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当时的北京近郊为例，当年地处城乡结合部的四季青公社，在联产承包制推行上就遇到了极大的难题。原因很简单：该公社比例最大的生产性资产已不再是农田而是工厂，在很大程度上已转向工业化了，种粮甚至种菜反倒成了“副业”，分田到户制并没有实质意义。因为你不可能把蔬菜大棚按人均几分地平分，更不可能把乡镇企业分到一家一户。毫无疑问，四季青公社的这个“难题”，已经预示了后来城市工业企业中推行承包制的种种矛盾，只是当时的认识还无法那么清晰而已。
农村承包制的改革延伸到工业领域和城市领域，同样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当时的“左派”认为，明晰产权的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因此，理论界对城市改革中推进承包制的分歧，就演变成一场政治性的争议。首钢的周冠五，就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承包改革派。在他看来，承包制是公有制条件下企业独立运营的全新制度。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历史中形成两种对立的理论，一是苏联大一统国有制为代表的正统体系，二是以南斯拉夫工人自治为代表的另类体制。这两极代表均在实践中产生大量问题，前者必然产生官僚主义、效率低下，而后者不仅导致企业内部的极端民主化，而且使企业间彼此封闭，难以形成市场化的资源配置和流动重组。首钢的理论认为，承包制区别于这两种制度，是在全民所有的计划经济框架内，企业家阶层市场化运营的制度安排和管理模式，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存在形式。
首钢的承包制理论有两个特点，一是把一种政府与企业放权让利的过渡性安排当做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制度来定位，无限放大承包制关系的不可改变性，而忽视了国有产权制度下承包关系的脆弱性；二是把“以包代管”发展为主流管理理论，力图在层层承包的结构内创新中国式管理。在那个时代的实践中，福州二化在否定前一种理论，而二汽集团则在否定后一种理论。今天回首往事，这些理论大有“把真理向前推进十步”的荒谬感。
那时的首钢，对自己的承包制理论非常推崇，排斥外部的各种理论，形成了强烈的“排异倾向”。当时我们在报纸上发表过一些分析承包制和股份制的文章，首钢便因此断然拒绝我们参加他们组织召开的承包制研讨会。当时，赵玉吉本来为我们参加会议做了安排，但参会那天却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我们被首钢研究院的人挡在门口，并被告知赵玉吉说的不算数，首钢一切以周冠五为准，像我们这种反对承包制的人，必须要由周冠五亲自同意才能参加会议。首钢的霸道作风由此可见一斑。
承包制的死结
首钢的承包制理论和实践有三个突出的矛盾。
第一，首钢跟政府签订的包干合同是在当年经济最低谷时签订的，它实际是以包代税，将税收和利润上交打捆承包。而在80年代初中期包死基数以后，8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又开始过热，钢铁价格暴涨导致首钢取得了极大的利润留成。所以，全国企业看首钢，都认为首钢的承包利益安排有着明显的不合理性。这实际是政府的税收和资产利益所得的一种转移，这种方式必将导致国家税收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不断减小，导致国家税制被扭曲固化，无法形成现代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基于这种状况，大家都认为首钢维护承包制是在维护既得利益，全国其他企业很难学习首钢。
第二，承包制到底是一种改革的过渡措施，还是一种制度体系？“首钢理论”一方面把承包制向南斯拉夫社会所有制方向推进，另一方面又拒绝南斯拉夫社会所有制中工人自治体制和民主运作体制。因此，这套体制被理论界视为周冠五个人专权的“社会”所有制，是一个产权不清的独立“王国”。整个社会均对首钢这样一种专权体制倍感困惑：究竟谁能约束周冠五？改变承包条件到底是谁的权利？我们正在推行的划时代的全面改革，是不是就是为了形成这样明显落后于世界发展步伐的新专权体系？
