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茫茫，海天一色。
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早在1937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在制定《国防作战计划》时，就曾向中国空军提出“准备用全部重型轰炸机袭击日本佐世保、横须贺及其空军基地，并破坏东京、大坂等各大城市”的作战方案。
从这个方案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军方在战争初期，就意识到消灭或瘫痪日方重要军工和空军基地的重要性。如果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就能保证我方军事行动不受敌方控制，同时夺取制空权。
但，中国飞机要长途奔袭日本本土，谈何容易！除远隔千山万水茫茫大海阻隔外，哪里去找这样的飞机和飞行员呢？当时，中国空军拥有的飞机，几乎都是些杂牌飞机，如果说航程勉强可以到达日本本土的，那只有意大利萨伏亚S72型和美国马丁139WC型飞机——然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鉴于此，当时中国空军指挥部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横下一条心，将萨伏亚S72的飞行员秘密集中在南昌等地，开始进行海上飞行试验和无导航条件下的盲目飞行。
云遮雾罩，天路遥迢。
然而，经过淞沪3个月的血战，中国空军损失惨重，大部分指挥系统和保障体系都被打乱，前线也时刻需要飞机的空中支援。于是，关于远征日本的作战计划不得不暂时搁置下来——但，从蒋介石到参谋本部人员，却从来没放弃过这一战略构想。在《中苏互助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军事代表团赴苏联洽谈军事援助之时，蒋介石就给杨杰发过这样的密电：“请与俄政府洽商飞机，现最需用者为驱逐机200架与双发重型轰炸机100架。”由此可见，蒋介石“最需用”的100架重型轰炸机，就是准备用于远征东瀛轰炸日本的。
南京保卫战以后，随着苏联飞机源源地不断到达中国，中国空军的战斗力逐渐恢复之后，于是，关于远征日本的计划再次被提到日程上来。按当时的情况分析，苏制的飞机只有TB—3重型轰炸机能够承担这一任务。可12月13日，6架TB3轰炸机刚到中国江西吉安机场，就被日军尾随而至，炸毁炸伤3架；剩余的3架由于备件缺乏，只好作为运输机使用。原来选定的几架萨伏亚S72轰炸机，也由于技术状态也不佳而放弃。于是，空军指挥部经过反复权衡，最终确定由马丁139WC飞机来执行这次轰炸任务。
可这时，一个新的问题却出现了——新到的4架美国马丁139WC飞机，已经全部配置到“空军国际14中队”；而这个中队的人员，则主要是由外籍飞行员组成。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美、英、法、荷等国的多名冒险者，听说中国政府在雇佣飞行员，他们先后辗转来到中国，受聘于中国空军。经过考核，有8名飞行员、4名机械员与中国政府签订了合同，加入了中国空军。此后，按照航空委员会的指令，以美国人文森特·史密斯为首的这十几名飞行员和机械员为核心，组织了中国空军“外援队”，编制为“中国空军国际14中队”。如果单从实力上看，这支飞行队还是不错的，一是飞机性能较好，二是这些人员技术相对娴熟——但，自从这支杂牌队伍组建以来，他们的行为就与苏联飞行员忘我无私的精神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时在指挥管理上，也存在很大问题，它既不属于中国空军飞行大队，也不归属空军前敌总指挥部；它只听命于美籍顾问陈纳德，而陈纳德又只听命于航委会秘书长宋美龄。在这种状况下，这支雇佣军队伍完全放任自流。
“英国、美国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些外籍飞行员，他们来到中国是为了发财，这些‘保卫者’们根本不想上天去作战，而是待在后方的机场里消遣娱乐、收集纪念品，做生意。”与这些外籍飞行员住在一起的苏联飞行大队长普洛科菲也夫回忆说，“他们从1937年10月组建，到1938年3月，在几个月时间里，升空作战只有2次，但没有击落1架敌机的记录。”
刚开始，中国空军指挥部也曾希望这支“外援队”能去执行远征日本的任务。但，这些外籍人一听要去轰炸日本，就连连摇头，称执行这项任务风险太大，肯定是一次有去无回行动。经过反复磋商，最终他们勉强接受任务，但开出的一个天价，让航委会的人吃了一惊，完全不能接受——也难怪，既然双方是雇佣关系，那么维系这种关系的，自然就只有金钱。
“同样都是外国人，但这些雇佣兵，和你们的志愿队员完全没法相比！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一个是天上的月亮，一个是地上的萤火虫。”中国空军飞行队长毛瀛初听到这个消息，来到苏联志愿队的斯拉斯瑞夫上尉宿舍，忿忿不平地说道，“哪里像你们志愿队，军纪严明，作风严谨，飞行员个个英勇顽强，视死如归，把消灭敌人当做自己应尽的职责，把打下敌人的飞机当做自己应该完成的任务。在执行任务时，从来都没讲过任何条件和任何价钱——他们和你们，完全不可相提并论！”
