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上有两类名士、两类心灵，皆人间大爱，但气质迥异：一类属药，让你舌下含苦、两腋起风，精神陡然冷肃、峭拔起来；一类属糖，让你爱意涌体、蓄乐生津，抛却世间险要和烦忧。前者如鲁迅、胡适、郁达夫，那一代文人多位此列，即便“闲适”如林语堂者也不例外。后者则极单纯、极通透和快活的玻璃人，此物稀少，除王世襄，甚至难觅同辈搭档（汪曾祺、黄永玉有点儿像，但玩兴略欠，泼劲不足，感觉没玩透）。似乎只能往史上找了，如陆羽、李渔、张岱、文震亨。若说前者乃地上的爱，现实且苦涩，有镣铐之沉和铿锵声；那后者则云上的爱，步履飘盈，溺于鸡毛蒜皮、物机天趣，有独立超然之仙风。
前者贡献的是体巨，是磐重，乃经世要义；后者显呈的是精微，是点滴，乃俗生大美。一则为黄山之松、泰山之碑，一则为“芥子纳须弥”。虽不同语，却是世间最精彩的两幅卦象。
我越来越深觉双方的重要。尤其后者，它甚至直接成为“热爱生活”的依据，没有它，人生即有釜底抽薪的虚脱感。但在价值观上，特别于中国这样一个苦难型母体，前者的地位往往首要，稍不留神，后者即被讥为颓废，以商女靡音、纨绔骚风嘘之。
在很长的时光里，我就这么以为的，几乎不正眼看之。
当我读完世襄的《锦灰堆》，当我偶识这位以养虫、育鸽、饲鹰、精馔、藏物识器立身的大玩家，当我见识了老北京那些平凡琐碎的“玩意儿”——那些即使在最动荡和苦难日子里仍随身携带、不肯牺牲的兴致与生趣，那些与骄奢无关、问汲于自然、求助于草虫的最低成本的快活……我开始惊叹，多么健康而美好的人！
世襄八十寿辰日，荃猷女士亲手刻了一幅红彤彤的剪纸：《大树图》。树上15枚果子，对应老伴的15类钟爱——
“家具”，世襄酷爱明式家具，著有《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漆器”，世襄最得意的学术强项，著有《髹饰录解说》；“竹刻”，世襄曾致力于传统竹刻技法的恢复，著有《竹刻艺术》《竹刻鉴赏》；“套模子的葫芦”，世襄钟情葫芦植术和造式；“火绘葫芦器”，世襄擅长火绘葫芦；“鎏金铜佛像”，世襄喜爱佛像艺术，但自谦未入门；“书画”，世襄酷爱中国书画，著有《画学汇编》；“蟋蟀”，世襄着迷蛐蛐，对蓄养和器皿颇有得，著有《蟋蟀谱集成》；“鸽哨”，世襄痴迷放鸽，著有《明代鸽经·清宫鸽谱》《北京鸽哨》；“鸟具”，世襄对雀笼食罐有研究；“家常菜”，世襄擅吃擅烹，在“干校”改造时还偷偷做鳜鱼宴；“牛”，世襄“文革”中曾在乡下放牛；“鹰”，世襄少时饲鹰，欲撰一本中国鹰文化的书；“獾狗”，一种用来捕獾的猎犬，世襄早年的跟班……
爱天空、爱市井、爱草木、爱鸟虫、爱古今、爱神灵、爱路人……一辈子聚精会神、专注毫发，只知道爱，只埋头玩。有何不好？
尘界的缤纷、热闹、蓬蓬勃勃，人世的动力、活性、快乐源泉，生命的元素、本义、真相谜根，难道不都涌向了这儿吗？
他不过屏神静气、心无旁骛地为同胞集中演示了一遍。假如鲁迅能活二百年，很久以后，当时代不再为之埋伏那么多对手和险恶，莫非他不成另一个王世襄？
我曾给好多人推荐读世襄。读之，可明目醒耳，励足健体；可凝神细微，铸品养性；可知物辨机，享受妙趣；可贪生求饴，绝厌世之念。
有人替他总结了很多成就：古鉴成就，收藏成就，学术成就，人格成就，爱情成就，美食成就……在我看来，他最大的成就即生活，即玩。
一辈子的玩，有业无业、有名堂无名堂的玩，玩醉了，玩透了。
“芥子纳须弥”的成就，非玩之初衷，而是无意之酿，犹如岁月寿盒。
世襄至交、翻译家杨宪益先生曾赠诗云：“名士风流天下闻，方言苍泳寄情深。少年燕市称顽主，老大京华辑逸文。”
在一个不会玩、不敢玩、忘了玩、没得玩、玩不转的年代，这堪称一份伟大业绩。
2009年11月28日，“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享年95岁。依本人意愿，不作遗体告别，不设灵堂。
有人说，杨宪益、王世襄等朋辈携手西去，似乎约好了似的，似乎宣告了这样的事实：一个时代结束了。
次晚，我所在的央视深夜节目《24小时》，播出了一条新闻《那个最会玩的人去了》。
