性竟生在一副妖姬般的肢体上。如果她长得一点不美,或美得不够,事情就简单多了。

他远离茅特·冈的战场,却一步也未走出过她的情场,走出她作为女人的雷区。

在接下的数十年光景里,从各式各样的角度,茅特·冈不断地撩动诗人的神经,他感伤、失眠、沉思、动容,为她的事业所激越,为她的安危所牵绊,为她的偏执所忧虑……总之,他摆脱不了斯人的影子,其音容笑貌,像雪巅无人区的脚印一样,深深收藏在诗人脑海里,成为挥之不散的灵魂印章。“每当我面对死神/每当我攀登到睡眠的高峰/每当我喝得醉醺醺/我就会突然看到你的脸。”(《一个深沉的誓言》)。其一生中,至少有几十首诗是因茅特·冈而作,就连晚年最重要的诗集《幻像》也莫能外,在该书献辞中,他说:“你我已三十年没见,不知你的下落,很显然我必须将此书献给你。”

在一首题为《破碎的心》的诗中,他感慨万千:“为你一个人——认识了所有的痛苦!”这痛苦对普通人来说可谓不幸,但于诗人的艺术生涯而言,却属福祉。现实之死,正是艺术的开始。苏格兰诗人绍利·麦克兰在《叶芝墓前》里说:“你得到了机会,威廉……因为勇士和美人在你身旁竖起了旗杆。”

“勇士”,当指爱尔兰自治运动中那些武士般的激进者。“美人”则由茅特·冈领衔主演了,她甚至身兼双职。那“机会”,指的是一个时代所能给一个天才提供的精神资源和能量。

1916年复活节,爱尔兰共和兄弟会揭杆而起。暴动失败后,包括麦克布莱德在内的众多起义者遭处决。对于起义,叶芝虽理性上无法接受,但在喋血和绞架这些悲壮的符号前,诗人被震撼了,牺牲本身那种天然的纯洁性、所辐射出的信念硬度和恢宏的生命气势——都向诗人传递着一种高尚的悲剧美、一种礁石搏击旋涡的高潮之美……就连麦克布莱德——这个昔日情敌兼“酒鬼”的形象也陡然高大起来,“一切都变了,一种可怕的美已诞生!”“我们知道他们的梦,知道/他们曾梦过,死了,就够了……”(《一九一六年复活节》)

从历史的公正角度说,叶芝那些让茅特·冈不屑、甚至讥为“冷漠”“软弱”的理性,无疑是充满智慧和远见的。不仅对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爱尔兰,就是之于整个世界、之于二十世纪的无产者运动和民族激进革命,也属犀利的批评和深邃洞见。比如那首《伟大的日子》:“革命万岁!更多更多的炮声!/一个骑马的乞丐鞭打步行的乞丐,/革命万岁!更多更多的炮声!/乞丐们换了位置,但是鞭打依然。”

这种对乌托邦革命的讽喻,这种对“武器的批判”的批判,完全源于一颗赤子之心,源于对民族和同胞的深爱。“长久以来,他追随了那使他自己成为祖国的翻译者的精神——这是一个很久以来就等待着人们赋予一种声音的国家。把这样一生的工作称为伟大,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但对历史有用的,对爱情却未必。对人类整体有用的,对一个女人却未必。

爱是风。一场让人害热病害癫痫的风。她能酥化骨头,使之发痒、变软,变得飘然、恍惚、昏沉……到头来,却是浑身发冷、牙齿打颤,丧失对事物的抵抗和分辨。

1917年,诗人竟转向茅特·冈的养女伊莎贝尔·冈求婚。

这次匪夷所思的示爱,毋宁看作一幕时隔半生的、变相甚至变态的——向“朝圣者”的再次跪拜。和三十年前一样,诗人又撞到了墙上。

1919年2月,叶芝的女儿出世(当时他已和一个追求者乔·海·利斯结婚)。此时,诗人五十四岁。激动之余,他写下了《为我的女儿祈祷》,诗中祈求女儿能够美丽,但一定不要像茅特·冈那样美!他认为那样的美反而得不到幸福和安宁,就像希腊的海伦带来的是特洛伊战争……“愿她成为一棵树,枝影重叠/她所有的思想象一只只红雀,/没有什么使命,只是到处撒播/它们的声音辉煌又柔和,/那只是一种追逐中的欢乐,/那只是一种斗嘴中的欢乐……”

显然,他想让女儿远离像茅特·冈的人生模型。但,这毕竟是对女儿的期许,而非对待爱人的标准。同时,是否也更佐证了那位女神对诗人的影响和主宰?

