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次学习会的第三天上午，近百名犯人被集中到楼房前面的坝子上，整齐坐好，待到耿队长请出一位人来登上充作主席台的台阶上，许多学员都傻了眼！
此人姓李，名修凯，是徐远举的副手、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重庆地区潜伏任务的负责人。按他的级别，理当坐到这台阶下面的犯人堆里，为何耿队长对他彬彬有礼，还登上了主席台。
个中便有故事：
1949年12月29日晨，在“慈居”大门外李修凯送走徐远举率领的庞大撤退车队后，他回到楼上的办公室，夹上自己的皮包，向正在领取潜伏经费与武器、电台的几位特工挥挥手，独自穿过一片狼藉的廊道下到院子里，出了大门，立即消失在冷清无人的街道上。
30日下午，长江南岸土地垭、黄桷垭方向，不时传来时密时疏的炮声，北岸的市区街上，早已失去了往日那种熙熙攘攘的景象，也不见前些日子警车尖啸、摩托狂奔的场面，大白天也是人影寂寥，风吹过，卷起满街灰尘纸屑。
这时，却有一位身材瘦矮、脸如菜色、身穿藏青呢长衫，年近40的男子，穿行在磁器街、米亭子稀稀落落面呈惊慌的行人里。这人每走过一个路口，都要顺势转身后顾，察看身后有没有尾巴。在民生路口，他遇见了友人黄性初，两人一阵低声耳语后，就经中一路，一道走进了枣子岚垭国民党中央合作金库的一幢楼房。
他，就是前一晚午夜时分从“慈居”悄然出走的李修凯。从他脸上，明显地表露出惶惑、茫然的神情……
当晚，在重庆的特务头子们按事前的预定计划撤到离市区20公里左右的小镇山洞，毛人凤未见到李修凯，顿时十分惊慌地说道：“李修凯要撤不出来，西南的潜伏布置就全完了，全完了！”
辛亥年武昌起义前三个月，李修凯出生在湖北应山县。父亲李绍甫是湖北第四混成旅少校营副。1924年李绍甫去世，李修凯到汉口堂叔李华唐家寄养读书。1926年，他在汉口《国民日报》社铸字车间当模子工后，刻苦读书，并练习写作，在报纸副刊上发表过一篇名为《血指》的文章。1932年11月，他经特务处特务陈绍平介绍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杂志通讯社武汉分社当通讯员。
李修凯在“自述”中写道：“想到当军官、当记者多么炫耀，便热衷功禄，一心想做官著文，出名发财。”而他谋差的这个分社实为军统前身特务处的武汉特别站。李修凯从此投身军统，开始了特务生涯。当他读罢《我的奋斗》之后，他很快便明白了，作为一无大靠山、二无突出才能的自己，只要坚信希特勒在自传中所言的盲从是美德，服从是天职的信条，就能平步青云。他效忠党国，膜拜领袖，迎奉上司，很快便取得了效果。他被保送到戴笠办的浙江警官学校政训班，接受情报、化装和伪造技术等特务技能训练，毕业后调回武汉特别站，当上了周伟龙站长的副手。
1936年，李修凯到南京特务处人事股当股员，他善于逢迎上司，虽无政绩还是被送到国防部参谋业务训练班深造，毕业后，京官外放到军统贵州站当书记。1938年5月，出任军统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总部参谋、代理参谋处长。1939年7月他到重庆罗家湾任军统局本部训练科科员。第二年，李修凯第三次到成都北较场国民党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深造，毕业后升任军统直属训练科副科长。1942年，他随戴笠视察东南后，留在福建建瓯当军统特务训练班东南训练班副主任，训练班结束，他回到重庆出任军统局本部五处训练科长，受戴笠指使，以外交部初级外交人员训练班名义，骗来许多青年，对其施行特务训练。
抗战胜利后，他终于爬上军统局人事处副处长这个高位，获得了少将军衔，胸前光耀着四等云麾勋章、胜利勋章、干城勋章等六种奖章。然而，随着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临近金陵，等待着这位党国忠臣的又会是什么呢？1949年初，李修凯在保密局头目间的争斗、倾轧中失掉实权出任局本部专员，不久又代理保密局苏南站站长，任务是和站部部员赵季恺一起秘密进行潜伏布置。解放军渡江后，他经上海逃到台湾。8月初，他为党国临危受命，当作过河卒子随毛人凤飞到重庆，被委以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职务，负责布置特务潜伏。
