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不少战犯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也因此主动地交待了一些过去隐瞒下来的罪行。但是，如果说仅此以后，战犯们就会来一个脱胎换骨般的转变，彻底地信任和拥护共产党的领导，那又未免把思想改造看得太简单了一些。
仅举一例，便能说明对于这批战犯的思想改造工作有多么的艰难！
1955年2月9日，杨进兴在南充县当农民时被我侦察员设计巧妙地拍回一张集体照片，市公安局追残小组立即派人前往造时场重庆市战犯管理所，让杨进兴的上司徐远举、周养浩辨认。谁知他俩看了照片后均装出副老实样子，摇头说：“不认识，从来没有见过此人。”
而这张照片经杨进兴过去的特务同事和从白公馆逃出的罗广斌等人辨认，马上便得到了确认。
后来，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时，徐远举在其交待材料中写到：“当时在重庆我之所以成了抗拒改造的典型，有多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就是，我想到自己欠下了那么多的血债，以我过去在国民党中管理共产党犯人的经验，绝难逃脱一死。共产党暂时不杀我，那是因为要利用我罢了。如果失去了利用价值，我的死期马上就到了。所以，在交罪认罪中，我从来都是像挤牙膏一样，挤一下，说一点，能隐瞒下来的，尽量隐瞒。”
在他与周养浩等人的私下摆谈中，还说到，以他过去审共产党犯人的经验，任何一个叛徒都不会主动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情况吐完的，刘国定如此，冉益智如此，蒲华辅也如此，只有靠慢工细活，一点一点地挤，才能让他们把情况吐完。虽同为囚犯，政治信仰相悖，但作为人的本能，大抵都是一致的。
关在白公馆监狱，徐远举常常独自倚在窗前凝视碧绿的山林，思恋和担心着已逃到台湾去的耿静雯与孩子。晨雾与晚霞飘进他的眼睛，变作厚厚的云翳，他眼前一片渺茫。
虽然他在共产党的监狱里活了这么久，但想得最多的仍然是死。他非常清楚，单是共军进入重庆之前的那一场由他指挥的大屠杀，就会让共产党对他恨之入骨，重则五花大绑，背插斩标，游街示众后再一枪毙命，正如同那一天邂逅的钟铸人、徐贵林等部下的下场一样。轻者则脚镣手铐，囚之牢房。他想起了蒋总裁和毛人凤在危亡关头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如果不打败共产党，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而这么快就轮到他徐远举以身来应验这句预言了。作为保密局的一位功勋卓著的少壮派将军，他当然清楚这在共产党眼里，就是杀人如麻血债累累的大特务头子，既无一线希望，那就横下一条心：此生既无马革裹尸之荣，也决不受身陷囹圄之辱。就这样，徐远举求死的欲望犹如发酵的菌母一样极快地在心中膨胀。他设想过无数种可能的死的方式，撞墙，或用被子搓成绳索半夜里起来在窗口上吊，可是，每一次在他实施早已设想好的死法的时候，他的勇气又滋溜儿一下跑得无影无踪。他终于认识到，生命一旦落入他人手中，生死均不由己了。死亡尚如此艰难，生存是什么滋味，他简直不敢想象！
1950年11月27日吃过早饭以后，徐远举似乎听到了什么异样的声响，起身站到牢房的窗口处往外遥望，忽然，他脸色大变，回头低声叫道：“喂，快过来看，我们恐怕是活不过今天了！”
大家都吃了一惊，赶紧站起来凑到窗前，只见从下面的公路到白公馆大门长长的石梯路两边已经站着荷枪实弹的解放军警卫。这些人当然清楚过去他们处决共产党的犯人时是如何布置警戒的，与徐远举一样，都顿时预感到末日临头。
徐远举回到自己的铺位上，翻出写反省自传的纸笔来急急忙忙写遗书，仿佛受到了传染，弄得其他囚犯也全都人心惶惶，纷纷写开了遗书……死到临头，有的人写着写着还忍不住流起泪来。
不一会儿，值日干事从东头走到西头，边吹哨子边喊：“集合，各小组全都到坝子上集合！”
等犯人们下到坝子上列好队，看到所有的管教人员也都出来了。
耿队长站到台阶上说道：“大家听好了，今天上午，重庆人民在杨家山操场上开大会，举行‘11·27’大屠杀死难烈士一周年纪念大会，你们中的所有人都欠下了革命烈士的血债，像徐远举、周养浩、廖宗泽还是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头子，所以上级决定让你们也去参加这个大会。西南公安部为维护秩序，防止群众冲上前来找你们索命，才临时加派了警卫，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你们的安全。要知道，重庆人民对你们在解放前所犯下的罪恶怀着无比的愤怒，对于你们本来是难以容忍的。但是鉴于你们现在已经放下了武器，并愿意认罪，愿意接受改造教育，按照共产党的政策，可以宽恕你们。所以，现在，打算带你们到大会上，当面向人民表示你们有认罪悔罪表现，改过自新的诚意。”
耿队长问大家：“你们是不是愿意去？”
“愿意去！”绝大多数学员齐声回答。只有徐远举、周养浩、廖宗泽等人低下了脑袋。
随后，耿主任又当场指定曾扩情作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表示接受教育、认罪感恩的态度。这时大家才知道，耿主任头一天已经把曾扩情叫到办公室去，让他写下了一份发言稿。
