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5月后，天气一天天热了起来。
火辣辣的太阳每天悬挂在空中，热得让人几乎喘不过气来。饱受战火蹂躏的江汉平原上，稀稀拉拉的油菜花凋谢了，田野里的稻麦枯黄了。为了躲避战火，纵横阡陌的大路和小径上，挤满了扶老携幼、络绎不绝向西逃难的人群。
1938年5月19日，日军攻陷徐州后，日本大本营于5月底制定了汉口作战方案，并召开了御前会议，决定出动14个主力师团，共计25万多兵力、400余架飞机、300余辆坦克、100余艘各型舰艇，准备迅速攻占武汉。他们的打算是：“1月内攻下华中重镇武汉，迫使中国政府投降，尽早结束中国战事。”
武汉保卫战，是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中国在战略防御阶段最后一次重大的战役。
为了挫败日军这一阴谋，6月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再次讨论了保卫武汉的战略指导方针，决定调动133个师又13个团，共计110万兵力、24辆坦克、30余艘舰艇，包括苏联空军志愿队在内的近200架飞机，进行武汉保卫战。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汲取了上海、南京保卫战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有效防御”的作战方针。在这次会上，白崇禧代表军事委员会作出了“以各军之主力分布于武汉外围，巩固武汉之核心。更利用大别山、九宫山、幕阜山、庐山等山脉配置重兵，预筑坚固阵地，及沿长江两岸、鄱阳、大冶等沼泽地带，及田家镇、马垱两岸构筑江防要塞与敌作战略上之持久战，并保持重点于外翼，争取主动”的作战部署。
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的这种作战方针，在常人看起来，固然是无懈可击固若金汤，但实际效果会怎么样呢？会上，除了一个人，其余的人都没有提出异议——谁会当着蒋介石的面，质疑他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方针呢？
这个人就是苏联驻武汉军事总顾问德拉季文将军。
“这种部署，当然有它合理和可取之处。但我们认为，这样的防御依然是被动的，不能更有效地提高作战效能。”德拉季文走到偌大的作战地图前，指着日军进攻的几个方向讲道，“我们的防御，必须要采取积极的防御方针，不然依然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会场上的俄语翻译，将德拉季文的话如实向与会者进行了翻译。
“那，谈谈你的想法。”蒋介石冷冷地注视着德拉季文，不动声色地说道。
“我们的建议是——”德拉季文用木杆指着地图，“除了这些战区按照刚才的部署，依托地形进行重点防御外，第三、五、九战区应该实行以攻为守的策略。我建议，应该在这些战区配备精锐的部队、良好的武器和装备，加强火力，特别是加强炮火突击群，选择时机主动出击，首先击溃进攻的日军，变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
蒋介石闻言，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不快，他托住腮部，依然冷冷地盯住德拉季夫，没有吭声。但苏联军事顾问提出的作战方针，大概在与会者心中激起了波澜，但碍于蒋介石的面子，大家还是没有吭声，会场竟陷入短暂的沉默之中。
读者或许会问：中国军队打仗，对已经作出的战略部署和作战方针，难道还要让外国人来最后定夺不成？其实，这样的事并不奇怪。中国军队聘请外国军事顾问的做法，是由来已久。在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的军事顾问是德国人鲍尔，共产党军队的军事顾问是苏联人李德，所以在国民党对江西红军的围剿中，都有德国人和苏联人的影子。
北伐战争前，国民政府聘请的主要是苏联军事顾问；北伐战争后，国民党政府改换为德国军事顾问。德国人鲍尔、赛克特、佛采尔和法尔肯豪森等人都曾先后担任过蒋介石的总顾问。在抗战爆发前，德国在华军事顾问已有70余人。他们在帮助蒋介石巩固政权、围剿红军等方面，是很受蒋介石赏识的。但好景不长，1936年，日德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后，日德关系便日趋密切；中日战争爆发后，德国便宣布保持中立，不久又宣布承认“满洲国”。1938年3月，德国停止了接受中国赴德受训的军事人员，随即又下令对中国实行军火禁运，并召回了在华的全体德国顾问——此后，中德之间就终止了军事合作关系。而此时，随着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中苏关系进入了“蜜月”期，因此聘用苏联顾问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早在1937年2月，中苏双方在商洽军事技术协定时，就谈到派遣苏联教官来华训练中国飞行员和坦克手的问题；杨杰带领的军事代表团到莫斯科洽购军火援助时，也多次提到聘请军事顾问一事。斯大林在了解了中国方面这一要求后，当即欣然应允。