到重庆的现实是百事逆心。西南地区特别是重庆，本是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兼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独霸天下。徐在军统头目中素以精明干练、功绩突出著称，且年轻气盛，连风度翩翩、英俊潇洒的周养浩也不放在眼里，给他当副手的李修凯，在徐远举眼中是形同虚设。广州解放后，解放军已兵临川鄂边界。李修凯清楚地感觉到，国民党气数已尽。
李修凯自首后交待说：“早在南京解放时，我在广播里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认为那不过是共党宣传。”
可是，当他得知保密局湖南站少将站长刘仁爵随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起义后，受到解放军重用（刘仁爵起义后担任长沙警察局局长，毛人凤对其极为愤怒，更怕其他特务效仿，为了加强内部控制，便派出焦玉印率领三人行动小组潜入长沙，将刘仁爵暗杀身亡），证实共产党说话算数，既往不咎，思想斗争非常激烈。接着，他又眼见徐远举、周养浩、郭旭、成希超等将军们已决定飞逃台湾，而自己在毛人凤眼中已丧失了分量，就算逃到台湾，也绝对不可能再受重用。除逃台外，自己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到川北华蓥山打游击，奈何身患严重肺病，其苦实难承受；要么以实际行动向人民赎罪，争取宽大。
12月3日，解放军入城后的接管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始进行。重庆市区出现的三天无政府混乱状态立即结束。街上，已有解放军战士在巡逻。一些商店已开门营业。
这天一早，蛰居了四天的李修凯，终于走出了中央合作金库的家中，来到中一路街头，警惕地窥视着街上的景象。
“卖报！看今天新创刊的《大公报》！好消息，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成立！”
“喂，买份报纸。”李修凯喊住报童，买了份报纸，迫不及待地浏览起来。
下午，李修凯又出现在国府路（今人民路）街头。他来到国府路308号原川军高级将领范绍增的公馆范庄（今市委小招待所）门前，看见这里有解放军进进出出。他细心观察了一阵后，便坐上一辆人力车，来到民族路24号，走上三楼，提下一只皮箱，放在人力车的后座上，又迅速拉下车篷。人力车顺原路来到中央合作金库宿舍。
第二天上午，李修凯再次在范庄附近流连，不时地朝大门里张望。但是，他依然没有勇气跨进大门……直到6日下午两点，他终于鼓足勇气，突然穿过大街，快步向范庄大门走去。
在过去的门卫室，李修凯紧张地对一个解放军军官说道：“我是国民党西南特区副区长、保密局少将李修凯，我是前来向解放军自首的。”
值班军官瞪大了眼睛，赶紧将他带进范庄，来到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第二处内勤科科长黎强的办公室。黎强原是打入成都中统特务机关的地下党员，随川干队进军重庆。他听完李修凯对自己过去历史的陈述后，马上用电话向公安部二处（政治保卫处）处长张若千报告。然后，黎强将李修凯交给情报科科长熊良晨，由熊带到公安部第二处所在地。一到门前，李修凯情不自禁地放慢了脚步。
共产党的西南公安部二处，正是老街32号，他一周之前悄然离去的西南长官公署二处“慈居”。
熊良晨将李修凯带到“慈居”二楼张若千处长的办公室。李修凯对这屋子里的一切都太熟悉了。这里，一周之前正是徐远举的办公室。
程诚副处长也在这里等着。
李修凯刚一坐下，就缴出两支毛瑟枪和几根金条。张、程两位处长代表军管会公安部对李修凯的投案自首表示欢迎，同时，严肃地指出：“你过去身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头子，对人民是有罪的。共产党的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根据宽大政策的精神，我们鼓励你立功自赎……”
当晚7点来钟，李修凯带着程诚副处长和两名战士，坐着一辆美式吉普车从“慈居”驶出，回到枣子岚垭的住所里提出一口皮箱，收拾好行李，然后原车返回“慈居”。
皮箱里有两本电台密码、两部CMC特工电台、《西南特区潜伏组台布建情况》和《川康滇黔四省潜伏组台名册》和特务证件，以及一批文件。
李修凯还交待说：重庆、成都建立潜伏组台各3个，城口等8县、市各建一组一台，加上云南、贵州、西康，共布建潜伏组台28个。由他亲自负责布建的8个组台中，万源台已布建完成并开始工作，城口、巫溪两组已建成，万县、黔江组和重庆3个组的人选业已物色妥当。重庆3个组的组长是李卓岩、丁剑萍和申维嵩。