8点钟左右，近百名学员出了白公馆大门，分四队纵队步行，由武装人员押着前往杨家山。
队伍一到杨家山，周养浩发现今天的会场，正是一年前他的留守处办公室所在地，与曾经秘密囚禁杨虎城将军的屋子以及蒲华辅、涂孝文等共产党叛徒住的优待室紧紧相连。想到自己曾经在这里干下的一切罪恶活动，立刻感到这无疑是叫他到自己的犯罪现场来受审。昨日的大门楼宇依旧，但是今日前来，已是阶下之囚，世事全非了！禁不住浮起沉郁而感伤的心情。
偏偏，管教人员又把他们带进大门，集中在杨虎城一家曾经住过的几间屋子里等候。他怀着惶然不安的心，硬着头皮，听候管教人员的安排指挥。
徐远举此时的心情，自然也不会比周养浩轻松……
而这一天精神上最受刺激的，则显然是廖宗泽。就在大会开始之前，学员们被带出屋子在院坝上列队时，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张霖之书记、曹荻秋书记和西南公安部部长周兴从旁边周养浩过去的办公室里络绎走了出来，站到了学员队伍的前面。
学员们按照耿队长的命令，以立正姿势依次大声报出自己的姓名，和过去在国民党政府中所担任的职务以及军衔，当轮到廖宗泽时，刘伯承司令员开口了：“廖宗泽，你这家伙本来应该和我、和曹荻秋坐在一张板凳上的嘛，今天咋个跑到那徐远举、周养浩他们堆堆头去了？”
廖宗泽弯腰深深向刘伯承鞠了一躬，随后硬着脖子，颤抖着嘴唇说道：“宗泽一失足成千古恨，无颜见当年老长官！”
昔日的老战友曹荻秋用一种复杂的目光看着他，一句话也没有说，缓缓地摇了摇头。
过了一阵，管教人员率领他们列成两路纵队，鱼贯步出大门，向会场上走去。
顿时，犹如人山般的会场汹涌起来，手臂林立，口号声此起彼伏，仿佛是接连不断的晴天霹雳。
“坚决镇压反革命！”
“为‘11·27’死难烈士报仇雪恨！”
事后徐远举对廖宗泽说：“那一天要不是会场上的保卫工作搞得好，愤怒的群众冲进来，肯定会把我们撕成碎片的。”
廖宗泽则说：“那一刻你猜我想起了什么？史书上载，当年李世民攻下洛阳，杀了捉人当军粮的朱粲，斩其首后，洛阳百姓争投瓦砾击尸，顷刻瓦砾成山，共产党重兵警戒，倒不是怕我们这些丘八可以一次吃几十颗子弹，而是担心我们一次吃不完成千上万个拳头。”
他们刚一进入会场，就听到主席台上宣布由大会主席曹荻秋讲话。扩音器里立刻响起了一口洪亮的川腔：“国民党的大特务们听着，你们对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我们对你们怀着无比的愤怒，论你们的罪行，虽千刀万剐也不足以蔽其辜，不足以平人民之愤的！……”他继续以十分严厉而沉重的语气讲话，指出解放前夕徐远举、廖宗泽、周养浩等特务头子，就在这块土地上怎样丧心病狂地残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最后他警告说：“你们必须老老实实地向人民交待自己所犯的罪行，认真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否则，我们是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
从曹荻秋讲第一句话起，他接连不断地那样坚定地说我们、你们，他的讲话从头至尾都是在对战犯们进行斥责、控诉、警告，每一个字都像给他们当头一棒，猛敲着他们的灵魂！
近百名战犯全都像木桩子一样戳在地上，一动不动，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心里充满了自责、自惭，竭力压抑住难堪和不安的心情。
廖宗泽把头低着，低着，偷眼看邻近的徐远举、周养浩、郭旭、成希超等人，也是个个把头压低着，个个屏息无声。他甚至听得见自己的心房在胸腔里急促地怦怦跳动的声音。
曹荻秋讲话之后，接着是邓小平政委讲话。他说：“过去我们打过交道，那是在战场上。今天，你们是不是承认失败呢？是不是真正认输呢？如果还没有真正认输、承认失败，那就有问题了。听说你们当中有些人改造学习有一些进步，我们是欢迎的，你们一定要真诚认罪，才能得到人民的谅解，光嘴巴上承认还不行，要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希望你们坚定相信政策，不要停步，不要摇摆，争取光明前途！”
在邓政委讲完话后，曾扩情出列，到主席台边上代表全体战犯表态，照着发言稿念，表示战犯们诚恳接受改造，真心诚意反省罪恶，向人民认罪，努力改造思想。
在返回白公馆的路上，犯人们内心如波涛翻滚，对于当前形势的审度，对于前半生良心的自谴，对于怎样加强学习改造等一连串问题都在反复思考。许多学员都逐渐认识到曹荻秋今天的讲话，语气虽然严厉，但对于大家终究是十分宽大的，他们过去奉国民党为正统，不顾人心向背，欠下了人民的血债，今天毕竟已经失败了，人民对他们斥责、控诉，为的是教育他们。众目睽睽之下，难堪吗？忘了当初押到重庆，人人自忖必死，而侥幸不杀，共产党已够宽大。想着邓小平政委说要他们真诚认罪，才能得到人民的谅解，光嘴巴承认还不行，要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这番话，大家更是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