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明确提出“富民论”的改革家。他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
管仲，春秋时期的改革家，名夷吾，字仲，齐国颍上人，约生于公元前730年，死于公元前645年，大约活了85岁，在历代改革家群体中，算是“寿星”了。
一
在中国历史上，“伯乐”慧眼识才的故事不少，而鲍叔牙对管仲的“识、荐”则堪称经典。
作为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鲍叔牙不仅容忍了管仲身上的许多坏毛病，而且还透过这些毛病和缺点发现了管仲的“真才实学”，并多次在关键时刻竭力相助，真算得上是“千古知音”。比如，鲍叔牙与管仲一起外出经商，管仲总是要多分一些钱财，但鲍叔牙并不认为管仲是贪心，而是因为其家贫要养活老母；又比如，管仲经常为鲍叔牙出主意，鲍叔牙照着做反而把事情办砸了，但鲍叔牙并不认为是管仲出了馊主意，而是自己运用不当；再比如，管仲三次当兵打仗，三次都临阵脱逃，别人都认为他是贪生怕死，但鲍叔牙却认为管仲是有孝心，怕自己死了老母无人奉养。
人生在世，最难觅的是“知音”！所以管仲曾感叹：“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后来，在鲍叔牙的极力举荐下，齐桓公小白不计较管仲曾经射杀自己的一箭之仇，任命管仲为上卿，委以国政。管仲掌权后，全面推行改革，使齐国走上了富强的道路。
二
任何改革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在述说管仲改革之前，不妨先了解一下春秋初期的天下大势。周王朝虽然号称有八百年天下，但真正掌控天下的时间却不到二百年。成康时期是周朝最为强盛的阶段。从周昭王、周穆王两代开始，社会矛盾逐渐激化，作为“树干”的周王室力量逐渐衰微，而作为“枝叶”的各诸侯国却慢慢强大起来。
周厉王时，西周暴发了国人暴动，厉王逃走，召公、周公共同主持政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共和行政。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是我国现存史料中确切纪年的开始，也就是说，从那时至今，华夏民族一共走过了2853年，由此上溯到周公改制时期，总计为三千多年。
共和十四年（公元前828年），周厉王死，太子静即位，是为宣王。这一时期，由于外患比较严重，宣王将主要力量集中于解除周边部族的威胁，有了一些振兴的气象，被历史学家誉为“宣王中兴”。不幸的是，宣王又生了个混蛋儿子，也就是搞“烽火戏诸侯”恶作剧的周幽王。周幽王把朝政弄得一塌糊涂，导致诸侯叛离，最终被他的前任“岳父老子”申侯联合犬戎等部攻杀，西周灭亡。
西周灭亡后，周平王登上历史舞台。面对残破的镐京，面对犬戎的威胁，平王没有选择奋发图强，而是选择了逃避，于公元前770年将都城迁到了洛邑（今河南洛阳）。从此，历史进入了东周时代，也进入了近三百年的春秋之世。
这个时期，周王室作为共主，其力量越发衰微，其地盘越发萎缩，说的话也越来越没有人听，慢慢地只剩下一个“旗号”了，整个社会的政治秩序被破坏，开始进入了一个“大竞争、大动荡、大变革、大兼并”的时代。在这种情势下，各诸侯国或为图存、或为图强、或为图霸，纷纷开始变法革新。华夏文明亦由此进入了最辉煌、最灿烂的时期，其思想与智慧的光芒足以闪耀千古。
三
管仲的改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内容包括创新国家管理体制、创新官吏选拔机制、创新农业发展机制等。
1.创新国家管理体制，建立“叁其国而伍其鄙”的军政合一制度
这里的“国”是指国都及其城郊，“鄙”是指广大农村。所谓“叁其国”，实质就是改革城市管理体制；“伍其鄙”，实质就是改革农村管理体制。具体做法是：
（1）在国都城市，为使国民安居乐业，将居民按照“士、工、商”三类组织起来，置工乡三、商乡三、士乡十五，共二十一乡，居民不得随意迁徙。其中，士乡十五又分为三部分，即“叁其国”，每五乡为一军，共三军。同时，为了增强政府的控制力，管仲又在国都建立轨、里、连、乡四级行政单位，即五家为轨，设轨长；十轨为里，设有司；四里为连，设连长；十连为乡，设良人；五乡为帅，既成一军约一万人。
（2）在广大农村，管仲则设立了五级行政单位，即三十家为一邑，设司；十邑为卒，设卒帅；十卒为乡，设乡帅；三乡为县，设县帅；十县为属，设大夫。
管仲的这种行政制度改革，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把整个国家像组织军队一样组织起来了，把老百姓像管理军队一样管理起来了。这种通过“作内政而寄军令”的做法，实质上是建立了军政合一的制度，达到了“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的效果，不仅强化了国君的统治，也为齐国造就了一支强大的军队。