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根据李修凯提供的有关潜伏特务的名册，在中正路（现新华路）新世界饭店旁的耀华玻璃店楼上和民生路仁记自行车行，挖出了邹俊明、黄洵两个万能潜伏台，缴获特工电台两部、特务活动经费黄金20两，并掌握了青年路丁香皮鞋店老板丁剑萍和李卓岩、申维嵩潜伏组台的线索，终将由李修凯布置在重庆市区的潜伏特务一网打尽。
由于特务在城里活动很猖狂，为了李修凯的安全，只好暂时让他住在“慈居”二楼上的一间屋子里，还把他妻子王芸接来照料他的生活。住在“慈居”，他也是自由的，有事时可以自行上街办理。李修凯不仅政治上得到宽大，生活上也享受中灶伙食标准。
8日，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刘明辉部长接见了李修凯；随后，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副部长兼西南公安学院院长赵苍璧也同李修凯谈了话，请他吃了饭。他们均热情地肯定了李修凯主动自首的行动，并鼓励他继续走立功赎罪的道路。
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陈锡联、第二书记张霖之听取了张若千处长关于李修凯自首情况的汇报后，张霖之同志指出：“在蒋介石政权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一个军统少将在对国民党彻底失望的情况下，向人民投诚，应该是真自首。”
12月25日，李修凯返回枣子岚垭中央合作金库宿舍住宿。
离开“慈居”前，程诚副处长还请李修凯到民族路皇后餐厅特别雅座吃饭。
这以后，李修凯每天到守备街青年里5号公安部二处管训科（原西南长官公署民政处处长周开庆公馆）特务登记处办公，和解放军干部们一起听取前来登记自首的特务的交待。每隔三天，集中对自首特务作一次现身说法教育。此外，他还现场识别出一批隐瞒真实职务以图避重就轻的特务分子，动员一些特务自首登记。
12月18日，李修凯在中华路德胜戏院（现胜利剧场）前面的街上，突然在熙熙攘攘的行人中发现了重庆的大叛徒、原重庆市地下市委副书记、后保密局西南特区专员冉益智从民生路方向走来，心中不禁大喜，急步冲上前去，当胸一把抓住冉益智的衣领，大喝道：“冉益智，你这个共产党的大叛徒。走，跟我到公安部去！”
冉益智一愣，看到抓他的人居然是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的少将副区长李修凯，也紧紧将李抓住，一口一个“你这个特务头子”地嚷叫起来。
两人在闹市区大街上你拉我扯，都想抓住对方立上一功。
李、冉二人撕扯着来到魁星楼（现解放碑405路车站附近）警备司令部大门前。
门卫不知底细，赶紧向上级汇报，上级用电话通知二处，张若千派人来将他们带回。这一切表明，李修凯的自首是真诚的。
回到家里的李修凯也难以丢掉他多年形成的职业特点，他外出从不离滑竿、人力车代步。他坐人力车，总是在目的地之前或之后下车，并老是借下车之机转身付钱，警惕地窥视身后，而且，他步行时还喜欢钻死巷子，到了尽头又突然返身回走。而下梯坎时，则总是快步如飞……
1950年1月21日，《新华日报》刊登消息：“在我宽大政策感召下，特务头子李修凯投案自首。交出特务证件、电台、手枪及保密局文件档案。”同时刊出了李修凯的《自新书》。
在“12·28”全市大逮捕、大镇压和李修凯自首两种事实面前，在共产党的政策感召下，一个来月的时间里，有900多名特务前来青年里、民生路33号、张家花园和西南公安部各分局自首登记处自首。
李修凯身患肺病（当时是不治之症），人民政府给予了很好的照顾，多次安排他住院治疗，并安排他妻子王芸到市税务训练班学习，毕业后在税务机关工作（今犹健在）。
1952年夏，李修凯因肺病不治身亡。临终前，他在遗书中满怀真情地写到：“重庆解放，人民翻身，解放军给我带来了光明，让我过了两年零9个月9天的光明生活，现在，我可以微笑着安息了。”
那一天，李修凯面对白公馆的101名战犯所作的关于自己如何走向新生的讲话在学员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活生生的事实使他们认识到：任何人只要立功，便可争取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