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61年我小学毕业，老师拿出履历表让我们填，其中就有一栏是否烈属。我拿笔首先就把烈属这栏划掉了，老师说我是烈属，让我把烈属这栏填上。老师的话把我惊呆了，以前，只知道我不是这家的亲生女儿，可是，现在又说我是烈士的后代。我那时虽不太懂事，但烈属的含义还是能明白的，我心中就像打翻了五味瓶，真是什么滋味都有，高兴与悲伤并存，高兴的是，我的身世之谜终于揭开了，悲伤的是，我做梦都想有一天能见到的妈妈，却永远也见不到了。就在那年的暑假，班主任老师、教导主任来到了我家，养父母终于将我的身世告诉了我。其实，我的情况，邻居、学校、派出所都知道，以前，他们怕我年纪小不懂事，所以一直瞒着我。
“我出生在于1948年5月4日，妈妈在重庆中央医院生下我，由于我是早产儿，生下来就像只小猫一样，妈妈说我长得很精灵，红红的小脸蛋又像五月里刚刚成熟的果子，妈妈就亲昵地叫我果儿。在生下我不到两个月时，妈妈急着要回渠县去参加龙潭武装起义，不能带我同行，因此给我请了一个奶妈，由于奶妈只有18岁，妈妈不放心，又请邻居（后来的养母）抽空帮忙照顾我。妈妈怕离我而去引起别人的怀疑，她对养母说：‘我要回老家去收租，由于天太热，我不能带小孩去，大概要一个月左右才能回来。’那时大家都知道她很有钱，但究竟是干什么的却搞不清楚。所以，妈妈以回去收租为借口离开我，大家都不会起疑。当时，妈妈和爸爸用的都是化名，妈妈叫杨稚华。妈妈离开我回到渠县后，即给养父母写了一封信，署上了她的真名杨汉秀，遗憾的是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而事隔多年后，他们竟将我妈妈杨汉秀错记为杨益秀。知道妈妈是烈士后，有一天，我偷偷地跑到烈士陵园，希望能找到妈妈的名字，那时烈士的名单存列在墓左侧的房子里，我翻来覆去地找了几遍，也没找到杨益秀三个字，我又仔细地看了所有的陈列内容，也没有找到杨益秀这个名字，我怀着失望与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开了烈士陵园，一路上我想得很多，由于没有找到我妈妈的名字，我幻想着妈妈牺牲的消息只是误传，因为火烧渣滓洞后，家人曾去清尸，一直没有找到妈妈的遗体，我又怕妈妈是叛徒，所以才榜上无名。难道……这一个个疑团，当时只有13岁的我实在无法解释清楚，不知道该问谁。从那以后，我怕别人问我的身世，自己也从不提起。”
李继业还谈到：“鉴于地下斗争的特殊性，养父母知道我父母的事情很少。他们知道我妈妈是杨森的侄女这一重要线索，也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不敢告诉我，怕我出去乱讲会受到株连。直到1972年我调回重庆工作后，了解到一职工的父亲解放前在渠县时曾见过我的妈妈两次，他还认识一个曾给我外婆家护院的人。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激动得浑身发抖，话都说不出来了。他一见我便说我长得像我妈妈杨汉秀。可是我坚持说我的妈妈叫杨益秀不叫杨汉秀，我还请他回去打听杨森是否还有一个侄女叫杨益秀。他说：‘据我所知，杨森只有一个侄女是从延安回来的，重庆解放前夕在渣滓洞牺牲的。’他回到渠县了解了一些情况后，来信请我亲自到渠县去一趟。1976年春节后，征得养父母的同意，我在厂党委开了一张介绍信，便踏上了寻亲之路。”
李继业先后到渠县、成都等地，找到地下党的老同志熊扬、陈云龙等，还有母亲生前的朋友及解放前给外婆家中护院的人，由于她模样、身材长得很像她母亲，所以，无论走到哪里，都得到了热情的帮助，有的老同志甚至说她走路的姿势和样子都像她妈妈。在母亲的一个战友家中，李继业第一次看见了妈妈的照片，那种复杂的心情，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是不容易体会得到的。她带着这张照片回到重庆，为了证实她与照片上的人是否母女关系，她对养母谎称没有找到妈妈，并装出很不在意的样子拿出妈妈的照片给养母看，养母一见照片就叫了起来：“哎呀，这就是你亲妈妈呀，你从哪儿找到了她的照片？”这时，李继业一颗悬着的心才总算放下了。在渠县这些老同志的热心帮助下，很快就找到了他的亲生父亲、哥哥和姐姐。那一年，她都20岁了。
厉华：“你参加了1977年发现你妈妈遗体的收殓工作，请谈谈当时的经过是怎样的？”
