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继父到父亲，有一段艰难漫长的认同转换；血与水的交融化合，需要用生命的全部情爱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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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文攻升为武卫。人们缺衣少食，却个个精神亢奋，唯我们这个失去父亲的家，没有生气，只多忧愁。
那一天，妈背回满满一大背篼黄脚叶，爬上百步陡坡回到家，脸色铁青，汗水把头发凝成一绺一绺的，更凸显她历经丧夫之痛而未老先衰的沧桑。
我接过妈的背篼，看妈脸上掠过一丝异色：今天有客人来，多买了些菜叶，中午你们可吃个饱了。
外婆煮的稀饭已开锅，试了几次，还是忍痛从米口袋抓出一把加在锅里，不能在客人面前太寒碜。
一位叔叔走进了我们这墙倾瓦漏的捆绑房，一丝涩涩的笑意，长久无言地沉默。
妈洗了把脸，告诉我们几姐妹，这是张叔叔。一位小学事务老师。
菜稀饭上了桌，姐到处去找小弟。抓回脸如花猫的小弟便一阵指责：全家等你吃饭，跑哪去了？
小弟瞪着大眼睛：“找爸爸去了！”
全家顿时无语。
“姐姐说爸爸上山睡觉去了，我去喊他吃饭。”
姐一愣，拖着小弟洗手去，嘴里还在哼哼指责。
叔叔终于开口说话：“莫吵他了，我八九岁也是去找爸，长大才晓得，人死了找不回来。”说这话时叔叔一脸苦涩。
妈已泪花闪转，盛上一碗干点的菜稀饭，递到瞎子婆婆手中。
“两个儿子都走在她前头，眼睛哭瞎了。”妈对张叔叔说。
我们五兄妹，加上婆婆、外婆、妈妈八口人默默无语，菜稀饭喝得呼呼响。
叔叔把瞎婆婆吃过的碗接过来，肃然一张脸，什么话也没说，走了。
妈一脸的疲惫和无奈：人家也有三个孩子，哪敢再摊上我们这家子！
叔叔的同事们纷纷劝阻，千万别揽上这一堆包袱！你这点工资，三个孩子都难养活，那家可有两个老人五个孩子呀！
叔叔不说话，一丝苦苦的笑意，算是谢过了好心的人们。
几天以后，叔叔不期而至又来到我家，帮瘫倒在床的瞎婆婆端水洗脸。
“我妈一人在农村，也没得人照应。”
原来，他也不知生母在世，与之分离多年，最近才把她接到身边。他同情失去了儿子的婆婆。婆婆看不见他的模样，却感知了他骨子里浸透的善良。她对我母亲说：这是个好人，你跟了他靠得住。
于是，继父成了我婆婆的“儿子”。她跟着这个儿子，慢慢消减着失去亲生儿子的痛。这个儿子成了婆婆情感的寄托。他细心地照顾瞎婆婆的饮食起居，陪她说话。一次次送她去成都看女儿，又一次次去成都把她背回来，一直到给她养老送终，为她挑木料做棺材，又亲自把她抬上山，安葬在天天看得见我们家的平顶山上，且年年去为婆婆垒坟烧香。人人都说，婆婆命苦，青年丧夫老年失子为女人之大难，却又说婆婆命好，晚年遇上这么好个儿子。
继父走进了我们家。五姊妹怯生生地打量他：他很高、很瘦、很黑，也一脸的劳苦沧桑。他不爱说话，我们也不知和他说什么。来不及交流，武斗的子弹已在头上嗖嗖作响。继父拖着我们五岁至十五岁的一群孩子，逃离到一座“干打垒”房子里避难。当武斗再度升级，我们便眼巴巴望着继父，相信只有他能救我们了。于是，他又拖着我们五姊妹和他的三个儿女，逃到成都，四处寄宿。战火稍缓，又一路奔波，安全地把我们送回了重庆。
武斗的年月人的火气重。半大的弟弟与小伙伴争吵，邻居的哑巴打了弟弟。弟弟委屈，觉得没爸爸的孩子受人欺，想拿棍棒去打回来。继父见状，连忙阻拦：
“人家是个哑巴，你不该去和他争吵。”
我不是你亲生的，你当然不管我死活！弟弟又想起死去的父亲，更觉委屈：
“不要你管！”弟弟拗着头哭。