1921年,爱尔兰获得了自治领地位。叶芝出任参议员。

1923年,叶芝获诺贝尔文学奖。

1939年,叶芝病逝。

那些“当你老了”的诗句,那关于“勇士、美人”的故事,将替他继续生活,继续在时间中飞奔、跌宕、飘扬……

茅特·冈,永远住在了他为其亲手搭建的诗歌积木里。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和她永远一起了。

(2001年)

《鼠疫》:保卫生活的故事——“非典”时期的阅读

我反抗,故我存在。

——加缪

一个天性美好的人,一粒灵魂纯正的种子,日日夜夜受困于令人窒息的菌尘中,他将如何选择生命姿态?如何保证人性的正常不被篡改和扭曲?不被周遭强大的恶质所吞没?

逃走是快捷简易的方法,也是一条消极而危险的方法,因为随时都有被瘟神从后面追上并杀死的可能。且“逃走”本身就是可耻的,它意味着存在的缺席,意味着把配属给自己的那份苦难留给了同胞,由此而生的自鄙与罪感足以将一个稍有尊严的人杀死。正确的选择是:留下来,抗争,至最后。“挺住意味着一切”(里尔克),惟有挺住,才能保卫人的尊严和生命权利。“挺住”,既是生存,也是荣誉;既构成方法,亦造就价值和意义。

面对专制恐怖和法西斯瘟疫的肆虐,加缪的立场正是坚守与反抗。他参加法国的地下抵抗组织和各种*活动,领导《共和国晚报》《战斗报》,既反对纳粹主义,痛斥政治暴力,又谴责不负责任的虚无论调。他高呼:“第一件事是不要绝望,不要听信那些人胡说世界末日!”“让我们宣誓在最不高贵的任务中完成最高贵的行动!”不仅如此,他还在自己的小说《鼠疫》中,为主人公——里厄医生及其朋友选择了这一挺立的“人”之姿式和平凡的“高贵行动”。

四十年代的某一天,灾难直扑向了一个叫“奥兰”的平庸小城。一场格杀毋论的鼠疫訇然爆发。在一名叫“里厄”的医生带领下,人与死神惊心动魄的对峙开始了——

混乱、恐惧、绝望、本能、逃散、待毙、求饶、祷告……人性的复杂与多元、信仰的正与反、灵魂的红与黑、卑鄙与高尚、龌龊与健正、狭私与美德皆敞露无遗:科塔尔的商业投机和受虐狂心理,他为鼠疫的到来欢呼雀跃;以神父巴纳鲁为首的祈祷派,主张逆来顺受,视瘟疫为人类应得的惩罚,最终自己送了命;将对一个人的爱转化为对“人”之爱的新闻记者朗贝尔(为了远方恋人,他曾欲只身逃走,但在与医生告别的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毅然留在了这座死亡之谷);民间知识分子塔鲁,他对道德良心的苦苦追寻、对人类命运的忧患与同情,使其一开始就投身于战斗,成为医生最亲密的助手和兄弟,他的牺牲是所有死亡中最英勇和壮烈的一幕:“无可奈何的泪水模糊了医生的视线。曾几何时,这个躯体使他感到多么亲切,而现在,它却被病魔的长矛刺得千孔百疮,被非人的痛苦折磨得不省人事,被这从天而降的仇恨的妖风吹得扭曲失形……夜晚又降临了,战斗已结束,在这间与世隔绝的房间里,这具已穿上衣服的尸体上笼罩着一种惊人的宁静。他给医生留下的唯一形象就是两只手紧握着方向盘,驾驶着医生的汽车……”然而,这不是普通的汽车,而是一辆冒着烟的、以赴死的决心和照明全速冲向瘟神的战车,你有理由确信:正是这“刺刀”的意志令对方感到了害怕,感到了逃走的必要。

