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夏天热得出奇。
立秋之后，“秋老虎”依然威风不减。淞沪战场上，炎炎的烈日和炽热的炮火，像要把战壕里的士兵们烤焦；即使在清凉的避暑胜地庐山，从山口上吹来的风，同样也带着烧烤的味道。
面对淞沪前线日本人连续增兵、中国军队不断兵败的局面，面对中国空军损失惨重、日本飞机对城市和乡村不分昼夜的狂轰滥炸，指挥这场战役的最高指挥官蒋介石，那是心急如焚昼夜难安。
战斗打响之前，蒋介石就眼巴巴地盼望欧美诸国能出面调停，尽早结束这场他勉为其难的战争，可时间一天天过去，迟迟不见这些国家的动静；战斗打响之后，他苦撑苦熬着被动的战场局面，希望“九国联盟”能干涉日本人野蛮的侵略行为，甚至能武装支援中国——但，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而已，形势的发展，与他的想法完全背道而驰，列强们暧昧甚至可耻的行径，一天天让他失望甚至愤怒起来！
战争全面爆发后，美英等国受制于国内和平孤立主义影响，明知自身的在华利益会受到损害，却奉行着“严守中立”的政策，采取了隔岸观火的态度，公开宣布对华实行“免疫隔离”。他们这些行径，其实是在保存自身实力，希望双方火拼到精疲力竭时再行介入，坐收渔翁之利而已。美国人竟然在日本人的讹诈下，生怕激怒日本，不但不出面主持公道，连中国政府在战前向他们订购的武器和军用物资，也单方面撕毁了合同，拖延甚至实行了禁运。
德国此时同中国关系更是微妙。一方面，自清朝末年以来，德国作为侵略中国的列强之一，最早占据了中国的军火市场。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中国从德国订购的军火及军用物资种类繁多，大到飞机舰艇，小到手枪子弹，几乎无所不包。德国军事顾问团还帮助中国军队制定对日作战方案，并亲自指挥作战。另一方面，尽管他们在战争初期通过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在中日之间进行了所谓的“调停”，但“调停”失败后，他们就采取了一系列迎合日本人的措施。如此，中德关系急转直下。战争全面升级后，德国以同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议》为由，也宣布奉行“中立”政策。到后来，希特勒宣布将正式承认“满洲国”，随后也单方面终止了与中国的军事合作项目，同时下令禁止对华输出军火和军用物资。
事态发展至此，不由得不令人沮丧和愤懑！中国突然由西方的宠儿沦为西方的弃儿，一时间陷入孤立无援、孤军作战的境地，国际环境空前恶劣。
严峻的局势让蒋介石逐渐清醒过来。那就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这副摊子，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维持；中国人要与日本人抗衡，只能是长期的单打独斗——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积贫积弱、军事基础薄弱的国家来说，要与野心勃勃、凶悍嚣张的日本这个军事强国相对抗，其艰难程度那是可想而知的。
前线打得如火如荼，用于作战的飞机几乎损失殆尽，从全国各地赶来驰援的军队，投入战场后就整团整营被敌歼灭；后方呢，时时处于日本人的空袭之下，许多城市和军事设施已被炸成一片焦土。平津已失，华中告急，如若上海再丢，日本人占领华东之后，必然向西向南进攻。那么，南京、武汉等地就将受到威胁。战争开始之初，日本军人甚至狂妄的叫嚣“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在这中华民族危亡的关头，怎么能不叫他这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寝食难安、五内俱焚啊！
怎么办？
形势的发展并未如蒋氏所料，欧洲各国更乐于对日绥靖，美国也无意在太平洋对日采取积极措施。蒋氏在日记中感叹道：“国际形势，以此次国联对华之决议案观之，可谓恶劣已极，然今后当可转佳，未必即绝望也。”经过无数个昼夜的思考，纵观整个世界，蒋介石此时已经别无选择，他的目光只能投向遥远的莫斯科，将扭转战局的唯一希望，寄希望于社会主义的苏联政府。
但，这可能吗？
要说国民政府和苏联政府交往的渊源，那真可谓是爱恨交加情仇交集！早在1923年春，在孙中山“联俄联共”等三大政策下，苏联政府同情中国革命，派出军事顾问团来到中国，援助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政权；可令人不解的是，他们同时又与北京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到了1927年，苏联对华关系又遭受双重挫折：4月，蒋介石在北伐中途公开实行“反共反苏”政策，致使苏联与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的国民党之间关系破裂；几乎与此同时，北洋军阀张作霖在北京强行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引起苏联政府严重抗议并撤回驻华代表。到了1929年7月，中苏两国又因中东铁路发生严重冲突，双方完全断绝外交关系。
撇开国家之间的政治因素，从个人感情上来讲，蒋介石对共产国际持的是反感甚至反动的态度；他对苏联政府的一些做法，也耿耿于怀，他的长子蒋经国自1925年赴苏留学后，到1927年就开始受到“政治监控”，至今还紧紧地攥在斯大林手里，迟迟不放他回国——显然，他们把蒋经国当做了一个筹码，甚至是一个人质。
但，山穷水尽之中突然峰回路转，事情有了重大转机！
