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侯问李克（李悝，一说为李克）曰：“为国如何？”对曰：“臣闻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文侯曰：“吾赏罚皆当，而民不与，何也？”对曰：“国其有淫民乎？臣闻之曰：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禄，其子无功而食之，出则乘车马、衣美裘，以为荣华，入则修竽琴钟之声，而安其子女之乐，以乱乡曲之教。如此者，夺其禄以来四方之士，此之谓夺淫民也。”
从周平王东迁到公元前476年，历史从“春秋”发展到了“战国”。在经过近三百年的纷争后，诸侯国的数量已由最初的八百个降至四十多个，天下逐渐形成了齐、魏、赵、韩、秦、楚、燕七个大国争雄的局面。华夏民族已由过去的“纷争”之世进入“大争”之世。
何谓“大争”，孙皓晖先生在《大秦帝国》的序言中进行了生动、深刻的描述。原文如下：
“所谓大争，就是争得全面、争得彻底、争得漫长、争得残酷无情。春秋三百年左右的纷争组合，就像春水化开了河冰，打碎了古典联邦王国时代的窒息封闭，铁器出现、商业活跃、井田制动摇、天子权威削弱、新兴地主与士人阶层涌现，整个社会的生命状态大大活跃起来。于是，旧制度崩溃了，旧文化破坏了，像瓦罐一样卑贱的平民奴隶雷鸣般躁动起来，高高的山陵塌陷了，深深的峡谷竟然崛起为巍巍大山！进入战国，这种纷争终于演变为大争，开始了强势生存的彻底竞争。弱小就要灭亡，落后就要挨打，成为几乎没有任何缓冲的铁血现实。彻底的变法，彻底的刷新自己，成为每个邦国迫在眉睫的生存之道。由此引发的人才竞争赤裸裸、白热化。无能的庸才被抛弃，昏聩的国君被杀戮，名士英才成为天下争夺的瑰宝，明君英主成为最受拥戴的英雄。名将辈出，大才如云，英主迭起。中华民族的所有文明支系都被卷入了这场彻底的大竞争之中！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举凡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在这种大争之中碰撞出最灿烂的辉煌。战争规模最大，经济改革最彻底，权力争夺最残酷，文化争鸣最激烈，民众命运与国家命运的联系最紧密，创造的各种奇迹最多，涌现出的伟人最多……所有这些，都是后来的时代无法与之比肩的，甚至是无法想象的。”
魏国，就是在这样一个“大争”之世中率先崛起的强国。李悝，就是魏国走向富强的“总设计师”。
李悝大约生于公元前455年，死于公元前395年。在魏国，李悝一直得到魏文侯的重用，先是做了中山相，把中山治理得井井有条；后又担任上地郡守，不仅领导上地人民大力发展生产，还带领他们加强军事训练，抵御了秦军的进攻，堪称文武全才。
一
经过多年的考察，魏文侯于公元前406年提升李悝为国相，启动了战国时期的第一次声势浩大、内容深刻的变革，也由此率先把魏国推上了“第一强国”的位置。这一年，李悝49岁，正是阅历丰富、经验老到、精力旺盛的时候。
李悝改革的措施和业绩，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粮价机制和法制建设四个方面。
1.在政治上变“任人唯亲”为“任人唯贤”，推行官爵制度改革
一个国家的兴衰，关键取决于贤能是否在位，是否能发挥作用。在李悝改革之前，“官爵”基本上是由贵族世袭，他们的子孙哪怕再无德、再无能、再无用、再无劳、再无功，也能靠着祖宗的爵位和阶级的特权，居高位、掌大权，乘车驰马、锦衣美食。而当时处于下层阶级的智能之士，即便再有本事，也报国无门、立功无途。这种僵化的用人体制无疑泯灭了政治的生机和国家的活力，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针对这一现象，李悝鲜明地提出了“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的主张，以能力和业绩作为选官的重要标准，废除了官爵世袭制度，把那些依靠祖宗爵位吃喝玩乐的人一概称为“淫民”，实行“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的政策。
这一做法的实质即把旧贵族占有的职位和享有的特权赏给一批有实际才能且对国家有功劳、有贡献的人，从最根本的政治制度上给国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活力。
