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源泉公馆坐落于武汉新洲区仓埠镇南下街。据史料记载，1931年，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第6集团军陆军上将的徐源泉，耗资10万大洋在仓埠镇建成占地面积4230平方米的徐公馆，公馆建成后徐派出了两个连的兵力保护。公馆外观雄浑壮丽，内里装饰美轮美奂。公馆的地下室有一条秘道，传说宝藏就埋在这条秘道里。“文革”期间，曾有人在徐公馆附近挖花坛，结果挖出了一条深可过人的地道。由于当时挖开的地道中不断冒出腾腾的水汽，众人怀疑地道下可能有机关和毒气，就没敢下去。
1984年全国文物普查和1989年文物补查时，包括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在内的专家组多次对徐公馆和徐源泉的亲属、街坊进行了仔细的寻访，结果并未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为搞清徐公馆的藏宝之谜，1994年，时任新洲区文物管理所副所长的胡金豪，专程探访了徐公馆东厢房下的密室。他仔细地清扫了这间仅几平方米大、空无一物的密室，并细细敲打每一面墙砖，察看里面是否藏有机关。胡金豪发现，密室墙上没有糊上泥巴，有一面墙的砖还参差不齐，似乎墙是临时砌上去的。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作进一步的调查。胡金豪认为要论定徐公馆地下是否藏有清东陵宝藏，至少还有几点需要核实：孙殿英是否将东陵宝藏送给了徐源泉？徐源泉是否将宝藏埋在了徐公馆地下？从徐公馆建成到1949年徐源泉离开大陆期间，他有没有将宝藏移往他处？而这些在史料上都无记载，所以论断徐公馆埋有东陵宝藏尚为时过早。
1994年9月18日，胡金豪还走访了当时已93岁高龄的徐公馆女佣袁一全，并作了现场笔录。袁一全回忆说，孙殿英盗东陵，徐源泉是司令，因此发了财，就用这笔钱修建了徐公馆，当时盖房用的是武昌城墙上的砖。公馆建成后，国民党曾在徐公馆附近枪毙人，不少人怀疑被枪决的人都是修房的工匠。胡金豪随后还走访了60多岁的夏名老人，夏家曾与徐公馆相邻。据夏老转述其父亲的说法，1931年6月15日，红军打下仓埠吋，号召穷人分富人的财产，夏家因此分得徐公馆的一个明代花瓶。但红军走后，分走的财物又都被徐家要回去了，徐公馆的财宝并未丢失。
而世代居住在新洲区仓埠街的林庚凡老人则提供了另一种说法。林庚凡是徐源泉姐姐的养子。据他介绍，10岁时曾到过徐公馆玩耍，那时徐公馆富丽堂皇，地道里尽是值钱的宝贝。徐源泉喜欢骑高头大马，还有许多卫兵，徐源泉的妻子当时有一顶凤冠金光灿烂。1940年，徐公馆一度成为日本驻军的兵站，自此他再没去过徐公馆。他认为，徐公馆的地下可能藏有清东陵宝藏。
经过多方寻访和调查，胡金豪认为清东陵被盗的部分财宝藏于徐公馆不可信，只是民间的一些传言以及某些研究人员的推测而已。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就听到附近的老人传说徐公馆可能是宝藏所在地。早些时候，文物部门曾对徐公馆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维修工作，但未发现有传说中的藏宝地道。
另外，公馆原主人徐源泉的儿子徐钧武也接受了采访。徐钧武说，父亲徐源泉曾任国民党第6集团军陆军上将，而“东陵大盗”孙殿英为其麾下第12军军长。1928年，孙殿英秘密挖掘了清东陵慈禧和乾隆墓，盗窃了大批金银财宝。作为孙的顶头上司，徐源泉因此被怀疑受了贿赂。建于1931年的徐公馆只是一幢普通的2层木质建筑，有一个普通的地下室，自小离家的徐源泉和家人并未在此居住。抗战胜利后，父亲卸甲还乡，一直住在武汉市区。1948年他到广州开会，写信让徐钧武去。徐钧武去了才知道，父亲已决定不回武汉了。1949年，父亲飞往台湾时并未带多少行李。徐钧武认为如果有东陵财宝，父亲肯定会让他带过去，或嘱咐他将宝藏转移。而他从未听说有东陵宝藏的事，徐公馆藏宝的可能性不大。