第三，周冠五在公司内部把以包代管拔高成一种“权威”管理理论，认为承包就是管理，管理就是承包。他把大量的预算管理内容变成承包理论来加以提升，从而遭到管理理论界的普遍反对。
总之，周冠五的理论在无限放大承包制的功效，把承包当成包罗万象的管理模式来推崇，也就很难与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管理思维接轨。因此，在我们这些反对者看来，这套力图将自己上升为改革方向和“改革新宗教”的承包制路线，已经成为改革深化发展的理论障碍。
深入研究承包制
我们对首钢承包制的研究由三个项目组成。一是与国家税务总局共同研究的分税制问题，解决“以包代税”的问题。二是参加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以下简称“体改所”体改所于1991年5月和原国家体改委经济管理研究所人员重组，启用新的名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在吉林召开的“全国承包制理论与实践研讨会”，解决理论上的“以包代制”的问题。三是我们组织的企业集团年会，专题研究大公司的内部管理，解决“以包代管”的问题。
首先，在“以包代税”的研究项目里，我们与当时国家税务总局的陆炜和股份制专家刘纪鹏一起搞了一个研究承包制与税收的重要课题，主要研究企业承包制对税收制度的扭曲，探讨了企业以包代税的不合理性，以及地方政府承包导致的地方利益分割和整体市场的封闭。我们认为，早期改革中普遍实施的承包制，已经从企业到政府、从地方到中央到处滥用，与规范化的现代税收体制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80年代到90年代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30%降到1995年的不足10%。照此以往，承包制的惯性延伸将直接威胁到改革开放中正常的国体运行。一直到90年代，我们的研究才成为主流理论，并于1995年以后实行了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制。承包制对正规税制的代替自此消亡。
其次，在承包制的制度安排方面，我们旗帜鲜明地反对首钢理论。我们认为，由于承包制改革是一种用放权让利的方法打破行政控制的过渡性改革，它在改革之初具有积极的革命作用，对传统的计划经济有巨大的冲击功效。但是，承包制并不构成新的企业制度安排，其政企之间的关系仍在原有框架之下，仅仅减少了承包期内的行政干预。从另一方面讲，承包制的实施，又会产生企业无人约束的“内部人控制”的巨大麻烦，企业内部个人专权现象难以避免，并导致企业管理个人化和随意化。
1988年，体改所在吉林召开的“全国承包制理论与实践研讨会”，重点讨论承包制的改革难题与改革趋势。我们就承包制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承包制有推高通胀的四大弊端：
①没有制度稳定性，企业一定会涨物价、抓快钱，行为短期化。在承包体制下，企业很难依据规范的产权制度稳定运营，企业家永远为下一轮承包制的讨价还价焦虑担忧。
②没有约束性，企业一定会乱投资、提物价，行为随意化。企业很难建立所有权与经营权既分离又约束的决策机制，企业家在自己的领域中存在盲目扩大投资的天性。
③没有资源开放性，企业一定会拒联合、不流动，行为封闭化。在承包制度下，企业很难建立要素流动的平台和机制，使短缺行业无法顺畅取得急需的资金。
④没有管理科学性，企业一定会难协调、无控制，行为分割化。企业很难解决层层承包中的利益冲突，企业内部分包交易层层涨价，使大公司的功能划分与科学化管理无从形成。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首钢的承包制已经走到尽头，中国企业应该分两步走出承包制的困局。第一步，在大型企业的第二代企业分块试行股份制，加快要素流动与重组；第二步，在大型企业之间互换股份，形成交叉持股的运营机制。
再次，对首钢的以包代管，我们也有明确的意见。承包制仅仅是经济生产指标分配的局部手段，不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管理体系。在大公司的内部管理上应该深入系统研究借鉴国外大公司的经验模式。为此，我们将在二汽做的大公司管理体制方案应用于承包制的研究，将投资中心、利润中心、成本中心的功能分开，并建议首钢应该根据不同层面、不同功能进行科学的专业化管理，建立综合功能体系，放弃“层层承包、一包到底”的原有做法。
