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保存的B类档案211卷中，有特务宋世杰的亲笔供词：
在重庆“9·2”大火以后的一个多礼拜，张明选处长对我说，奉到杨森的密令，将其侄女杨汉秀密裁，并说杨是抗大毕业的，以前就由军统逮捕关押过，后来由她伯伯杨森保释出去，并让她住在自己的家里，可杨汉秀出狱后不听杨森的招呼，居然在杨森的公馆里秘密从事共产党的地下活动，所以杨森很生气，这次要大义灭亲，把她解决了。张明选叫我们先行将其逮捕，再商议密裁办法。领受任务后，我们决定中午出发抓人，并准备吉普车二辆，并派督导股长钟恕、第三股长宗慎云、看守所长项正邦、二股股长我负责专案。我则挑选了我股里的刘怀琦、黄雪中、谢春浓、杨玉书参加这个专案小组。到中午时，张明选考虑到是到杨森家里去抓人，怕我们捅出娄子，不太放心，遂亲自率领我们乘车到杨森的住宅中二路渝舍（今重庆少年宫）中一座山坡上的小洋楼里去执行逮捕。到达后，张明选让我们在车上等着，先由他带着刘怀琦一道进去洽询。过了一会儿张明选和刘怀琦出来，说杨汉秀不在家，到街上去了，并说已经和杨森约好晚上再去办理。她住的房间和四周环境刘怀琦观察了一下。杨森家的人全都通了气的，只瞒着杨汉秀一人，她跑不掉的。
到晚上11点左右，仍由张明选率领我们前往，进入杨公馆后人员散开，将杨汉秀所住的小洋楼警戒，然后由刘怀琦敲门进去，带着黄雪中、谢春浓直奔杨汉秀卧室，将门喊开，就把她逮捕了。等杨汉秀一押上车，我们马上回处。当晚就由我和宗慎云、钟恕在办公室里审讯杨汉秀，问她是否从事共党活动？“9·2”火灾是哪个主持的？是哪个放的火？她一概说不晓得。我们就把审讯结果告诉张明选。张说不必问了，杨森在电话里讲得很明白，他要大义灭亲，叫我们把她处死，我们就商量处置的办法吧。钟恕说弄一只小船在半夜里载到长江中心把她勒死后丢进河里。我说最好用汽车载到郊区，在车上把她勒死然后找荒地埋葬。张明选采纳了我的意见，确定就在第二天上午办理。
第二天上午，先由钟恕、宗慎云、刘怀琦、杨玉书驾车去重市西郊沿成渝公路从金刚坡过去，在巴县与重庆交界路旁的一座碉堡内选择好掘坑，然后派刘怀琦返回处里通知我，我就押着杨汉秀出发了，是分乘的两部车，一部是张明选的小轿车，开车的是他的司机郝□□，杨汉秀带着手铐，蒙着头坐在轿车内，两旁坐的是项正邦与谢春浓。我和黄雪中、刘怀琦坐吉普车在后随行押着，由刘怀琦开车子。在快到达碉堡前，项正邦与谢春浓就在车内用绳子把杨汉秀勒死，抵碉堡后，就由车内抬出放在坑里。刘怀琦用相机拍了照，然后我们就用土掩埋上，完毕后回处里复命……
杨汉秀烈士（1912——1949）女，四川广安人，中共党员，1949年9月被捕，9月23日殉难于歌乐山金刚坡。
杨汉秀，别名杨稚华，又名杨俊，在延安时期化名吴铭，1912年出生于广安龙台寺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其父杨淑身，字懋修，大革命时期曾在杨森的国民革命军20军第9师任师长。伯父杨淑泽，字子惠，别名杨森，是四川五大军阀之一。杨家拥有12000挑田土（近3000亩），是广安最大的官僚地主。
1926年杨汉秀随父亲部队驻扎在万县时，深受党代表朱德的喜爱，朱德经常抱她逗她，并给她讲一些浅显的做人的道理，这对她后来毅然背叛家庭，投身革命有一定的影响。1936年，杨汉秀随家庭教师朱一帆到重庆，从此，经常与地下党员陈联诗等接触。次年，她又到成都，经朱一帆介绍到地下党领导的《星芒报》当校对。1939年，杨汉秀从成都去延安，半年后，才绕道去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找到了朱总司令，朱德将她安排在八路军总部工作。1939年杨汉秀随朱德到延安，参加了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在1942年整风运动中入党。抗日战争胜利后，进行国共会谈，当时在延安的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王维舟把杨汉秀介绍给周恩来副主席，她于1946年9月随周副主席回到重庆。由于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发动了内战，杨汉秀一下飞机就遭到特务的监视，她在红岩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住了一个晚上，便转到渠县农村从事地下工作。下乡后，她积极从事革命活动，把佃户组织起来，以练团防和打太极拳的名义，培训地下武装，还把自己陪嫁的3000挑田土卖了购买枪支弹药，用以支援华蓥山游击队，或作革命斗争的活动经费。