中国对苏联顾问的渴求，与苏联顾问曾给中国方面留下良好的印象有关。北伐战争期间，国民革命军中的许多苏联顾问，足智多谋英勇善战，为北伐胜利建立了殊勋——像当时曾任总军事顾问的加仑，蒋介石就对其印象极佳。抗战爆发后，他几次要求苏方再派加仑来担任自己的顾问。1937年8月2日，蒋介石在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会谈时，专门提到加仑。他说，他很想会见加仑，如果加仑能来华继续担任他的顾问，他很高兴。随后，他又几次电示驻苏大使杨杰，嘱其与斯大林、伏罗希洛夫会商时，一定要表明“可否派一得力顾问如加仑者来华协助，作为权威性顾问”的要求。
可从莫斯科发来的回电，却使蒋介石大失所望！原来，加仑自1927年回国后，曾任苏联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和远东方面军司令，但他永远不可能来作蒋介石的顾问了！杨杰给蒋介石的回电是：“查加仑精通军事，然也爱女色，致堕敌方奸计，竟受敌方赠与日女，泄露机密，败坏纪律，依法罪当处死，业已执行枪决。”
原来如此！加仑到他该去的地方去了，蒋介石在感慨唏嘘之余，只能任其苏联政府派给他另外的军事顾问了。1937年11月，淞沪会战时，德拉季文作为苏联驻华使馆武官来到中国，不久便被任命为中国军队总军事顾问。随即，苏联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员、后来赫赫有名的“战神”朱可夫元帅，也随苏联一个军事代表团来到中国——但朱可夫在华时间不长，就应招回国了。
南京失陷后，随着战事的发展，大批苏联顾问又源源不断来到中国。他们在华工作的使命主要是两大项：一是帮助拟定中国军队的重大作战计划；二是帮助训练中国军队。不久，根据工作需要，军事顾问机构也建立起来。这个机构，实际上是一个覆盖国民党军队各主要战区、各军兵种的顾问系统。这个顾问系统设总顾问1名，隶属于最高统帅部；各战区设高级顾问1名或数名，隶属于各战区长官。
在苏联援华抗日的4年中，先后有4名将军担任过中国军事总顾问，他们分别是：德拉季文、切列潘诺夫、卡恰诺夫。这些军事顾问，一般说来军政素质都是优良的。在军事方面，他们富有作战经验，有的人来华前就参加了西班牙保卫马德里的战役。如首任总顾问德拉季文，他当时就已经是苏军的军长了。德拉季文来华时间不长，就发现国民党军队作战几乎都是被动防御，效果很差。于是便提出要适时展开进攻，变被动防御为主动防御——1938年4月的台儿庄大捷，就是这种进攻型防御的战果。再如最后1任总顾问崔可夫，19岁就当团长，1927年就曾来华担任顾问工作，他富有指挥才能，熟谙中国情况，善于调查研究，1941年2月他来华后，就帮助中国军队较好地制定了进攻宜昌和保卫长沙的计划。
在政治素质方面，这些苏联顾问更具有优势。他们不是像德国顾问那样是以雇佣者的身份来到中国的，而是出于对中国人民正义斗争事业的同情和支持，肩负着国际义务来华工作的，因此能更加自觉和勤奋地工作。来到中国后，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部队度过的，并经常到前线以身示范指挥作战，这种良好的作风也直接影响到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使他们也不得不“从正襟危坐于其中的轿子里出来，与顾问们并排步行”。
为了能协调一致的工作，苏联顾问还善于处理同国民党将领的关系。每逢意见相左时，他们很注意工作方法，耐心说服这些将领接受自己的意见。在处理军队内部腐败行为时，这些顾问也能比较策略地加以抵制。崔可夫任总顾问时，发现国民党将领往往通过向上级假报士兵花名单，将死者的军饷装入自己的腰包。他知道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军队中，这已是一个顽疾，要改变这种欺上瞒下的风气是不可能的，于是便在“制定抵抗侵略者的行动计划时，总是要打折扣”，即压缩参战部队所报兵员人数，这当然会对发饷部门起到一种暗示作用。
毋庸讳言，在素质和军纪普遍较差的国民党军队中，正是由于苏联顾问有着良好的政治素养和斗争策略，一方面对部队产生了好的影响，另一方面才能维系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保证了顾问工作的开展——当然，此是后话了，还是让我们回到保卫武汉战役中来。
6月5日，在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的紧急军事会议上，关于是以守为守还是以攻为守的作战方针，由于蒋介石固执己见，并没有很好得到统一。以致在战斗打响之后，中国军队开始溃败之时，蒋介石才领悟到德拉季文的作战方针可贵之处，他想努力扭转战场的局势，可惜为时已晚了。所以有人说：作为一个政治领袖的蒋介石，他只是一个战术家而不是一个战略家；他的战略，只是一个避免失败的战略，而不是一个争取胜利的战略——此话应该是比较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