从整体而言，管仲的这一做法，实际上是把整个国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即后世所谓的“四民分业”。至于这种分业的好处，管仲总结为“五相”，即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于这“五相”的含义，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即从横向看，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有利于交流经验，切磋技艺，沟通信息；从纵向看，由于生活环境的影响，“少而习焉，其心安焉”，有利于技艺代代相传。
2.创新官吏选拔机制，建立“三选制”
在此以前，不管是周王室还是各诸侯国选拔官吏，多采用世卿世禄制①，各级官职基本被贵族垄断，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渠道是很狭窄的。
为了拓宽选拔贤能的途径，管仲创立了“三选官”制度，为出身下层的人才参与政治创造了机会。具体做法为：第一选，由各乡的负责人（良人）把本乡有才德、有武功的人推荐给国家；第二选，由国家把各乡推荐的人选分派到各部门试用，作实际考察；第三选，各部门长官将在试用期间表现优秀的人才推荐给国君，由国君亲自审核、考问，合格者授以官职。
这种制度打破了官职世袭制带来的沉沉暮气，大批优秀人才得到提拔和重用，为齐国政治增添了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3.创新农业发展机制，建立“相地而衰征”的新赋税制度
管仲主张以农立国，反复强调：“民舍本事而事未作，则田荒而国贫矣。”（《管子·治国》）为解决“田荒”问题，充分调动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管仲顺应时代潮流，抓住关系农业发展的核心问题，即“土地关系”问题，并进行了重点调整。
土地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国历代政治的核心问题，也是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从夏、商两朝到西周时期，一直实行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这个由中国第一个王朝创建者--大禹发明的土地制度，究竟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孙皓晖先生在《大秦帝国》中有一段话描述得很生动：
“按照正宗健全的井田制，一井九田--八家私田，中央公田，井在公田正中。十‘井’为一‘成’，实际上便是一个灌溉区；‘井’内灌田的小水道叫做‘渠’，都是各家自己修建的，小渠堤兼做了各家的田间小道；‘井’与‘井’之间的水道叫做‘沟’；‘成’与‘成’之间更大的水道叫做‘洫’。沟洫是官府征发民力修建的公共水道，沟洫堤岸便是田间大道，两岸栽满了杨柳，春日柳絮飞雪，夏日绿树成荫。这种无数的方格绵延开去，便是一幅静谧康乐、井然有序的王畿井田图。”
井田制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1）在土地所有制上，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虽然井田有“公田”和“私田”之分，但“私田”不准买卖。
（2）在耕作方式上，实行奴隶集体耕作制，隶农必须先种好“公田”，然后才可种“私田”。
（3）在赋税方式上，实质上是劳役税制，国家收取的赋税就是奴隶所种养的“公田”收入。
上述三个特点也导致了井田制的三个致命缺陷：
（1）“同养公田”，与隶农本身利益不挂钩，导致隶农积极性不高。
（2）“私田”不准买卖，从总体上制约了人的积极性。
（3）实行劳役税制，一旦隶农出工不出力，国家赋税就难以保障。
这三个缺陷延至春秋时代，已是“病入膏肓”，特别是随着铁器、牛耕的普遍使用，生产效率大为提高，隶农种“私田”的积极性大为高涨，“同养公田”的积极性不断下降，结果导致“公田不治”、“田在草间”的现象日趋严重，各诸侯国的赋税收入大大减少。
为了迅速改变这种困顿的局面，管仲提出了“相地而衰征”的新税制，其中心内容是：
（1）针对老的井田，废除集体无偿耕种的“公田”，代之以“相壤定籍”之法，即无论“公田”、“私田”，一律按照土质肥瘠、面积大小分等定级，分配给农业劳动者，然后按不同等级征收物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