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在读博士讲了这样一件事：小学读书时，家里很穷，两元钱的学费都很难付得起。有一次母亲为奖励他考试得了第一名，给了他五毛钱零花钱，他非常高兴，但很快有些犯愁：这五毛钱该如何花呢？应该买练习本吗？能买一个，因为他的练习本已快用完了。但学校边上卖的三毛钱一个的烧饼对他的诱惑力也不小。有一次同桌小伙伴让他咬了一小口烧饼，那味道之好，以至于让他觉得哪天有钱时一定要吃个够。但显然，他无法同时实现两个愿望，二者只能择其一。在反复权衡了两天后，他最后的选择是：花两毛钱买了一张白纸，裁订成一个小练习本；剩下的三毛钱则买了一个烧饼。
这位博士长大后，他再也不会为到底是买练习本还是买烧饼发愁了。但生活、工作中，我们还是常常会面对几乎同样的选择：也许你正想更新一下手提电脑，同时家中那台用了八年的彩电也应该更新了。在反复权衡后你还是选择了先买电脑，用电脑工作赚回的钱来买彩电。
我们所处的社会最大的遗憾就在于：人的需求是无限的，而物质总是有限的。从个人到家庭再到国家，都面临同样的一个问题：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而财力却总是有限的。那么，面对有限的财力，如何能最大限度地用好它呢？
相对于人们的欲望，资源总是稀缺的。经济学就是要讨论如何使原本有限的资源能最大限度地使人们获得满足。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是现代经济学的中心任务。
那位博士小时候面对的“五毛钱如何花”就是经济学所要研究的问题。当然，他最后的选择是既满足了学习的需要，又满足了解馋的需要，从而使这五毛钱花得最值，即不自觉地符合了经济学的要求。
那么，解决“有限的钱如何花得最值”这个问题到底又取决于什么呢？如果小时候妈妈在给他五毛钱时规定只能用来买练习本，他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不可能还能用它买烧饼，这五毛钱肯定花得没有他自己决定的那样值。看来，有限的钱如何花得最值还取决于某种配置。
这种“配置”在现代经济学中就称为“制度”。在经济学中“制度”的含义十分广泛，既指一切法律法规对权利的界定，甚至也指传统、习惯与习俗，它构成了稀缺资源配置的一个最大的约束条件。“制度”直接影响到资源配置的效率高低，也就是说，直接影响到有限的钱花得是不是恰到好处。
“制度”在决定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如此重要，以至于有时比个人决策在决定资源配置方面还重要。如果我们买东西时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商品，我们一定认为那笔钱花得最不值、最不经济；尽管我们个人在购买东西时很小心，还是有上当受骗的时候。而如果在制度安排中，对商品生产者的市场准入控制得十分严格，对制作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者能进行事后的严厉惩罚，并且惩罚带来的损失超过其因制作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带来的利润，等等，那么，我们有限的钱至少可以因为少上当而花得更值。
正因为制度安排在决定资源配置的效率方面如此重要，现在经济学除了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外，还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制度决定因素。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使有限的钱花得最值，使资源配置的效率最高。
在中国的制度经济学研究中，最热门的词汇之一是“寻租”。
“寻租理论”最早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它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1974年，美国的经济学家克鲁格首次公开发表了《寻租的政治经济学》一文，深入研究和探讨了由于政府对外贸易的管制而产生的对租金的争夺活动。这篇文章因此成了现代“寻租理论”的里程碑，克鲁格因此也被视为“寻租理论”的鼻祖。
根据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的定义，寻租是指通过国家的保护所产生的财富的转移，旨在通过引入政府干预或者终止它的干预而获利的活动。寻租者通过特殊的地位或者垄断权力将本应该属于别人或者公众的财富转移到了自己的手中。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寻租活动呢？因为社会有设租的存在。许多行业都规定了特殊的经营群体，这样由于进入的限制，人们为了进入这些领域，就需要开展寻租活动，争夺经营权；由于特殊行业的管理者拥有绝对的审批权力，是人们公认的“肥缺”，所以很多官员就开展寻租活动，争夺这个权力以及权利。
“寻租理论”认为，寻租存在的根本原因就是政府行政干预的存在。行政干预越多，管制越多，寻租的机会就越多，社会资源的浪费就越严重，负面的效益就越大。图洛克把寻租看成是“负总和的游戏”。所谓“负总和”，就是说财富根本没有任何增加，只是从一个人的手中转到了另外一个人的手中，而财富在过手的过程中还要损失一定的交易成本。就整个社会效益来说，寻租活动创造的是一个负值，社会的财富减少了。
如何才能减少甚至消灭寻租活动？
首先，限制政府官员的权力。那些政府中不受权力约束的官员是寻租活动的根源，因为政府也是由人支配的，政府官员也是理性有限的经济人，要限制寻租活动，首先就要通过制度建设约束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和权力，制止权力的滥用。
其次，要尽可能依靠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减少行政审批项目，也就是说要减少人为“设租”的可能性。
最后，要增加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加强社会公众和舆论的监督。最大限度地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使公众对政府的决策、审批有合法的知情权。
在可能的情况下，当内部的阻力足够大的时候，借助外在力量的推动来减少寻租活动也不失为一种比较好的办法。因为自己的刀有时候削不了自己的把儿。比如国家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契机，大量削减行政审批，向国际接轨，这就是借助外力推动的最好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