看来清东陵遗失的大批宝藏依然下落不明，只能期待历史学者和考古学家的进一步调查，找到遗失的宝藏。
秦始皇的父亲是谁
“千古一帝”秦始皇是中国第一位皇帝，他是继秦庄襄王（子楚）之位，以太子身份登上王位的。秦始皇的母亲赵姬，曾是吕不韦的爱姬，后来被献给子楚，生嬴政而被封为王后。历史上关于秦始皇父亲是谁的猜疑不断。
吕不韦本来是河南濮阳的巨富，是远近闻名的大商人。野心勃勃的吕不韦不但想拥有钱财，而且对权力也跃跃欲试。于是他精心策划了一场政治阴谋。他来到赵国首都邯郸，主动拉拢当时在赵国当人质的秦太子子楚，他知道子楚奇货可居，于是倾大量钱财在政治上扶持子楚。他想尽一切办法让子楚成为正受宠幸的华阳夫人的义子，不久就当上了皇太孙。接着秦国不断出大事，秦昭王、孝文王相继不明死去。于是子楚顺利登上王位。吕不韦被封为丞相。有一次，子楚与吕不韦一起欣赏歌舞。吕不韦有一个宠姬名叫赵姬，美貌而善舞，子楚一见倾心。子楚请求吕不韦将赵姬送给他，吕不韦很不高兴，但他不惜大量金钱扶持子楚，为的就是谋取政治权力，于是他忍痛割爱，将赵姬作为政治投资送给子楚。然而赵姬已有身孕，后生下一个男孩即嬴政。
子楚仅在位3年就去世了，嬴政登基，尊称吕不韦为相国。吕不韦认为嬴政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让嬴政喊自己为“仲父”并掌管全国政事，还被封为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阳万户，家中奴仆万人，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朝野的大人物。吕不韦的阴谋实现了。
但有人认为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是没有依据的。他们引证《史记》和《战国策》从中分析这一说法的荒谬。况且秦始皇的出生时间也能推翻这个说法。如果说赵姬在被献给子楚时已有身孕，那么根据嬴政出生时间算是不符合生育规律的。可见，秦始皇的生父应该是子楚，而非吕不韦。从史料看，秦始皇也从没把吕不韦当做自己的亲人，他登基时年纪尚小，朝政由吕不韦把持，但当他逐渐长大，就开始和吕不韦争夺权力，最后嬴政一步步解决掉吕不韦，根本看不出他们之间有任何亲情关系。秦始皇究竟是谁的儿子，这段个人隐私，终成为一个千古之谜。
韩非之死
韩非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公元前233年，韩非死于秦国。关于韩非的死因，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直至今天在史学界也尚无定论。
据《史记》记载，韩非出身于贵族世家，与后期在秦国发迹起来的李斯同为荀况的得意门生。韩非不善言谈，但却写得一手好文章，就连李斯也自愧不如。当年韩非上书韩王力主变法，建议未被韩王采纳，他继而著书立说，详细阐述自己的主张。韩非的著作不胫而走，传到秦王手中，秦王读后钦佩不已：“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于是，秦王下令攻打韩国。不久，韩王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得到韩非很高兴，但却没有重用韩非，后来竟将他关进监狱，使其服毒而死。这是为什么呢？司马迁著《史记》，认定韩非是死于李斯、姚贾的妒忌与陷害。