李继业：直到1977年，我们才知道了妈妈牺牲的准确地点和被杀害的经过。那年夏天，据歌乐山的农民反映，解放前夕，在金刚坡碉堡中发现一具戴手铐的女尸，烈士陵园派人调查核实后，请专家进行骨骼鉴定。又根据特务的口供，确认牺牲的烈士就是我的妈妈杨汉秀。有一天，通知我们亲属与烈士陵园、民政局的同志一道，到妈妈殉难地去挖掘清理遗骨。这一天我终身难忘，几十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我的妈妈，因为妈妈离开我时我还不到两个月，而妈妈牺牲时，我还不到一岁半。当我得知要去清理妈妈的遗骨时，心中异常激动，几乎不能控制自己。一路上，我在心里默默地叨念着：‘妈妈呀妈妈，你知道吗？你的女儿今天终于找到你，就要见到你了，你再不会一个人冷冷清清地躺在荒郊野岭了。妈妈，你知道吗？你最最放心不下的小女儿，就要来到你的身边了！’由于妈妈是被仓皇弃尸，当时只浅浅地埋了一下，几十年来任凭山水冲刷，妈妈的遗骨已经剩下不多了。我们按照烈士陵园曾来调查过的同志指点的位置，用手在泥土中小心翼翼地扒着、找着，经过仔细辨认，才找到一些碎骨头。我轻轻地拿着妈妈的每一块骨头，小心地放在我手里拿着的纸口袋里。我把口袋放在我的胸前，感到妈妈和我贴得那样的近，仿佛把我搂在了妈妈的怀里。多少次，希望妈妈牺牲的消息不是真的，期望妈妈有一天能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多少次，希望能与妈妈在梦中相见，又有多少次因为想妈妈女儿在梦中哭醒。我默默地念叨着：‘这些，妈妈你都知道吗？女儿多么希望能得到妈妈的爱，多想喊你一声妈妈呀！’我知道，世界上哪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儿女？又有哪个儿女不爱自己的妈妈呢？正是为了千千万万的儿女不再失去这种爱，我的妈妈才英勇地献出了她年轻的生命。年幼的我，从此失去了人世间最宝贵的母爱。但是，我们感到更多的则是自豪，为有这样一个好妈妈而感到无比骄傲。1980年11月25日，在歌乐山烈士陵园，党组织为我的妈妈举行了隆重的遗骨安葬仪式。
“妈妈自从参加革命后，历经了许多磨难和严峻的考验，也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对待，但她从不气馁，对党对革命事业的追求永远是那样的执著。她对待同志、战友总是那么热情宽容，帮助别人十分慷慨，对待困难又那样乐观，从不叫苦。妈妈牺牲后，由于地下党是单线联系的，直接与妈妈联系接头的川东临委书记王朴同志也牺牲了，妈妈的真实情况很少有人知道，虽然妈妈在1950年第一批就被认定为革命烈士，但长期以来却寂寂无闻。1957年，哥哥从妈妈的遗物中，找到了一张吴铭同志见周副主席的介绍信，上面有王维舟同志的印章和周副主席的两处亲笔批字。至此，才推断出延安的吴铭，就是牺牲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杨汉秀，这个谜才终于解开了。原周副主席的秘书龙潜同志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特写信将我妈妈的情况做了介绍和说明：‘关于吴铭烈士，确系周副主席在延安经我介绍到交际处金城同志处，利用美军观察组的飞机随他一起到的重庆。那时想利用她同杨森的关系，派她去作地下工作。’而且还确认：‘吴铭同志是共产党员，表现好，所以才派她去作地下工作，后来牺牲在渣滓洞。’”
厉华：“你的身世是无法选择的，对你母亲所从事的事业你能够理解吗？”
李继业：“虽然妈妈曾经默默无闻了几十年，不为人知，但是党没有忘记她，人民没有忘记她。她背叛自己的剥削家庭，选择共产主义革命这条道路，我想绝不会是她一时的冲动，或者有什么功名之求。她有救国、救民、追求真理的革命斗争精神。假如，她不去革命，我可能现在有一个很富有的家庭；假如，她不去延安，她可能会有很多的产业留给我们；假如，她那时候按杨森的安排去了美国，我现在恐怕也是一个华侨子女……但是，她什么都没有留给我，毅然地抛弃了一切荣华富贵而冒着杀头的危险去干革命，直到献出自己的生命。从我个人本能的情感来说，从小失去母爱确实感到非常难过，我确实不愿意没有妈妈！而我的母亲在人们不理解她、怀疑她，甚至受到不公正对待时，都没有动摇跟党走的决心。她的精神得到人们的称颂。妈妈虽然离开我几十年了，但她的精神却永远地激励着我，成为我做人的准则。妈妈为革命献出了成百上千两黄金，虽然没有给我留下分毫，但她给我留下的精神财富，却使我取之不尽用之不完。要说遗憾，也有，那就是我今生没有聆听过妈妈的声音，哪怕是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