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着了，我们就揪它们的耳朵。”我凑近女儿的耳边，悄悄地告诉女儿，我们之所以要晚点去，在没有人的时候去，说不定还可以骑一下骆驼。女儿听了，一下子信了，两眼放光，显得十分期待。在老家，孩子只骑过牛，而且只有男孩子才敢，女孩子谁敢呢？但是如今在爸爸的守护下，她要骑骆驼了，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呀。
我没有告诉女儿，之所以等待，其实是要翻门而入。我带着女儿，坐在动物园对面的马路牙子上，看着人们一波波向外边散去。夜色慢慢地深了，动物园慢慢地暗淡下来，整体看上去真像一只迅速长大的野兽，顺着动物园的围墙向里看，能够看到一棵棵树摇晃得厉害，像是野兽恢复了野性，要趁机伏击这座城市。
动物园位于上海的西郊，处于虹桥机场边上，加上周围全是高档的别墅区与五星级的西郊宾馆，所以这个地区是上海最幽静的地方。在大城市，越是吵闹的地方越是穷开心的地方，越是幽静的地方越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出没的地方。
随着天空完全黑了下来，动物园又像是一个水壶，被掀了个底朝天，流干流尽最后一滴，被人们喝空了。那铁门咣当一声，就被关上了。女儿有点吃惊地站起来，指着大门对我说：“爸爸，你看看，门锁了。”
“不应该呀，明明是二十四小时的嘛？”我也站起来，装作很吃惊的样子。看着两个保安把两扇铁门关起来，加上一把大锁，然后推着自行车消失了。又等了半个小时，动物园门口的小商小贩，也陆续撤走了，四周完全安静了。只有马路上路过的小汽车在奔驰。
我摸了摸女儿的头说：“门关了好，我们就不用买票了。四十块一张，两张八十块呢。”然后拉着女儿，向动物园一步步靠近。
女儿问：“爸爸，你有钥匙呀？”
我从地上捡起一片树叶子：“当然，一片叶子就是一把钥匙，一朵小花也是一把钥匙。只要你想，就没有打不开的门。你相信爸爸吗？”
女儿说：“相信爸爸。我是爸爸的女儿，哪有爸爸骗女儿的呀。”我有点惭愧，把那片叶子在风中挥了挥，然后扔掉了。
我说实话了：“我们翻门。你翻过门吗？”
女儿说：“我没有翻过，但是那些男同学翻过，他们经常翻门去看电影。”
我问：“你敢吗？”
女儿抬头看了看我：“过去不敢，但是现在敢。”
我问：“为什么？”
女儿说：“有爸爸陪着，我就敢了。”
听到这句话，我的眼睛有点湿润了。我真有点后悔了，后悔为了节省这八十块钱，让女儿经受这样的折磨。但是，如果真的买票进去了，那我们父女之间一辈子恐怕就没有这么奇妙的经历了吧？同样的景色，从正面与反面去欣赏，肯定是不一样的，有时候在黑夜中，世界才会露出最真实的面目。
装作从大门旁边经过的样子，我们来到紧锁的大门旁边。这铁门足有两米高，上边是刺刀形的围栏。说时迟那时快，我“呼”地蹿到门上边，等我伸手要拉女儿，她却说：“爸爸，翻门不好吧？这不是小偷吗？”
还没有等女儿回过神，我一把把女儿拉了上去，再把她轻轻放到地上，然后自己跳了进去。两分钟，我与我的女儿就站在一扇大门里边了。女儿随后一直追问：“我是怎么跑到里边的，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我就告诉她说：“你是飞的，当你一闭眼睛，翅膀就长出来了。”
女儿笑着说：“嗯，好像是飞。小鸟也会飞，所以说小鸟也不是小偷。”我知道，这是女儿在自我安慰。我感觉到，一直生活在老家的女儿，过着比我还艰苦的生活，但是她的心并不比我低。
我们跑到一片树林中间的草坪上，才放心地坐下来。我问女儿，害怕吗？她说，在有灯光的地方挺害怕的，总怕背后被人抓住了。但是现在就不怕了。