一般认为，韩非是韩国名正言顺的使者，肩上扛着拯救韩国危亡的重担。初次见到秦王，韩非就担当起了使者的重任，陈述了韩国对秦国的一贯忠诚，并指出如果将韩国当做敌国来对待，就必然促进六国合纵的形成，对秦国将大大不利。不如联合韩国去攻打赵国，这样才有利于秦国的统一。这次谈话，可能是受到保全韩国利益的重压，又可能是为了显示使者的气度，也可能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口吃，韩非慢条斯理地陈述着，这和他文章中体现出的犀利判若两人。所以，秦王听了感到有些提不起精神，有一种昏昏欲睡的状态。这让秦王有点儿大失所望，但是，秦王还是对韩非表现出极大的宽容。第二次谈话，秦王仍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然而现实中韩非的闪烁其词、拖泥带水和书中的锋芒毕露、痛快淋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让秦王的情绪也随之低落，没有了与韩非交谈的欲望。
一次，秦王嬴政把韩非的奏折交给李斯审阅，李斯认为韩非来秦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韩国，而是为了他自己，为了接近秦王，从而实现他自己的理想和抱负。韩非如果被秦王认可，则必然会影响到自己的地位，所以李斯对秦王说决不能听从韩非的话，韩非来秦国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秦国，而是通过让韩国继续存在，借以提高自己的地位，然后从秦国窃取利益。只要秦国和韩国的关系密切，韩非的地位就会提高。也就是说，韩非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私欲。看了李斯的奏文，秦王嬴政对韩非来了个冷处理，既没有重用韩非，也没有放韩非回国。
李斯一直把韩非当成敌人，可以说他是韩非的第一个敌人，而韩非第二个敌人就是姚贾。某天，秦王召见韩非，想听听他对策士姚贾的看法。姚贾来自魏国。几年前当四国要成立抗秦同盟时，姚贾曾经到各国游说，试图阻止同盟。韩非认为姚贾属于欺诈之人，以秦王之名，行私交之实，并且没有消除各国对秦国的敌意。因此，秦王嬴政一问，韩非就直言不讳，把姚贾贬得一文不值。秦王嬴政立即召来姚贾责问，姚贾摇唇鼓舌，百般辩解，终于蒙混过关。因此，他对韩非恨之入骨。这样，韩非就在无意之中树立了敌人，并把姚贾推到了李斯一边。两人狼狈为奸，必欲置韩非于死地。据说韩非在狱中服毒而死，就是李斯送的毒药。
但是，西汉刘向编纂的《战国策》一书，则持另外一种观点。据《战国策》记载：楚、吴、燕、赵四国联合一起对付秦国。其间，姚贾自愿出使四国，制止了四国的联合行动，受到了秦王的重赏。而韩非却在秦王面前讲姚贾的坏话。他先是攻击姚贾以秦国的财宝贿赂四国君主，是“以王之权、国之宝，外自交于诸侯”；后又以“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来揭姚贾身世。但姚贾对秦王说，以财宝贿赂四国君主是为了秦国的利益，如果是为“自交”，何必再回到秦国；至于出身的卑贱与否并不妨碍他效忠秦王。秦王听后，信任了姚贾而杀掉了韩非，这就是说秦王出于自己的判断，决定信任谁而除掉谁。
上述两种观点，后人信任《史记》之说者居多，但也并不排除司马迁的观点是一种个人偏见。
韩信之死的是与非
韩信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将军。韩信竭心尽力助汉高祖刘邦打天下，为刘氏的大汉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当大功告成之后不久，韩信却被刘邦处死。韩信何故被杀，在我国史学界一直对此有所争论。
一种观点认为韩信居功自傲，蓄意谋反，应该被杀。
学者认为韩信与刘邦最早的隔阂是自请封王时，在平定三齐之后，韩信上书刘邦，自请代理齐王。后来，韩信对刘邦没有主动封其为王而深表不满，借故不肯发兵，致使刘邦在固陵一役吃了败仗。对此，刘邦极为恼火，只是迫于当时形势，不便立即诛之。以后随着局势的稳定，韩信也就成了刀下之鬼。