1947年3月，渠县伪警察长漆旭怀疑她和延安有联系，把她抓起来送往成都，关在将军衙门政治犯监狱，后因找不到真凭实据，王陵基不得不下令取保释放。杨汉秀出狱后，革命意志愈加坚定，把7500斤黄谷和一些棉絮及两支枪交给地下党，支援华蓥山游击队，还经常往返于重庆、渠县之间，为筹集枪支和活动经费而奔忙。
1948年秋，川东地下党在华蓥山地区发动武装起义失败后，罗广文四处搜捕共产党员和起义群众，杨汉秀在渠县无法开展活动，又回到重庆，就在同年9月，杨汉秀第二次被捕，关在歌乐山下的渣滓洞监狱。
杨汉秀在狱中非常关心难友，常把家里送去的东西全部分给难友们共享。她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一次，她对到狱中看望她的儿子赵在民说：“你不要怕，不要哭，妈妈不怕死。妈妈死了，你要知道妈妈是被国民党害死的，是为广大受苦受难的穷人的解放而死的。我希望你成为一个进步的、革命的青年！”
她在敌人面前机智勇敢，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她经常组织同室难友开联欢会，唱歌跳舞，弄得看守们狼狈不堪。
杨森在族内亲人的央求下，不得已于1949年4月将杨汉秀保释出狱，接到杨公馆中住下，责令她不准再参与共产党活动，并提出送她到美国去生活，但遭到杨汉秀义正词严的拒绝。
重庆“9·2”火灾发生后，杨汉秀以其亲眼目睹之事实，当面斥责杨森并揭露国民党妄图将此重大事件的责任嫁祸于共产党的险恶用心。两人吵了起来，杨森恼羞成怒，命令刑警处处长张明选将杨汉秀秘密逮捕关押，随后又下令将其处死。
1999年4月5日，杨汉秀的女儿李继业来重庆歌乐山革命英烈纪念馆参加清明祭扫活动，厉华等在办公室对她进行了采访，当话题从妈妈谈起的时候，李继业饱含着热泪说道：每个人都有妈妈，可是我的妈妈是谁？她在哪里？为什么不要我了？这一切在我年幼的心中，一直是个解不开的谜。我记得那时候，我还没有上学。有一天，与邻居小孩玩时发生了矛盾，突然，她们喊道：‘你是抱的娃儿’。我一下子愣住了，我怎么会是别人抱养的孩子？那我的亲生母亲是谁呢？我不知所措，仿佛掉进了冰窟里。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心想，一定是小伙伴们为了要制服我，胡乱编造的谎言。但是，从那以后，她们总是用这样的话来攻击我，却从来没有用这样的话去对付别的孩子。我只好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我相信它确实是真的，因为我没有看见过我的妈妈！
我家左邻右舍住的全是解放前的老邻居，他们都认识我的亲生父母，自然对我的情况很熟悉。平时大人们在议论我的时候，被身边的小孩听见了，就成了他们攻击我的炮弹。从此，屈辱、自卑笼罩了我，因怕别人骂我是抱的娃，只好处处忍让，尽量不与别人发生争执。表面上，我给别人的感觉是既开朗又活泼，但我内心深处却埋藏着不易被人察觉的痛苦和忧伤。我想问养母，我究竟是不是他们抱养的孩子？我的妈妈又是谁？可是，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因为我不愿捅穿这层包着的纸，怕从此打破家中的宁静与和睦。平时，我在养父母面前装着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在外面如果受到委屈，晚上就躲在被窝里偷偷哭泣。那时，我感到好可怜，因为我没有地方可以倾诉。有一天晚上养母听到了我的哭声问我时，我只能用刚刚做了一场噩梦来搪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