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２０１３年以后，中国和日本关于******的问题不但没能缓和，反而进一步紧张。元月中旬，中国总参谋部已经下令要求各部队做好打仗的准备。部分地方卫视也推出了专题节目，请军事专家、评论员来解读当前形势、分析军队武器装备、实力的优劣，文教学员关注政治局势的不在少数，关于会不会真的开打这个问题也是各执一词。
“肯定得打，两方都不想放手，现在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就看那一天擦枪走火了。”老杨扔下手中的毛笔说。老秦认为：“中国迫切需要进行一场局部战争，一是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别说现在的军人都没打过仗，估计军级以下的部队首长也没打过，而战斗经验必须通过战争来获取，平常的演习说白了都是自己演给自己看的，具体达到什么效果也就骗骗自己、忽悠忽悠领导。二是中国目前迫切需要一场局部战争来转移当前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把人民群众的思想集中到一个焦点上来。第三，可以刺激中国军事科研、装备研究实力再提高一个层次。也有认为不会打的，因为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会从中间斡旋。
打还是不打？很自然地，文教学员分为“鹰派”和“****”。
文教其他人都是怎么想的？我很自然地想到了采访，不过我设置了一个条件，“如果现在让你去******打仗，打赢了就赦免你，剩下多少刑期都不用住了，但是打输了就战死沙场，你愿意不愿意？”
５０岁以上的老头们自然不在采访范围，主要针对年轻人。哈哈，回答异彩纷呈。“当然去，老子现在是一个劳改犯，敖出去也得受人歧视，而打赢了就成了英雄，别说有条件，没条件也去。”说话的是一个因贩毒被判了十年的孟可。“打赢了有日本花姑娘没？如果有那肯定得去！”这个是教研室的徐工，这家伙才四十岁已经严重秃顶，而其解释是****太强。“你去不去？”面对我提出的假设，２０多岁的小青年阿凡达首先反问我。“废话，我肯定不去，判了十一年，熬了七年了，已经减了一次，再减一次就可以出去了，不划算。但我可以捐款，把每月政府发的六块钱零花钱捐了，不中把生产奖金也捐了，二十多块。”“哈哈”小青年一听就笑了，“那我也捐，我一共才判三年，去了更不合适。”一直站在旁边倾听的莽撞青年小恩忍不住了，大手一挥，义正词严地说：“你们这些人……一点爱国主义情怀都没有，忘了小日本当年是怎么欺负中国的，忘了南京大屠杀了吧？要是我听到召唤，立即把脑袋别到裤腰袋上，跟******小日本干去。”切，去死吧。谁不知道你判了十三年，现在才喝了不到两年，一次刑还没减呢！
在鹰派与****的争论中，******一直停留在磨磨蹭蹭的阶段，众人也渐渐没了谈论的兴趣。
今年冬天好像特别冷，居然可以到零下十度。我的手、脚、耳朵再次冻得红肿。小报室负责照相的高运动则身体经常不舒服。一次在监狱大院捡完树叶回到小报室以后，头耷拉着，瘫坐在椅子上。我赶紧问他怎么回事？“头晕的厉害！”高运动有气无力。
我冲出小报室找干部报告，扶着高运动走到监狱医院门口，我们被小岗拦住了，“你们还是等会儿再来吧，你没看那么多人都在排队呢，进去也看不上。”我瞪了他一眼，“病人要是出了事你负责不？”说完扶着高运动径直进去了。今天看病的人确实太多了，如果排队至少到中午了。我瞅了瞅干部，干部理都赖得理。
我很少来医院，不是不生病，而是尽量扛，实在扛不住了，需要什么药让熟人捎过来。怎么办？我把半眯着眼睛，头都抬不起来的高运动扶坐在水泥台阶上，冲正在吆喝着让看病的犯人排队的小岗走过去，“嘿，伙计，帮我找一下老坤。”小岗斜着眼睛打量一下苏生，“你谁啊？干什么？”“我叫苏生，有点事情，麻烦你叫他们一下，谢了。”小岗看我挺客气，便跑过去喊。
老坤一出来看到我，马上跑过来热情地握手。“小老弟，过来了！有什么事？说！”我指了指高运动：“年纪大了，早上到现在一直头晕，你看，这儿又这么多人……”张坤说，“别担心，跟我走吧。”扶着高运动进入医务室，老坤对穿着白大褂的警官笑嘻嘻地说，“来个老乡，白警官可得好好帮忙看看啊！”高运动马上被安排量血压，高压达到１７０，确实有点高，“去输液体吧，连续三天。”
在监狱里输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原因，干活儿才是第一位的。
卫生间里，我给老坤让支烟，张坤忙从兜里掏出一包中华，“来我这儿，抽我的，抽我的。”老坤是医院监区积委会主任，入狱前是某县的教育局局长。就在半年前，他托人找我，能不能每个月在报纸上发两篇稿子，不然到减刑的时候挣不够分，想减也减不了，只能晚一批回家，那就是四个月的时间呢。他托的人和我关系不错，肯定没二话了。
