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思潮的变迁看，19世纪以降，随着工业革命、进化论、生产力主义的高涨，西方文化继“人本”之后大肆流布起了“人类中心论”（对大自然来说，“中心论”即人类集体的利己主义：“世界皆为人设计”“万物皆备于我”），它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对自然的统治欲，在刺激人类物质生活和工具生活的同时，也深深影响着社会的灵魂结构。“自然史上从来没有过像今天这样，一种生命形式威胁着这么多别的生命形式。”（霍·罗尔斯顿）。
但20世纪以来，在目睹了一系列生态灾难后，“胜天”的狂妄受到了质疑，愈来愈多的人意识到：过分强调自然对人类的使用价值，不仅伦理上不公，且意味着一种可怕的价值误区：“中心论”试图将人从自然家族中分离出来——并奋力推向高端和孤境的行为，很可能是自欺与虚妄。大自然有其天然的能量系统和生态法则，任一部位的劳损和物类的受伤都能引发全身的溃变，人类其实什么都战胜不了，每次所谓的“征服”，都是对自身的重创和削弱，都是自虐行为。于是，西方理性开始了对工业时代和物质主义的反思，抗议物对生活的压迫、工具对人的异化，并生长出了一支新的精神资源：大地伦理。
“任何事物，只要趋向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与美丽，它就是对的。否则，就是错的。”（奥·利奥波德《大地伦理》）。这意味着，人的精神触角已不再仅从族群内部系统寻找和确立价值准则，它突破了“人本”界碑，向平等的万物秩序挺进——由此推翻了以“人”为尺度的传统判断模式，使生态学变成了一种最广泛的生存伦理学，一种富有“宗教感”的生命关怀信仰。20世纪中叶以来，各种生态机构、自然保护组织、环境基金雨后春笋般生出，正是这一伦理的诉求体现。
而迟迟才步入工业时代的中国，只顾埋头享受生产力带来的初级实惠，只顾惊羡技术的威力，并未顾及到西方这场润物细无声的价值变奏。
更须重视的是，“大地伦理”在西方的深入人心，并非仅是理性反思的结果，亦非仅人类自保心理和“利害相较”所致，起主导作用的，仍是西方文化中最具根脉意义的宗教精神。
“大地伦理”的守护神即宗教伦理。宗教是一种类似儿童、妇女和老人的智慧，她教人懂得敬畏、感激与体恤，小心翼翼善待一切，尤其弱势对象……无论基督教还是佛教，其精神都有一个共核：倡导物种平等和最低消费原则，倡导生命间的关爱、承让和能量转化，倡导对欲求的节制，倡导万物和睦……这些恰好构成了对物质主义、人本消费主义的一种文化抵御。“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能起保障社会的作用，甚至使罪人得到改造，那就惟有反映在人的良心中的基督法则。”（陀思妥耶夫斯基）。克尔凯郭尔也说：“多数人的不幸并非他们过于软弱，而是过于强大——过于强大，乃至不能注意到上帝。”
今日西方，历经几世纪的改革和文明洗刷，基督教逐渐疏远了它古老威权的全能性和世俗性，实现了从权力形态向纯粹精神形态——从“实体”的历史格式向“意绪”的心灵格式之转化，其教义也从冷酷的“原罪”和“禁欲”走向对健康人性、公共美德和心灵秩序的诉求上来。借助它，人们更多地完成着一种对善恶的最高确认，对理想人格的寻找与塑造。由于世俗性的减弱，“上帝”概念不再发挥工具意义上的历史作用，它愈来愈变成一种精神角色，一种神性光芒下的人文关照，一种重视生命、呵护灵魂的福音与能量……这是一个从严厉走向温存、从苛刻走向宽容、从威慑走向抚爱的历程。