里厄医生,一个率先开始保卫生命、保卫城市、保卫尊严的平凡人,一个有着强烈公共职责和义务感的人道主义者。他不仅医术高超,也是这座城市里对一切事物感觉最正常和最清醒的人。他临危不惧,始终按照自己的信仰和原则来行事——惟有这样的人才真正配作“医生”。坦率地讲,他本人对取得这场战斗的胜利一点也没把握,但其全部力量都在于:他知道一个人必须选择承担,才是有尊严和有价值的(承担有多大,其价值就有多大)!他知道为了生活必须战斗,必须为不死的精神而战——即使在最亲密的战友塔鲁倒下时,他也毫不怀疑和动摇。这信仰是生命的天赐,是地中海的波涛和阳光、是相濡以沫的母亲和深情的妻子用爱教会他的。他不膜拜上帝,相信天地间唯一的救赎就是自救!正是这峰峦般高耸的理念支撑着奥兰摇摇欲坠的天幕,并最终挽救了它。

良知、责任、理性、果决、正常的感觉、尊严意识——正是这些优美的元素雕塑了一群叫“里厄”的头颅。正是医生、职员、小记者这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而不是什么市长、议员、警察等国家机器人)——以自己结实的生命份量、以情义丰饶的血肉之躯筑就了奥兰的精神城墙。

故事最后,是里厄收到妻子去世电报的情景(而全书开头,是丈夫送病重的她去火车站)。读它的那一刻,一股冰冷的潮湿贯通我的脊椎,仿佛又看到医生那苍白瘦削的微笑——这凄惫的笑容几乎每天都写在那张脸上。

母亲几乎是奔着给他送来一份电报……当她回到屋内时,儿子手中已拿着一份打开的纸。她看了他一眼,而他却固执地凝视着窗外正在港口上演的灿烂的早晨。

老太太叫了一声:“贝尔纳”(医生名字)

医生心不在焉地看了看她。老太太问:“电报上说什么?”

医生承认:“就是那件事……八天前。”

老太太把头转向窗户。医生沉默无言。接着他劝母亲不要哭。

内心里,我低低地向那个沉默的男人致敬。加缪说过:“男人的气概并不在于言辞,而体现于沉默中。”里厄,正是加缪心目中的男人。山峰般的男人。

阅读这部保卫生命的故事过程中,我脑子里不时矗立起两座纪念碑式的声音,仿佛从遥远的神祗山顶上飘来——

“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海明威)

“我拒绝人类的末日。因为人类有尊严!”(福克纳)

它们仿佛在为里厄的战斗作着画外音式的现场解说。一刻不停地诠释着、声援着、鼓励着、温暖着……我深深明白,这是女娲补天、夸父追日的飞翔的声音,是普罗米修司的燃烧和西西弗斯推动滚石的声音。正是这声音,捍卫着人类最后的一线生机、希望与荣誉。

灾难本应成为人类最好的课本。不幸的是,大劫之后,人们往往只顾得庆幸,只忙着庆功,只盼着伤疤早日完消,却将皮开肉绽的痛给忘净了。这也是让里厄忧心忡忡的那种情景——

“他们如醉如痴,忘了身边还有世界存在,忘了那些从同一列火车上下来而没有找到亲人的人……”黄昏的街头,幸存者尽情狂欢,“钟声、礼炮、音乐和震耳欲聋的叫喊……当然,亦有一些看起来确实神色安详的漫步者。实际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在自己曾受苦的地方进行着一种微妙的朝圣。他们不顾明显的事实,不慌不忙地否认我们曾在这样的荒谬世界中生活过,否认我们经历过这种明确无误的野蛮,否认我们闻到过这种使所有活人都目瞪口呆的死人气味,最后,他们也否认我们都曾经被瘟神吓得魂飞魄散。”

这与鲁迅所说的“久受压制的人们,被压制时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乐”有何二致?

其实,关于“鼠疫”是否真的已经消逝,小说在尾声已作了预言——

“里厄倾听着城中震天的欢呼,心里却在沉思:威胁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也许有朝一日,瘟神会再次发动它的鼠群,选择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葬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