“今天麻烦你了。”我说。“小老弟啊，你说的那里话，该说谢谢的是我。分挣够了，监区也把我的减刑申请报上去了，再过两个月就能回家了。你还有什么事？尽管说。”我说都是互相帮忙嘛，谁能早点回家都是值得高兴的事。我马上就要回监区了，还有一批活儿等着干呢。高运动就留在你们这儿输液，如果中午没输完的话，麻烦你安排他吃个饭。“行，行，你放心，我吃什么他吃什么。”老坤答应得很爽快。
对已经六十岁的高运动，我有一种说不出口的感情，不仅仅是狱友之情，似乎是一种亲情，就像曾经的老樊、江风、后来的老秦、老杨，他们都是我身边最亲近的人。高运动入狱前是某地级市体彩中心主任，被判了十年半。自从他一年前他分到我们监舍，我的针线活儿他就全包了。有时候，衣服扣子掉了，我自己都不当回事。高运动就看不下去，非得要求我脱下来，戴上老花镜缝上。平时我不好好吃饭，老是被他嘟囔。如果是在以前也许我会烦，可在监狱里，有这么一个老人在身边絮絮叨叨，反而心里总是充盈着一股温暖。我没有收纳的习惯，经常丢三拉四，找他准没问题，“你的钢笔掉床底下了，我帮你收到储物柜的小盒子里了，你的眼镜布我帮你洗了，搭到了阳台上。”甚至我洗好的囚服他都帮我叠得整整齐齐，放到枕头里。
有一次我们一起看电视剧《温州一家人》，我发现他跟里面的一个角色周万顺长得特像，便天天喊他万顺。万顺在戏里那么邋遢，他佯装生气瞪着朦胧的小眼睛说：“苏生，你就天天恶心我吧，那一天我高血压犯非讹住你不可。”他是个小心眼，对于犯罪，他有很大的心理包袱。我逗他玩，老高，出来以后咱们见面了请我吃什么呀，他说让你伯母给你炒萝卜丝。我一脸悲愤地打断他，七年了，我人都快长成萝卜了，你出来以后还敢让我吃的话，咱们马上绝交。高运动笑笑说，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炒萝卜丝啊，你要是不愿意，先吃我们哪儿最有名的红焖羊肉吧。
有一天午休前，我缠着他讲自己的“艳遇”。他说没有。我说你不老实，我不信。唉，他叹口气，“以前我们局长老是熊我：高运动，你说你不吸烟不喝酒不嫖女人，你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思啊，干脆死了算了。”高运动犯事后被异地关押到看守所，所里按照有关方面的“招呼”强制把其名字换了，帐上有钱不让花，把高运动这个６０岁的老头饿得头晕眼花。突然有一天，给号里发馍的一个临时工看见高运动后愣了一下，说好面熟，好像在那里见过。高运动一看女人长得简直影响食欲，根本没什么印象。两天后，该女子发馍的时候突然问高运动是不是卖彩票的？高运动笑了，全市卖彩票的都归我管。“哦，那就对了，你不认识我了，我就是上次中奖的那个。”这么一说，高运动想起来了。对，就是这个女人，曾经中了刮刮彩２５万，兑奖的时候闯进了高运动的办公室，非让高运动多送点礼物。一般为了宣传彩票，针对中奖的客户彩票中心会送一些雨伞、水杯、手包之类的小礼物，这丑女人已经拿了十把伞四个手包还嫌少，喋喋不休地唠叨说多给点你们也不会吃亏，我帮你们宣传，让你们彩票卖得更好。高运动为了让这个丑女人赶紧从眼前消失，就又送了其一部分雨伞和手包。临走时，女人承诺：“下县城了记得去找我啊，我家开有饭馆，我请你吃饭。”
想到这里，高运动苦笑一下，还真他妈让这个乌鸦嘴说中了，在女人当地的看守所度过了七个月。
女人长得丑，心眼却不坏。“在这里能吃饱不能？”高运动有糖尿病，就怕饿，一听可能有吃的也顾不上矜持了，连声说吃不饱，女人交待高运动每顿会多给号里发两个馍。过了几天，女人问高运动这次能吃饱了吧，高运动苦着脸说还是吃不饱。原来女人是多给号里发了馍，可号头说了，这多出来的馍得大家平分。你想，两个馍号里十几个人分，到高运动手里还能有多少？没办法，女人又想了个办法，每次发完馍以后，挑两个掰成几块，然后站到高运动号门口喊，“多了几块碎馍，有人要没？”这时高运动已经在号里面等着了，赶紧说要，然后接过来吃掉。就这样，才度过了几个月的看守所生涯，用高运动自己的话说，才保住了一条老命。
说这些的时候，高运动是笑着的，笑着笑着眼角就渗出了泪。“我在看守所呆了七个月，如果还不投牢，我想……我可能……也会偷别人方便面吃，老了老了差点做个小偷。哦，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半夜起来上厕所，经常看见高运动又在泡面吃。这个可怜的老头，他真的是被饿怕了，不吃到撑就睡不着。
这个和父亲年纪一样大的老头，出事时还有一年就退休了，副处级待遇在看守所的时候批下来了，如果没有这次犯罪，这个时候应该衣食无忧地在家里带着小孙女享受天伦之乐，可是……
老高很信任我，给我讲自己的家世，如何跟随父母从北京插队到河南，怎样度过那段最艰难的日子；讲自己的奋斗史，如何从一个机械厂的工人混到国家体育总局再沦落到地方一个小小的彩票中心主任；讲自己的婚姻，因为家庭成分娶了一个没有文化的女人；讲自己的业余爱好，有多少项专利，如何造土暖气如何偷电等等。我听得津津有味，但每次只要要一提到他的小孙女，他就控制不住情绪掉泪。这个老头，一直活在回忆中，如果这样下去他会……我便经常给他讲些笑话逗他开心，并在写稿子的时候给他加个名字帮他多挣点奖分，好能早点减刑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