司马迁、班固、司马光以至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清代史学家王鸣盛等人，都认为韩信被杀是罪有应得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汉高帝》中，发现韩信被杀是自己造成的恶果。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信自立为假王》中，也认为韩信自立为王，已种下被杀的祸根。韩信早在楚汉战争紧要关头时就曾逼刘邦封他为齐王，完全暴露了野心家的面目。因此，楚汉战争一结束，刘邦就夺了韩信的兵权，并把他封为楚王。韩信到楚后，野心不死，巡行所辖县邑，出入阵列兵仗，被人告发。刘邦采用了陈平的调虎离山之计，以出游会诸侯王于陈为名，乘韩信前来朝会之际，逮捕了他。
刘邦念其功大，赦免了他，改封为淮阴侯，使居长安。韩信从此“常称病不朝从”，“日怨望，居常怏怏”。公元前200年，他勾结握有重兵的边将陈豨，再次阴谋叛乱。公元前197年，陈豨在代地叛乱，刘邦率兵亲征。韩信托病不与相随，并乘机派人与陈豨约定，他在长安里应外合。正在这时，他的阴谋也再次被人告发。于是，萧何与吕后设计捕杀了韩信，消除了分裂的危险。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韩信死得无辜。据当时的情况分析，韩信在重兵在握之际，从无反叛之意，而当困居长安之时，怎会突生反叛之举呢？何况告发韩信有意谋反的人，是韩信准备处死的一名罪犯的兄弟。这人的话可信吗？如果韩信真是谋反逆臣，那么为何在抓获韩信后立即处死，并不将韩信的罪过昭示众臣呢？由此有人认为，在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凡功高盖主的忠臣良将，大都无好的下场。其原因很简单，善打天下的猛将，对封建帝王的独裁统治，无疑是最大的威胁。因此，韩信被杀似乎有更深刻的政治因素。
张良最终归何处
汉初名相张良，为大汉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这样一个大功臣，在汉建立后他的去向却众说纷纭，有的认为他归隐山林学道成仙了；有的认为他善始善终地在汉朝做官直到终老天年。
第一种说法流传甚广，认为张良在汉朝建立后，目睹刘邦大肆杀害有功之臣，“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悲惨景象，深深地刺痛了张良，他不愿看到昔日并肩作战的将士死去，也怕连累到自己，于是推托身体多病，不能胜任繁重的朝廷事务，辞官归隐。刘邦真诚而恳切地多次挽留，张良还是毅然决然而去。这种说法被后世演绎成各种故事、戏剧和小说而广泛流传。
据《仙释志》记载：“张良，相传从赤松子游。有墓在青岩山，时隐时现。”《陵墓志》也记载：“汉留侯张良墓，在青岩山。良得黄石公书后，从赤松子游。邑中天门、青岩各山，多存遗迹。”历史上，张良确实曾在封侯之初，便向刘邦作了“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的表白。综合上述记载，张良归隐确实很有可能。
司马迁在《史记·留侯世家》中也进行了详细记载：刘邦想废黜太子，立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为太子，大臣们多次劝谏，都不能使刘邦改变主意。汉十二年，刘邦病得非常严重，想赶快完成确立太子一事，张良以死上谏，刘邦不听，张良便说自己有病，不再管朝廷之事了；并对刘邦说愿意抛弃人间俗事，跟随赤松子四处云游。后人根据司马迁这段话，推测张良的结局是归隐山林。
第二种说法也很有道理，而且也是与太子废立一事相关。刘邦打算废掉太子，吕后知道此事后，十分着急，于是，吕后派人向张良讨计策。张良说：“这是难以用口舌来争得胜利的。皇上有四个招不来的人，这四个人已经很老了。因为皇上待人轻慢无礼，他们逃入山中，不愿做汉朝的臣子。但是皇上认为这四个人高尚，不爱名利。现在可以让善辩之士持太子亲笔信，用谦恭的言辞再三请求他们入宫，这样做他们就会回来，入宫之后，要以贵宾之礼相待，让他们常常入朝，并让皇上见到他们。这对太子很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