片子的尾声，我写了一段话——
“读王世襄的书，你会对人生恍然大悟：快乐如此简单，趣味如此无穷，童年竟然可携带一生。你会情不自禁说：活着真好！”
“如今，那个最会玩的人，不能再和我们一起玩了。但他的天真、他的玩具、他的活法……将留下来，陪我们。”
13、老北京的童话——望梅止渴，游新版厂甸庙会
肩摩毂击众争趋，锣鼓喧天达回衢。
最是儿童喜欢物，空竹喇叭大葫芦。
——《厂甸竹枝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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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问老北京人：农历新正的头等事是啥？
恐怕异口同声：过大年，逛庙会！正如《厂甸竹枝词》中所唱：“一元复始报春晓，厂甸游人迤逦来。但见街头陈百货，准知吕祖庙门来。”
庙会初叫“社祭”，辽代称“上巳春游”，它源于庙前定期的宗教活动，渐渐人气兴旺，由庙扩市，成为兼祭祀、商贸、欢娱于一体的大型民间集会。
北京寺多，庙会亦多，史有“八大庙会”之说。张中行先生忆道：“每旬的九、十、一、二是隆福寺，三是土地庙，五、六是白塔寺，七、八是护国寺，几乎天天有；加上正月初一的东岳庙，初二的财神庙，十七八的白云观，三月初三的蟠桃宫……你会说北平真是庙会的天下。”（《北平的庙会》）
而作为春节盛市的厂甸庙会，更与金陵夫子庙、上海城隍庙、成都青羊宫并称“中国四大庙会”。
厂甸，本是城南一条小胡同（现宣武区南新华街路东），辽时叫“海王村”，元明曾在此设官窑烧琉璃瓦，“琉璃厂”始有名，窑前散地即被称作“厂甸”。附近有三栋庙——火神庙、吕祖庙和土地祠，因香火兴旺，且都在正月开庙办市，百姓烧香求签的当儿也顺便赶集购货，久之，这一带的摊点便连成了片，且有了个更大的名号：厂甸庙会。
清光绪年间的《厂甸记》中道：“平时空旷，至正月则倾城士女，如荼如云，车载手挽，络绎于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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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甸庙会始于明嘉靖，兴于清康熙，盛于乾隆。对其盛况，清人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描述道：“每于正月元旦至十六日，百货云集，灯屏琉璃，万盏棚悬，玉轴牙签，千门联络，图书充栋，宝玩填街。更有秦楼楚馆编笙歌，宝马香车游仕女。”
吾生亦晚，追不上老辈的厂甸庙会，但30年前齐鲁乡下的春节大集（当地叫“赶春会”），我记忆犹新，作为一年生活的最高潮，其热闹和缤纷，其赐予一个小儿的欢腾，堪用“梦牵魂绕”形容，加上逛过新版厂甸，揣摩起它的昔日风光来也算有谱。
据我的经验，庙会最诱惑孩子的是“耍货”，即玩具。清人孔尚任在《早春过琉璃厂》中说：“其余吹器多，葫芦声鼓荡，画角仰天鸣，冰柱抽一丈。”招摇过市的冰糖葫芦，猎猎作响的大风车，嗡嗡嘤嘤的抖空竹，乃著名“老三样”。其余更是琳琅：琉璃喇叭、扑扑登儿、风葫芦、江米人、吹糖人、小鬃人、彩面塑、花脸、胡子、泥鸟登枝、鸡啄米、转花筒、竹节蛇、纸蝴蝶、布老虎、玻璃瓜果、彩绘蛋壳、蜡鸭子、袖箭、弹弓、竹木刀枪、手推蝴蝶车、秸秆或砖料做的楼台殿阁、各式花炮、灯笼、风筝……
齐鲁距京不远，民间手艺相近，故上述玩意儿我大多都熟，也在“春会”上买过，一玩即大半年。遗憾的是，伴我童年结束，在老家，这些玩意儿便和“春会”一起蒸发了。所以，当它们魔术般从北京的新版庙会上变出来时，我激动不已，若故人相见，若大街上忽遇发小。当然，它们今非昔比，少了点土气和野性，多了股洋味和时尚，且有了个新名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是来展演的，作为“纪念物”供人怀旧的。即便如此，我亦满足。