“毛，你这样讲，真叫我们心里有些不安。”斯拉斯瑞夫上尉谦虚地说道，“14队有他们的优势，也有自己的特点。”
“他们有屁的优势，屁的特点！”毛瀛初点上一支烟，又一下掐灭了，“他们成天想的不是怎样升空作战，而是想的如何装满自己的腰包——哼，我告诉你吧，今天他们带队的那个头儿，竟然再三纠缠我手下一个兄弟，哪里能够找到每天陪他过夜的女人！”
“这样的队伍，确实需要进行一些整顿。”斯拉斯瑞夫闻言愣了一下，停了停他接着说道，“目前战事那么紧张，他们有那么好的飞机，却闲置在那里，真是太可惜了！”
“这样吃闲饭的队伍，拿来有什么用！只能是涣散军心，消磨我军飞行员的斗志！”毛瀛初听赖云翻译完斯拉斯瑞夫上尉的话，依然忿忿地说道，“我的那些弟兄们，早就要去找周司令和毛副司令，要求他们把这样的队伍解散算了！”
“这是你们中国内部的事情。”斯拉斯瑞夫上尉谨慎地说，“毛，这样的事情不该由我们来插嘴。”
夜，已经很深了。
在离志愿队宿舍不远的空军司令部里，空军司令周至柔却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远征日本的计划再次搁了浅，该怎么办呢？
“周司令，这件事由我来办！”第二天上午，周至柔还在为远征日本的事焦虑之时，竟然有人来到他的办公室主动请缨。
周至柔闻言一惊，抬头一看——哈，原来是蒋委员长侍从室的专机飞行员徐焕升！
“啊，想睡觉有枕头，盼下雨就刮风！你不来找我，我还要来找你呢！要办这件事，真还非你莫属！”周至柔闻言喜出望外，他连忙站了起来，示意徐焕升坐下再谈。
“这件事，我想了很久了。”徐焕升依然站得笔直，他对周至柔说，“现在而今眼目下，除了苏联空军志愿队能完成这样的远征，恐怕就只有我们中国空军了！”
“这件事，苏联志愿队可以协助我们，但我希望远征的任务由我们自己来完成！”周至柔严肃地说道，“这样，就更能树立我们中国空军的信心，彰显我们中国空军的雄威，同时更能有效地震慑敌寇，鼓舞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斗胆来向您请战。”
“刚才我说过了，这次任务还非你莫属！”周至柔说完，但随即脸上掠过一丝为难之色，他停了停，缓缓地说道，“你知道，要执行这个任务，只有使用马丁139WC，但现在飞机全都控制在14队外籍飞行员手里，要想从他们那里调出来，不好办哪！”
“周司令，您放心。这我也想好了，这件事也由我来办。”徐焕升压低声音，对着周至柔如此这般地耳语了一番。
“好啊，看来你这家伙真是有备而来呀！”周至柔听了徐焕升的一番话，哈哈一笑，转忧为喜，他拍了拍徐焕升的肩膀，“对，就按你说的方式去办！出了什么问题，责任由我承担；委员长那里，我替你去解释！”
按照周至柔和徐焕升商定的办法，第二天，徐焕升以空军国际14中队队长的身份来到“外援队”里——但，他来到队里，却经常穿着长袍，表现出无所事事的样子。那些外籍飞行员，还以为因为他是委员长身边的人，来这里无非就是名义上挂个队长头衔罢了，恐怕对飞行和空勤都是一个外行呢！
然而，这场戏才刚刚开始。
1938年3月16日，武汉机场上空突然响起空袭警报。警报响起之后，“外援队”接到命令：所有马丁飞机全部飞往四川成都暂避。飞机起飞时，徐焕升也混杂在其中1架飞机后座上，外籍飞行员还以为他是搭便机去成都办事的。经过2个半小时飞行，飞机到达成都凤凰山机场。当外籍人员下了飞机，离开机场之后，徐焕升立即向机场方面传达了空军司令部的命令，布置地勤人员将飞机上所有的余油抽光，并派出卫兵站岗，规定任何人不得接近飞机。
第二天一早，外籍人员发现自己的飞机被人接管后，立即勃然大怒；文森特·史密斯竟然拔出手枪，威胁机场地勤人员。徐焕升看见这一情况，转身离开了机场。随后，他用书面形式告知了外籍人员自己接收飞机的依据和决心。
此书面原件存于美国圣地亚哥博物馆，收藏在一位原国际14队成员Elwynh﹒giddon信件里。原文如下：
致马丁飞行员们：
你们将搭乘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于两天后顺利返回武汉，那里还有别的任务等待你们，而马丁轰炸机则由本人负责接管，这个命令已由汉口的航委会下达。原本今天下午我准备到你们住处告知这一命令的，但你们却以粗暴的态度对待我，甚至想要揍我！因此我无法向你们言明此事。
希望你们能够心平气和下来，我个人非常钦佩诸位，因为你们来是协助我们从事抗战的，但希望你们不要掏手枪动粗，因为那有违你们善良的本意。
现在诸位在此的任务已经完成，其它的工作则在汉口，所以希望各位在那儿工作愉快，并祝幸运！
中队长：徐焕升。
1938年3月17日。
如此一来，所有的外籍飞行员失去了飞机，就失去了要挟和要价的砝码。最后，他们也只好接受遣送回武汉的安排。而中国空军指挥部早就将此事告知了蒋介石，并由他做通了宋美龄的工作。这些人一回到武汉，航委会立即以“作战不力、军纪涣散”为由，解散了这支雇佣军，第14航空队重新恢复为中国空军编制。
“我们失了业，全是因为那群俄国猪猡，谁叫他们每天都上天和日本人拼命！”这些外籍飞行人员丢了饭碗，不去检点自己的行为，却迁怒于苏联飞行人员，认为这是苏联人让他们相形见绌，所以才有了这样的结果，“呸，这些俄国佬，让他们上天去见鬼吧！”
马丁轰炸机顺利地到了徐焕升手中。就在这些外籍飞行员卷起背包准备离开中国之时，中国空军跨海远征作战计划，已经开始紧锣密鼓地实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