我问：“这又为什么？”
女儿说：“黑漆漆的，人家还以为我们是一棵树呢。”
当你融入一片夜晚的树林之中，随着有点寒意的风刮起来，那一棵棵影子婆娑的树，真像是在四处走动一样，与漂泊的夜游人，看上去还真没有太多的差别。我一抬头，发现有一弯上弦月，挂在西边的天空，虽然缺了半边，但是依然很亮。这是我在上海看到的最健康的月亮了。
我指着月亮问：“你看那月亮像什么？”
女儿说：“像一把镰刀。”
我问：“你再看看像什么？”
女儿说：“像一片柳树叶子。”
我问：“再看看，到底像什么？”
女儿说：“像爸爸的脸。”
我没有再问下去。我明白，女儿开始说月亮像镰刀，那是在课本上学到的，是老师教的；说月亮像柳树叶子，那是女儿自己的比喻；说月亮像爸爸的脸，那是女儿在老家想爸爸时，经常对着月亮浮上心头的意境。女儿才十三岁，十三岁啊，她已经在不停地欣赏着月亮，忍受着思念亲人的煎熬。在如今这个社会，谁说只有背井离乡的人才有思念呢？这些留守着的孩子的思念，比我们这些流浪的人恐怕更加惨烈。
我拉着女儿，顺着一条小路，朝动物园的深处走去。经过一个湖泊的时候，也许是风声太大，也许是我们的脚步声，惊动了栖息在树木上的天鹅。它们鸣叫着，拍打着翅膀，一会儿冲上天空，一会儿又落于水面。我告诉女儿，这是天鹅湖，刚才惊飞的，就是天鹅了，它们长着雪白雪白的羽毛，有一双修长的腿，那脖子弯弯的。
我不知道怎么给女儿勾画天鹅的样子，突然想起了骆宾王的诗，于是念了起来：“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女儿虽然什么也没有看见，一时无法想象天鹅与鸭子有什么差别，她还是对我说：“我知道，它们会跳舞的。”女儿所说的，应该是芭蕾舞“天鹅湖”中描写的，那段有关公主的凄美故事吧？
越往动物园深处走，越让人提心吊胆，你一时真的很难分清，这些树林里会不会突然冲出一头怪物来。开始走了几个笼舍，发现一只动物也没有。我知道所有的动物都进入笼子里睡觉去了，就是白天它们有时候都不会出来，何况是晚上呢。每到一个地方，我只能借着暗淡的月光，凭着标牌上的文字，给女儿指着说，这是老虎待的地方，这是猴子待的地方，然后再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进行一些描述。与其说是夜游动物园来了，不如说是我们讲故事来了。
但是一路上，女儿还是十分高兴。接下来碰到的事情，是比较幸运的。当我们准备往回撤，通过一座吊桥的时候，我对女儿说：“我们在这里坐一会儿吧。”当我们刚刚坐下来，就听到有什么东西，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在由远及近地向这边走来。
女儿说：“赶紧跑吧，爸爸。”
我说：“再等等，说不定真是一头骆驼。如果是骆驼，我就让你骑着它转一圈。”
女儿说：“要是一只狼呢？那怎么办？它会吃掉我们的。”
我说：“这里的狼由于长期不用捕食，牙齿都坏掉了。你看看城市里的猫，是不是不会抓老鼠了？而且狼都在笼子里关着哩。”
女儿说：“骆驼不关吗？”我不知道骆驼是不是关着的，正当我一时无法回答时，那东西已经跑到了一丈远的地方。它一边走，一边低着头，在啃地上的小草，有时候也抬头啃一啃空中的柳枝。趁着淡淡的月光，我模糊地感觉，应该是一只温顺的动物。
女儿说：“好像是一头牛。”
我说：“动物园只有稀奇的动物，牛没有资格进入动物园的，不应该是牛吧？”
女儿说：“真的是牛，和我们老家的牛一模一样。”