望梅止渴的满足。
和由模具锻压出来的化学玩具不同，这些耍货——草编、纸扎、木凿、泥塑、布艺，都彰显了农业时代的品格：植物性、乡土性、手工性、个异性。“耍货”的快乐，是农桑技艺揉捏出来的，是心灵手巧剪裁出来的，是和花果蔬菜一样——由大自然和农家院土生土长的。无论材料、属性、机趣，还是生产和买卖方式，和现代玩具都迥异。
其实，“年”本身即农历，即洋溢着草木和莽野气息。细品你会发现，农业出身的耍货，和“年”竟那般神形匹配、气味相投，有一种深沉的默契。
耍货令小儿痴迷，也让成人沉醉。正月的厂甸，是老北京的童话。在这儿，每个人都成了孩子，每个孩子都领到了朝思暮想的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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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会小吃更是繁多，甜咸荤素麻，烙烤蒸炒煮：艾窝窝、炸三角、豌豆黄、煎灌肠、炸酱面、羊霜霜、焦圈、薄脆、凉糕、扒糕、年糕、枣糕、八宝茶、杏仁茶、老豆汁、炒肝、爆肚……连这条街上的空气，都成了免费大餐，让人徘徊连连、齿颊留香。
和现代人逛商场、泡酒吧、进游乐园不同，庙会的吃喝玩乐，堪称“大街上的嘉年华”，是露天的快乐，是摩肩擦背、拥搡挤推的快乐，是无须门票、任意领取的快乐。
旧厂甸最有名的，还数东西琉璃厂街的书肆，荣宝斋、一得阁、戴月轩、博古斋、宏宝堂……使得它在京城八大庙会中有“文市”之誉。
明清两朝，厂甸附近会馆云集，赶考的文人扎堆于此，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全书》编撰开馆，召2000多士子参修翰林院，更使得这儿书肆林立，多时近200家，经营经史子集、旧书善本、金石玉瓷、碑帖字画、纸墨笔砚、篆刻章料……《北京风俗杂咏续编》语：“新开厂甸值新春，悦好图书百货陈。裘马翩翩贵公子，往来多是读书人。”在厂甸庙会的热闹中，书摊的分量尤重，既有琉璃厂店铺的，也有外来练场子的，包括著名的三槐堂、宝书堂等。
因了这份文气和雅性，历代名士与厂甸缘分颇深。史家孙承泽住附近的后孙公园胡同；诗人王士祯住火神庙西夹道；“布衣御史”朱彝尊住海柏胡同；梁梦龙的梁家园、纪晓岚的阅微草堂、孔尚任的岸堂、李渔的芥子园，及钱大昕、罗聘、李文藻等故居，皆环左右；梨园的程长庚、谭鑫培、余叔岩、梅兰芳、裘盛戎等，也衔此为邻。
鲁迅寓京13年，有日记可查的逛厂甸即40余回，每年庙会更不曾拉下。徐悲鸿、老舍、齐白石、张大千、胡适、郑振铎、张伯驹、朱自清……都在琉璃厂的书阁瓦肆间，留下了身影。
遗憾的是，如今的琉璃厂经一番豪华修葺和招标，小的书铺已飘零至潘家园了。新版的厂甸庙会，已显得文气大伤，倒是吃喝占了上风。加上“耍货”数量有限，“展”“演”目的远大于“销”，往往几日内便货尽摊散，所以我建议您趁早去，晚了只能喝豆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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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有谚：大年三十熬一宿，正月初一扭一扭。
这“扭”，说的便是赴庙会看耍戏。由于北倚前门大栅栏、南衔天桥场子（皆为老北京最闹处），厂甸便引了大批江湖把式和艺人来凑趣。《都门竹枝词》中说，“琉璃厂上好风光，旱地行船小作坊”，描述的即庙会一景“跑旱船”。其他的撂地和曲艺更不胜枚举：中幡、摔跤、秧歌、高跷、跑驴、太平鼓、舞狮、京戏、皮影、木偶、西洋镜、拉洋片……可谓观者如潮、人气冲霄。
古玩字画，吃喝玩乐。400年了，厂甸庙会以雅俗共济、商娱相融之特色，充当了京城百姓的狂欢节。这条地图上不起眼的街道，平日寂静，一俟正月，即幻化出神奇的力量，变成了一个盛大缤纷的万花筒：孩子的玩具，百姓的口福，文人的雅兴……都在里面。