正由于基督教的这种变迁，她才与现代生命美学构成了和谐的“经纬”关系，共同编织着今日西方的信仰文化和生命伦理。神性，有力地弥补了知识理性在灵魂事务上的不足。
或许有问：即使没有宗教，单靠法律、制度、教育等理性能量，就维系不了一个和谐的生态社会吗？
前景不乐观。比如在动物保护、整治排污、严禁滥伐和过度开发上，虽然我们在舆论和监管上使出了浑身解数，却收效甚微。无论科学游说还是严厉制裁，似乎都难从根本上遏制人的贪婪。
科学是崇尚实用的，其使命乃维护人的主体利益和开发更多的使用价值，不仅未从根本上动摇“人本”功利，甚至还夯固了它；而法律更为“人本”产物，是人与人协商的结果，既属人工契约，那人就有可能随时篡改和弃用它。在社会约束力上，唯一超越科学和法律的即信仰了，尤其宗教信仰。宗教是人对神（宇宙意志）谛听的结果，反映的是最原始的心灵契约和精神秩序，它传达的并非人群意志，而是神之律令，其尊严乃天然的，无须人工假设或求证。与宗教相比，法律和制度都不具永恒性，只有历史性、地域性和集团性，它们的权威与号召力远逊于宗教。一个人可不承认、不服从法律，但他很难不敬畏宗教的善恶观，不向心目中的“神”俯首。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宗教资源丰裕的国家，对自然的保护，明显优于无神论国家（无论其生产力多么发达），比如日本，其现代理性和公民文化不可谓不发达，但因缺乏宗教伦理资源，其国民精神中的实用倾向非常大，近来在“捕鲸”问题上表现出的自私令世界震惊。
和法律的强制性不同，宗教伦理的力量在“心”，在于灵魂和精神系统。事实提醒我们：惟有在信仰和心灵的意义上，才能真正实现“大地伦理”，改善我们的地球和地球上的我们。
现在，尽管绿色概念已深入人心，可细察便发现，我们对“绿”的所有主张和陈述，都停留在对“利弊”“祸福”的分析与权衡上——比如蔬菜是否残留农药、装饰材料是否对人体有害、吃野生动物是否会染上寄生虫……说到底，这不过是在做一道如何“利己”的算术题和选择题。也就是说，我们的环保价值观，无不以“担心伤己”为心理驱动、以“利害”口吻暗示眼前的危险，同时，我们的行动也源于对“损失”的恐惧：比如急急护林，是因扑面而来的沙尘暴；比如呼吁保护某类植物，理由是它含有某治病成分……可问题是，一旦排除了这种利弊嫌疑，我们将凭何依据来确定对事物的态度？
不难料，若以这种“人类中心论”来制订保护名单和紧迫性，非但对真正的保护起不到决定作用，甚至有害：因为人常常会据眼前之需和实惠大小，在保护范围、程度、排名和缓急上拟定一种“性价比”，会通过精明计算在实用性上做筛选，从而很容易找到一种更服务眼前和地方的托辞，最终放弃远大承诺。比如，在建一座水电站和保护一种鱼类之间，决策者会选择前者——并非鱼类不重要，而是大坝“更重要”，更直接地服务当下人。
说到底，我们并没有把“大地伦理”纳入日常信仰，很多所谓的保护不过是变相自恋而已。从这个角度讲，某种保护与某种虐杀并无质别，双方来自同一个“源”——自保和利己原则。
而在西方，这种机会主义价值观，早已引起了伦理和精神的不满。自然哲学家霍·罗尔斯顿在《哲学走向荒野》中说：“我们通常关心的不是受威胁的物种，而是受威胁的人类未来……从人类中心论出发寻找保护物种的理由，本质上带有一种剥削性，尽管这种剥削很微妙……人类把其他所有物种都视为铆钉、资源、研究材料或供人娱乐的东西，这就是一种剥削了。仅仅出于对人类利益的考虑而认定物种有无价值，就像一个国家从利益角度论证其外交政策。”“人们已经学会了一些物种内的利他主义，现在的挑战是学会物种间的利他主义。挽救物种的功利理由，对于制定政策很有用，可我们就不能揭示出最好的理由，就不能弄清人类义务的全部范围吗？”