首钢的承包制研究不是一个企业的咨询方案，而是一种改革的政策研究。其主要内容是与税收体制、股份制结构、企业集团发展、价格改革与通货膨胀机制等结合起来对比研究的。在当时，首钢作为这一系列研究的典型参照坐标，对我们认识问题的本质起到了重大的借鉴作用。
首钢承包制的结局
我们对首钢的研究，没有成为首钢的主流意见，只是在与赵玉吉的交流中，我们阐述过很多批判性的观点。但是，80年代的政治环境与首钢的权力结构，都使得首钢新生代难以用正常方式表达意见。这时的周冠五已经成为改革神坛上的偶像，至高无上。为此，年轻一代的管理者对周冠五的畏惧使他们的思考难以登堂入室。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他们的意见在首钢不仅不能成为主流，甚至连真实表达都很困难。也正是因为周冠五的“帝王至尊”，使赵玉吉只能用非常规的方式表达意见，靠组织自己的小团队巩固地位。最后，被周冠五以“抢班夺权”的罪名扫地出门，赶出了首钢。
但是，周冠五后期的与世隔绝和自我中心，已越来越难为社会认同，使他的改革之路越走越窄。最后，在他儿子违法出事后，周冠五黯然下台，首钢名噪一时的承包制改革也就此画上了句号。
周冠五与赵玉吉都是悲剧式的人物。前者因为思维内容而成为悲剧，后者则因为手段方法而成为悲剧。但是归根到底，他们都是改革历史“之”字形发展中的悲剧角色。首钢改革这一幕历史大剧中，真正牵动我的不仅是改革理论的坐标探寻，还有历史大潮中企业政治翻云覆雨的真实惊险。
在周冠五之后，首钢重新调整战略，开始按新的思路继续改革。首刚目前整体搬入河北曹妃甸，重新建立了现代钢铁基地，并将北京的产业如房地产开发、高新技术产业、银行业等其他产业都实行规范转型，吸收了大量股份制的制度成分。因此，我们当年对首钢研究的很多结论，在“后周冠五时代”的首钢，成为不可避免的必然选择。
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讲，我们用首钢为坐标进行的税收体制探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推动了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我们当时对承包制理论研究的基本结论，最后也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在现代企业制度试点阶段，中央开始明确提出要“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制度体系。其本质是对首钢无限放大承包制理论的全面否定。正是有了这一改革纲领，中国企业的改革才全面步入正轨。
这个案例突出地展示了一个企业家应当特别注意的关系处理问题，即企业经营理念与政治理念、政治诉求之间的关系处理问题。
周冠五是见过惊涛骇浪的人物，他不会意识不到他代表首钢与国家签订的那份承包合同有着巨大的不合理性，并非天经地义。他也未必从骨子里相信被他奉若神明的承包制可以万古不易。
但他为什么会把承包制死死地奉为最终的改革师表呢？我以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对上述关系处理的严重错位。企业既然是经济经营单位，首先一定要从“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的人力资源、文化积淀、产品战略升级、管理需要来完善自身的管理理念和经营理念”等企业本位与经营本位出发来调整关系和处理问题，一定不要把自己所管的企业当做是政治化营垒，出现严重的“越位”。承包制在打破行政性控制、突破行政管理障碍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甚至是重大的革命性意义，但随着城市体制改革发展，其弊病不断显露之后，还把它当做政治信念固定化和无限放大，并把层层承包、以包代管都归结为一种颠扑不破的真理，甚至当做最高意识形态偶像来信奉，就会出现与历史发展和政治大方向相对立、相阻挡的大麻烦。
周冠五原本很信任的新生代领导和新一代改革派，也对其“承包制宗教信仰”离心离德并不断发生冲突，足见此路难通。
企业家永远要把自己放在与市场、与行业发展、与世界的经济格局紧密结合的适当位置上，把企业的“适应与发展”置于最高层次，而不应去追求那些超经济、超市场的额外目标。这才是真正的脚踏实地。周冠五确是不可多得的人物，在他治下的首钢也确实足够强盛，但当年他的失败，也的确有其自身的根本原因。
当周本人下台后，他所捍卫的承包制，不可避免地要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