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人一夜之间就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日本人的这一行径，苏联虽然也同欧美诸国一样，采取了不干涉的中立主义，但同时他们声明“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意作一些必要的帮助”；事变几天后，苏联《真理报》从9月23日至9月28日，相继发表《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对满洲的军事占领》、《瓜分中国》等10多篇社论和署名文章，谴责日本侵略行为，同情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战争。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波波金受苏联政府之托，明确向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保证，苏联代表将不负中国期望，在国际联盟讨论中日冲突时支持中国。
苏联政府持反对日本的立场，这当然是情理之中的事。那就是：日本人吞并中国东北后，立即就叫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人神经紧张起来——众所周知，苏日两个民族素来积怨甚深，历史上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远的不说，就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沙皇军队被日本人打得丢掉尊严、落荒而逃、饱受屈辱、签订投降书后，他们在中国的利益已经丧失殆尽。但，得寸进尺的日本人，并不局限于在中国土地上和俄罗斯人争夺既得利益。这些年来，他们一直磨刀霍霍，对苏联远东地区早就垂涎已久虎视眈眈——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面对日本人的狼子野心，旧恨新仇，现实威胁，使莫斯科政府不得不及时调整它的对外政策，向中国政府伸出了橄榄枝。
反过来，再看中国政府呢？
此时，中国政府不但眼睁睁地让日本人掠夺了自己东北的土地，更明白日本人的胃口大得很，他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而是随时都在觊觎着中国关内的大片土地——面对日本这个共同的敌人，为了共同的国家利益，中苏两国政府都清醒地认识到：在而今火烧眉毛的严峻时刻，只能是抛弃前嫌，重新来规划两国的关系了！
1932年12月12日，中苏两国恢复了中断了几年的外交关系。这时，中苏外交关系虽说是建立起来，但由于历史上的怨怼，双方的猜忌和矛盾依然存在，这就使得两国关系的调整步履维艰。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究竟签订一个什么样的《条约》。
1933年5月，两国开始就《条约》问题开始进行磋商。中方坚持要签订《互助条约》，希望苏方能承担抗击日本的这副担子；而苏方则只同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他们怕将自己拖入中日战争。由于双方各持己见，《条约》迟迟不能签订。不久，因苏联向日本出售中东铁路等问题而使谈判搁浅。南京政府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没有实际意义。1936年之后，面对日本对中国的不断扩张，英美等国对日本的姑息纵容，南京政府不得不再次调整对苏政策，决定采取“联苏御日”的方针。
1937年4月，鉴于形势日趋严峻，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建议立即开始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谈判，但这时蒋介石还在犹豫之中。卢沟桥事件发生后，7月8日，蒋介石在庐山召见了立法院长孙科和外交部长王宠惠。蒋介石对他们讲道：如果事态继续扩大，爆发全面战争，那么，“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和苏联达成协议，由苏联供应军火装备并缔结《中苏互助条约》——此时，蒋介石依然想要的是一个《互助条约》。可经过与苏联驻华大使接触，无奈苏联政府态度坚决，他们只同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现在而今眼目下，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战争升级的速度犹如大海涨潮，已经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战场上，日本人嚣张的气焰日甚一日，中国的土地正在一片一片地丢失。此时，明眼人一看便知，中国同日本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在所难免——如此，已经溺水的蒋介石不得不上前一步，抓住苏联人伸出的这枝让他上岸的橄榄，对于《条约》的签订，也只能适当作些让步了。
其实，在淞沪战役打响的第二天，国民政府对苏联的态度已经有了明显转变，对于《条约》的签订，已经有了明显的倾向。他们在《条约》签订前，就已向苏联政府发出了军事援助的请求。8月1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冲以蒋介石的名义，向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提交了一份军火供应合同草案。在这份合同草案中，国民政府要求苏联迅速提供350架飞机、200辆坦克与236门大炮，并要求苏联向中国派遣飞行员、航空技师、炮手与坦克手，以训练中国空军和陆军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