它是老北京人对自己一年劳碌的最大犒赏，它把攒了一年的好吃的、好看的、好玩的，把憋了一年的乐子和欢劲——全撒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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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由祭而生、傍庙而兴的民俗，现代史上，厂甸庙会与其他传统事项一样，几经沉浮——
民国七年（1918），市政当局正式批告：以厂甸和海王村公园为中心，正月初一开市，十五结市。由此，它成了京城唯一的官设春节庙会，步入全盛期。即便最萧条的1945年，客流量仍达20万人，占驻京人口1/5。1949年后，虽经济转为官控模式，但自发的厂甸庙会依旧红火。从1960年始，生活物资匮乏，加上修路，它曾歇息三年，待1963年重启时再次火爆京城，客流逾400万人次。“文革”期间，随着对佛事和民俗的封杀，所有的庙会都消失了……
它的再次回归，是2001年。
30年，足以作古多少人和事？足以流逝多少地点和记忆？足以让多少东西面目全非？
在高厦林立、庙影消殒的今天，庙会更多变作了一场摹旧仿古的演出。从气象到构造，它都不再是真实的生活现场，而是以展览和怀旧的姿态进入视野，进入了时尚序列。无论生产者还是消费者，心态都不同于旧时，“过大年，逛庙会”这一古谚，在今日语境中，多少有股祭典的意味了。
即便如此，只要在京，逢正月我还是要去的，去赴这场约会。毕竟，透过这条复制的大街——犹如时空隧道，让我重温了一个古老童话，让我与祖辈们的快乐不期而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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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和巨变是一种意义，不变和少变也是一种意义，甚至是更大的意义，蕴含珍贵的未来价值。
何为“文化”？说到底，即拖时代后腿的东西，即“落后”的力量和“向后”的价值，即一辆车的后视镜、刹车系统和减速装置。当你奔驰太快或拐弯时，它提醒你慢下来，看看来路，看看沿途，想想身世和为什么出发，接下来如何更稳健、更安全、更均衡……
所谓的“经典”“传统”“习俗”，也是这道涵义，皆意味着一份古老的生活契约和家史，一种光阴深处的沉静和定力，一套与“现代”“时尚”反向的价值和逻辑。它们承载着风物、日历、基因、记忆、祖祖辈辈的生存故事，它们告诉你“你是谁”，提醒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某种意义上，只有“文化”，才永远时尚；只有“古老”，才永远年轻；只有“陈腐”，才永远神采奕奕。
而真正的文化，并非陈列在纪念馆里，也不在博古架和展览会上，那不过是亡者之骸，它应该是活的，活在原来的地点，活在人的日常习惯中。它的载体不是档案和文献，而是人的呼吸、体温、脑海和举止。一座有文化的城市，应像晨钟暮鼓一样，时常响起历史老人的咳嗽声；应有能力收留、维系和传递一种“不变”，其真正考验的，并非政府的投入和保护（那只对遗址有用），而是来自民间的热爱、秉持和消费及民间精神的自信与定力。
张中行说：“我总以为北平的地道精神不在东交民巷、东安市场、大学、电影院，这些在北平精神上讲起来只能算左道。摩登，北平容之而不受其化。任你有跳舞场，她仍保存茶馆；任你有球场，她仍保存鸟市；任你有百货公司，她仍保存庙会……”（《北平的庙会》）
先生又说：“庙会使人们亲密，结合，系住每一个人的心。”
是啊，无庙会的春节，即像漏了馅的饺子，寡淡乏味。
有了这红红火火、大俗大雅的闹腾——农历大年才有了活性，才有了喜庆劲。有了满眼的冰糖葫芦和风车，有了冲霄的锣鼓与吆喝，这正月的京城，才有了容光，有了精气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