与此同时，李悝还建立了常备的“武卒”制度，规定为国勇敢作战的普通士卒也能得到国家赏赐的田宅并免除徭役。这一举措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2.在经济上变“粗放经营”为“精耕细作”，推行“尽地力之教”，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提出“尽地力”的主张，李悝是算过一笔细账的。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李悝认为，方圆百里之内，总共约9万顷土地，除了山川、河流、都邑、住宅占三分之一外，可以规划出约600万亩（当时百亩约合今31.2亩）的土地。“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当时一石约合今二斗）。“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每亩年产一石半，全年收粮150石，缴纳什一之税①15石，余下135石；全家口粮90石，仅余45石。每石卖钱30，总共得钱1350。添置衣服每人约钱300，需钱1500，仅这笔开支就有150钱的亏空，这还不包括疾病、丧葬的费用。这就是“农夫所以常困”的原因。在那个时代，李悝能如此详细地计算农民的收入、开支，确实了不起。这种严谨务实的作风，确实值得学习。
为了达到“尽地力”的目的，李悝主要念了“三字经”：一是“多”，规定农民要“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即通过杂种各种粮食作物，开展多种经营，避免因一种作物遇到灾害而导致全面受灾，切实提高抗灾能力。二是“精”，要求农民“治田勤谨”，“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三是“尽”，要求农民充分利用土地，房屋周围要多种桑树，田园里要多种蔬菜，不要让土地闲置、荒废。李悝的这个“三字经”，极大地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提高了粮食的单位产量。
3.在粮价机制上，变“任其自然”为“官府调控”，推行“平籴法”
李悝认为：“粮贱则伤农，农伤则国贫。”为了保障国家和农民双方的利益，李悝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在丰收之年，官府以平价收购农民手中多余的粮食。至于收多少，李悝根据当时粮食产量的实际情况，对收购数额作了大概估计，即一家五口种百亩之地，在大丰收年，扣除口粮之后，可以收购50石，“使民适足，贾平则止”。
二是在灾荒之年，官府又以平价把储藏的粮食卖出去。这样，“取有余以补不足”，就避免了丰年的“谷贱伤农”和灾年的“谷贵伤民”，保证了农民乃至国民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
4.在法制建设上，变“稀松混乱”为“井然严厉”，编著并推行《法经》
作为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李悝在研究和整理春秋末期各国法令条文的基础上，编著了《法经》。
从内容上看，《法经》体系比较完备，包括《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共六篇。其中，《盗法》、《贼法》主要着眼于规范社会秩序，防止偷盗或强占他人的财产，防止伤人、杀人。《囚法》、《捕法》主要着眼于规范执法行为，防止滥用执法权力。《杂法》主要着眼于规范官与民的伦理道德及行为，其核心内容为“六禁”：淫禁，禁止夫有二妻或妻有外夫；狡禁，禁止盗窃符玺及议论国家法令；城禁，禁止人民越城；嬉禁，禁止赌博；徒禁，禁止人民群聚；金禁，禁止官吏贪污受贿。《具法》主要对加刑与减刑的具体情况做出了规定。
从力度上看，李悝的“六法”近乎“严刑峻法”。比如，路上拾遗不交者要被砍去脚趾；杀一人者死，并籍没其家和妻家；杀二人者，还要籍没其母家；男子一人娶二妻者，处死刑，与已婚妇女通奸者，处宫刑。
从对后世的影响来看，李悝的“六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很多，如禁止官吏贪污受贿，禁止滥用执法权力等。至于消极的一面，主要有两个：一是开了以“动机定罪”的先河，二是开了禁止人民自由言论、集聚的先河。尽管如此，李悝的《法经》对后世的影响还是很大，秦汉以后历代封建法典都师承《法经》，以它为蓝本。尤其是后来的商鞅变法，许多律令都是参照“六法”的规定，只不过是更严酷罢了。
二
司马迁在《史记·平淮书》中说：“魏国李悝，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以后，天下争于战国。”作为战国初期第一场比较深彻的改革，李悝的变法主要有两大贡献：从近功而言，就是使魏国率先崛起，在七雄中当了几十年的“老大”；从远效而言，就是影响了后世的改革，尤其是后来吴起、商鞅的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