是啊，虽然我们发明了“集体主义”“奉献精神”等利他伦理，可这只是被鼓励在人类集团内部上演的故事，于人之外的事物毫无意义。人们——哪怕俗称高尚的人，也往往只留意对同类的道德，对内部成员所负的责任，却完全忽视了对大地、万物、宇宙的道德和责任……而“大地伦理”的美德在于：它把“责任”探出了人类边界——试图将人类义务的“全部范围”搞清楚！
在对待自然上，若不能摆脱“利己”的欲望纠缠，若没有类似宗教那样的虔敬态度和终极信仰，无论我们理性知识上再发达，也只能算临时和保守处理了人与外界的一种短期关系——一种机会主义的“实用外交”。
3
中国文化中一直深藏着一种执拗的实用和拜物情结。随着儒学的权力化与道家的世俗化，国人的生存精神中愈发缺少一种超功利的、对抗物质人生和私己性的基因。从古典的经世之用到现当代“天不怕地不怕”“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英雄实践，从政治生产力到技术生产力，无非对物质主义的一次次阐发。
和欧美相比，中国更多的是政治话语和世俗的物用精神。基督教虽在近代影响中国，但1870年的天津教案与义和团灭洋运动，都验明着国人对上帝的误解和恐惧。唯一的本土宗教——道教，却是以炼丹、采补、房术、画符掐诀为工具，以养寿延年、滋欲纵乐为取向……这种超强的自恋和利己与世界宗教精神已相去甚远。而先民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始终也未发育成一种普世的生存精神，渗入国人的日常细胞和里髓中去，顶多作为一种价值幻象，成了少数士人淡漠世嚣的文化掩体。
20世纪，随着政治意识形态对宗教残留及传统文化的猛烈扫荡，国人在世俗精神的路上就再也没障碍了。代之而起的政治伦理，脆弱性显而易见，“唯物论”“斗争说”非但不抵御实用主义，反而本质上更怂恿物质精神，鼓励向万物宣战。所以，一旦商业大潮涌至、生产力号角吹响，中国的“俗世”底子立刻敞裸无遗，毫无精神植被的覆盖。一个几乎什么都不信、拼命求实唯物的群体，还有什么禁忌和敬畏呢？上不封顶、下无底限，肆无忌惮、海阔天空的“通吃”即成必然。
饮食上的“无法无天”，背后不正是精神上的“无法无天”吗？
（2002年）
为什么不让她们活下去
革命肉体的洁癖
电影中，不止一次看过这样的情景：美丽的女战士不幸被俘，虽拼死反抗，仍遭敌人侮辱……接下来，无论她怎样英勇、如何坚定，多么渴望自由和继续战斗，都不能甩开一个结局：殉身。比如敌群中拉响手雷，比如跳下悬崖或滚滚怒江……
小时候，面对这样的情节，在山摇地撼、火光裂空的瞬间，在悲愤与雄阔的配乐声中，我感到的是壮美，是激越，是紧挨着悲痛的力量，是对女战士的由衷怀念和对法西斯的咬牙切齿。
成年后，当类似的新版画面继续冲来时，心理却渐渐起变。除了对千篇一律的命运生厌外，我更觉出了一丝痛苦，一缕压抑和疑问……那象征“永生”的轰鸣似乎炸在了我胸中央，我感到了一股毁灭之疼，死亡的惊恐。
为何不设置一种让其逃脱魔窟、重新归队的结局？为何不让那些美丽的躯体重返生活和时间？难道必须去死？她们就没有活下去的理由和愿望？难道她们的“过失”必须以死相抵吗？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创作心态？
终于，我懂了：是完美主义的要求。是革命洁癖的要求。