等这头牛走近了，我才发现它摇着尾巴，一边啃着小草，一边打着响鼻，看上去真和我们老家的黄牛很像。但是凭着它身上的斑纹，一道白，一道黑，像马路上的斑马线。我很快就明白了，它不是牛，它是斑马。我是第一次看到斑马，所以十分兴奋地对女儿说：“这是斑马。”
女儿已经忘记了害怕，站起来一步步向它靠过去，从地上揪了一把小草喂过去。竟然趁机伸手摸到了斑马的头，还揪了揪斑马的耳朵。斑马并不在意，还是自顾低头吃草。一会儿，又有一匹斑马，从不远处的树林中钻出来，朝这边走了过来。
两匹斑马伸出头，相互蹭了蹭，算是打个招呼。它们也许是一对父女，相约了在这月光下，一起溜达溜达。
我说：“你想骑它吗？”
女儿说：“不想。”
我说：“为什么不想？”
女儿说：“那会吓跑它的，我想和它们多待一会儿。”
月亮一会儿就落下去了，这里又是动物园的深处，所以显得特别阴暗。这两匹斑马也许看不到小草了，也许是已经吃饱了，一前一后朝树林深处走去。我与女儿也结束了这段夜游，翻过那扇紧锁的大门，重新回到了现实的吵闹之中。
对于这次游园，我是很内疚的，除了那两只斑马之外，事实是什么动物也没有看见，连老虎的一声长啸也没有听到。但是女儿在随后的几天，却不时地提到这些动物，她不仅仅说到斑马，说斑马身上的毛很光滑，说它呼出来的气息十分温暖。而且她还根据我的描述，讲了老虎的牙齿与长颈鹿的脖子，好像这一切都是她亲眼所见一般，那么真切与生动。
4、女儿与半瓶可乐
正月初七这天，按照统一的放假安排，大部分单位要上班了。人们一下子又从四面八方冒了出来，整个城市一下子显得拥挤不堪。对一般人而言，过年就是一场阑尾炎手术，把一年中的不愉快与劳累，统统地割掉。人们一个个像从医院痊愈了，变得精神抖擞起来，这个城市又繁华热闹起来。
对于我这些混得不怎么样的漂泊者来说，没有回家过年犹如雪上加霜，病情更加严重，内分泌失调了，或者说又恢复了强烈的反差，把我们映衬得更加孤独与无奈。
我们报社属于一家小型的机关报，是与主管单位一起放假一起收假的。初七一早，我早早起床，跑到外边买了两个包子与一杯豆浆，回到出租屋作为女儿的早餐。这么多年，我自己没有吃早餐的习惯，是因为平时太忙了，起床后都是直奔单位，跑到单位又要采访、写稿，所以早餐与午餐一起吃，晚餐与夜宵一起吃。甚至很多时候只吃一顿饭，整个一天就解决了。
看着女儿吃完了早餐，我说自己要去单位上班，中午是回不来的。她只能一个人待在家里。如果饿了，自己下面条吃，渴了自己烧水喝。我相信女儿能够料理自己的生活，在老家这么大的孩子，基本都是自己料理自己。我准备出门的时候，女儿突然喊了一声：“爸爸。”
我回过头问：“有什么事情吗？”女儿却说没有什么。等我已经出门了，又听到女儿趴在窗口，朝着楼下喊了一声：“爸爸，你早点回来。”
我招了招手，骑着我的自行车朝着单位赶去。我上班的报社离出租屋足足有十公里的路程，之所以选择这么远，都是为了租金便宜一些。虽然是郊区，位于六楼，石库门老公房，但一个月租金要一千五百块，这还不包括水电费煤气费。
当我骑了一个小时自行车跑到办公室，以为上班第一天应该不会太忙，大家还在过年的气氛中。所以想转一圈就离开，回家陪陪女儿。如果时间可以，我要带她去外滩这些开放式的景点转转。但是我还没到办公室，就接到了领导的电话，说是都九点半了，为什么还没有上班？等我赶到办公室，领导已经等在那里，拍着桌子，说是在松江有一个车祸，死了三个人，需要我紧急过去采访。
松江虽说是上海之根，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变成了十分偏远的郊区。跑一个来回恐怕就要三个小时。再加上采访，回报社写稿，恐怕又要忙到半夜了。要是在平时，我绝对不会推辞的，但是想到女儿还独自一个人在出租屋，屋子里虽然有一台小电视，但是没装有线，多数时候使劲拍一拍，只能收到两套节目，雪花点子大得比上海的雪花大多了。