继父不说话了，却出门找到哑巴家长调停，免了孩子们的一场殴打。
三弟说：“我在外遭打了，他还要打我，说我惹事。”看来，亲儿子，他更严。但我们与继父之间总还是生分，不太说话。继父也更加沉默，一回家就埋头干活儿。
当哥哥和我不懂事的小弟疯打上了火时，父亲总是批评哥哥呵护小弟，小弟也不再上山找爸，而依赖这个新爸爸给他撑腰。爸爸给我们几个女孩买毛线，每个人半斤八两决不偏向他亲生的女儿大姐，还让大姐帮我们三姐妹织毛衣。小弟的衣服挂破了，他深夜里躬着腰，在15瓦的昏暗灯光中穿针引线缝缝补补。第二天，他早早上班去了，小弟的衣裤却补得好好地叠在那里。常常是小弟还没发现破，就已经被他缝补好。
每当风雨来临，家里就摆满盆子接漏雨，妈妈惊恐地盯着土墙，生怕它突然倒下来砸伤她的儿女。于是，继父便做了个木盒子，天天舂土砖，我和姐姐大弟弟就帮他运泥巴。他穿着长围腰，没日没夜地干，累到深夜，喝口凉水忍着饥饿便睡去。清晨我们醒来，他已上班，他是单位最敬业的职工。那时缺肉少粮，日子过得很苦，到了晚上，他却总要带回几只卤兔头，奖励我们参加打土砖的几姊妹。一天天，他更瘦了，本来就黑的脸长出一块块黑斑，后来才知，那是过度疲劳和营养严重不足损伤了肝脏所致。当继父把我们家倾倒的土墙换成了新砖，把屋顶的破瓦全部翻捡覆盖之后，母亲和我们再也不为风雨所担惊受怕了，我们从心底里认了这个父亲，从喊张叔叔改口喊爸了。
2
1969年，知青运动大潮席卷，我姐和大姐、哥哥（他的亲生儿女）都是老三届的，必须下乡。爸爸素来虔诚，积极响应号召，心虽不舍，行却果断。晚上下班，他扛了一大堆东西回家，给三个孩子每人购齐了一套生活用品，脸盆、毛巾、肥皂，连两个姐姐特用的草纸、针线他都一一想到买齐。三姐妹一视同仁，对自己亲生儿女没半点偏心。他情感的准心，永远都放在正中。
哥姐下乡到了农村，爸爸很吃力地给他们写信问候，时不时寄给三兄妹一点生活用品。三兄妹有事，他又代妈奔波前往为几兄妹解难，从牙缝里省出点钱丢给三兄妹，也是一碗水端平无半点偏心。那一年，他参加慰问团到农村慰问知青，山乡农民见爸爸与姐姐真挚的父女之情，谁都不知他只是我们的继父。
我的大弟弟要下乡，心里对人生地疏的荒凉山村有几分惧怕。
爸给他收拾东西，仿佛是自言自语地念叨：我十多岁躲壮丁，跟倒大点的娃儿逃到重庆。没爹没妈，只能靠自己了。不能去抢去讨，年轻人有力气就有饭吃，白天跟倒别个扫大街，哪里最脏就收拾哪里，他们看不过去了，也赏我口饭吃。晚上睡在别人的屋檐下，天冷了，好心人又喊你进屋。年轻人只要勤快能吃苦，靠自己就找得到活路……
大弟弟再也不怪罪继父不保护他了，接过爸手中的铺盖卷，无语地离开了家。
姐姐眼睛近视，几次体检都不合格，找些赤脚医生扎针，差点扎瞎了眼睛。看到知青一个个招工回城，同下乡的姐弟也先后出去，姐有些绝望。
爸亲自跑到农村去看她，求支书、乡长照顾。谁也无法向他承诺能把姐招回城。爸一脸无奈，在异乡荒村的月光下劝导姐姐：
人善天有眼，我年轻时住在江边茅棚里，半夜发洪，我梦中呛水，拼命往坡上跑，东西全冲走，命却保住了。别人说我命大，其实是老天可怜好人。你不要灰心，迟早要出去的……
姐姐也不知老天有没有眼，想到爸爸的吉言，又抹去眼泪上山种地。
1971年，我和三弟（父亲的亲生儿子）又一起去了边疆，父亲也以一样的亲情送我们远行。我去西双版纳得了肝炎，又四年未归，爸爸总是来信关切我的生活。回渝探亲，他总是默默无声地到处去帮我买药问方，不断地买回些猪肝、排骨让我补身体。1979年，我终因病返城，因常年劳苦酷热缺乏营养，肝区疼痛，拿着疑似“占位性病变”的化验单，母亲流泪，我亦绝望。少言少语的继父又念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