不错，她有“过失”，她唯一的过失就是让敌人得了手。在革命者眼里，这是永远的痛惜，永远挥不去、擦不掉的内伤。在这样的大损失面前，任何解释都不顶事，对女人来说，最大的生命污点莫过于失身——无论何种情势下。而革命荣誉，似乎更强调这点，不仅精神纯洁，更要肉体清白，一个女战士的躯体只能献给自己的同志，决不能被敌染指。试想，假如她真的有机会归队，那会是怎样一种尴尬？怎样一种不和谐？同志们怎么与之相认？革命完美主义的面子怎受得了？
唯一出路只一个，即所有编剧都想到的那种办法。在一声訇响中，所有耻辱都化作了一缕腥红的硝烟，所有人都如释重负，长舒一口气。硝烟散尽，只剩下蓝天白云的纯净，只剩下美好的往事，只剩下复仇的决心和升级了的战斗力……
这是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却是所有人都暗暗希望的。
她升华了，干净了，永生了。她再也不为难同志们了，再也不令自己人尴尬了。她成全了所有的人生观众。
这算不算一种赐死？
我不得不佩服编剧的才华和苦心。他们都那么聪明，那么为革命荣誉着想，以死雪耻，自行了断，既维护了革命的贞洁牌坊，又不让活着的人背上心灵包袱，谁都不欠谁的……说到底，这是编剧在揣摩革命逻辑和原则行事，尽管正是他，暗中一次次驳回了她继续活下去的请求，但他代表的却是自己的阵营，是整个集团的形象工程。他是称职的。
失身意味着毁灭，这层因果，不仅革命故事中存在，好莱坞电影里也有。
《魂断蓝桥》我喜欢，但不愿多看，因为压抑，因为“劳拉”的死。我更期待一个活下来的妓女，一个有勇气活下来的妓女，一个被我们“允许”活下来的妓女……若此，我会深深感激那位编剧。
让一个曾经“失足”的人有颜面地活着，难道给艺术丢脸？
是什么让艺术变得这样苛刻和脆弱？这样吝啬和不宽容？
其实是一种隐蔽的男权，一种近乎巫术的大众心理学，一种“法老”式的对女性伦理和生命角色的认定（即使在以“解放妇女”为目标之一的革命运动中也不例外）。为此，我认定那个暗示“劳拉”去死的编剧乃一俗物，我喜欢它也仅仅因为前半部，因为婓文丽那泪光汹涌的眸子。
看过两部热播的公安题材电视剧：《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和《永不瞑目》，作者海岩。不知为何，当剧情刚展开至一半，比如那位女警察欲罢不能爱上了香港黑社会老大的弟弟，比如那位卧底的大学生被迫与毒贩女儿有了肌肤之亲，我脑子里忽闪过一丝不祥之兆，似乎已预感到她（他）必须死了……不仅因为她（他）犯了规，违反了职业纪律，关键在于其身子出现了“不洁”——这是为革命伦理难以谅解的“罪”啊。开始我还盼着自己错了，希望我的经验过时了……但很遗憾，那经验仍很“先进”。
或许作者就是那样的道德家吧，有着难以启齿的洁癖。也或许是自我审查所为，不这么写，即无法从革命伦理的标尺下通过。
贞操、完美、亵渎、玷污、耻辱、谢罪、洗刷、清白……
世人竟臆造了那么多凌驾于生命之上——乃至可随意取代它的东西——甚至铸造出了命运的公式！
这让我想起了自然界的一种哺乳现象：据说一些敏感的动物，倘若幼崽染上了陌生的气味，比如与人或其它动物接触过，其生母往往会将之咬死。原因很简单：它被染指过了，它不再“纯洁”。
对女性身体的“领土”想象
印度女学者布塔利亚？乌瓦什在《沉默的另一面》中，记述了1947年，随着印度和巴基斯坦宣布分治和独立建国，在被拦腰截断的旁遮普省发生的一场大规模流亡和冲突：以宗教隶属为界，印度教、锡克教人逃向印度，伊斯兰教人涌向巴基斯坦。短短数月内，一千二百万人逃难，一百万人死亡，十万妇女遭掳掠。作者以大量实录记述了这场人类灾难，尤以女性遭遇最为惨烈：为防止妻女被玷污，大批妇女被男性亲属亲手杀死，或自行殉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