我对领导说：“我要带孩子。”
领导说：“谁家没有孩子？你看看人家小俞，孩子还在喂奶呢。”
我说：“我家孩子是从乡下来的，不容易。”
领导说：“你是记者，又不是保姆，要带孩子很容易呀。”听到“乡下”两个字，领导带着异样的眼光看着我，那种眼光是上海人特有的。他们把上海之外的任何一块土地都叫乡下，哪怕就是天安门广场，照样是乡下；把上海之外的任何人都叫乡下人，哪怕是毛泽东，照样是乡下人。他们天生就耷拉着眼皮，一副俯视一切的样子。分明是说：“就你们乡下人事情多。”
我没有再争辩，就往松江的车祸现场赶。采访完了目击者，又跑到医院采访伤者，还跑到交警队，采访事故处理情况。当我从松江采访完毕，向办公室赶的时候，碰到了春节期间返程的高峰，在公交车上整整堵了几个小时。等我回到办公室，再电话核实了一些数据，采访了一个法律专家，写成一篇两千字的新闻稿，通过两级领导的审定后，才发现上海金子般的一天，就在这种奔波中结束了。窗外已经一片灯火辉煌，这个城市醉生梦死的夜生活，早就进行得有些疯狂了。
当我下楼的时候，突然想起我的女儿，还独自一个人待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没有一盏灯是她熟悉的。这多么像是一粒小小的芝麻，放在一个奇大无比的黑包袱里。
这一刻，我产生了打出租回家的冲动，当我拦下一辆出租车，看着那跳动的价格表，我的心随着一起跳动起来，我还是摆了摆手。如果真打出租回家，十几公里，恐怕需要五十块吧？这是我一天工资的一小半。如果稿件里出几个错别字，一个错别字扣二十块，我这篇稿件就等于白写了。如果这篇稿件出现一个小小的数字差错，比如把死亡三人，写成了两人，就得扣罚三百元，我这一天的辛苦，就等于是亏本了。这笔账，还不算生活花费，特别是悄然消耗掉的美好生命。
我推出锈迹斑斑的自行车，狠命地朝着出租屋蹬去。这一次，我仅仅花了三十多分钟，就骑到了楼下。我远远望去，与以往有点不同，以往这扇窗户总是黑的，只有当自己踏进门按下开关，才会突然亮起。一个人是不是孤独，是可以从他的窗户体现出来。如果这个人是无依无靠的，那么这扇窗户与他一样，一起打开一起关闭，只能靠着自己才能点亮。
如今这扇窗户，在我不在的时候发出了光。看到透出窗外的暗淡的光，我一下子放心了。我还没有将钥匙插进锁孔，出租屋的门却突然打开了。女儿一下子扑进了我的怀里：“爸爸回来了。”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
女儿说：“我听到的，我一直在听门外的脚步声。”
我说：“爸爸回来晚了。你吃饭了吗？”
女儿说：“我要等爸爸一起吃。”
女儿说着，就站上一只凳子，爬到灶台上，端出一锅东西。出租屋里的灶台，不知道为什么，比别人家的高一些，所以女儿只有站在凳子上，才能够得着。我们老家的小孩子，从小就是这样给自己做饭，把自己养大的。
女儿说：“我下的面条。已经热过三次了，可能煳了。”
女儿一边说，一边开始往碗里捞面条，她每捞起一筷子面条，都要把胳膊抬得老高。我洗了把手说：“让我来吧。”但是女儿死活不让：“爸爸上了一天班，应该很累了吧？”看着女儿高兴的样子，我便站在旁边，抽了抽鼻子，然后说：“我女儿成大厨了，真是色香味俱全呀。白面条，西红柿，好丰盛啊。”
正当我在夸奖女儿的时候，女儿为了捞起一筷子面条，手一伸，腿一蹲，脚下的凳子一下子踩翻了。铁锅一下子翻了下来，又撞到了两只盛面的碗，一齐落在地上。铁锅发出刺耳的碰撞声，两只碗一只打碎了。所有的面条全部倒在地上，面汤溅了女儿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