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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机场公司： 企业家与借势而为抓机会
1992年，我从美国回到了国内，第一个见到的老友是记者郭鹏。在80年代，我们曾一起做过理论研究，是合作紧密的朋友。郭鹏为我介绍当时极其风光的名人何阳--中国著名点子公司的总裁，他曾成功策划过一起卖筷子的案例--一家中国筷子厂的产品出口日本，仅将每双一次性筷子印上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在日本就成了热销货--何阳也因此拿到了40万元的咨询费。在郭鹏看来，1989年我们从联想拿到的8000元咨询费还能轰动整个社科院，而现在一批名不见经传的媒体人才，突然涌进了咨询业，就能在短时间内挣到几十万元的厚利，让他甚为感慨。一年多以后，我随潘跃新来到海南，拜见了海南四五个著名的老板，到登上飞机时，已经拿到了令我难以置信的一张100万元的咨询订单。
这就是90年代初的中国，一个让我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决然未曾料想到的中国。
我的海南情结十分浓重。
早在1988年海南建省时，我们就已经介入了海南经济。在当时商潮涌动的第一次海南“淘金热”期间，我们与《世界经济导报》联合成立了调查研究组，由当时北京大学团委书记张来武和我共同带队，组织了近百名北京大学研究生赴海南调研。调研进行了一个月左右，使我们形成了海南发展的完整思路和看法，并提出了一套极其大胆创新的建省主张。我们的建省主张称得上“标新立异”，与当时社科院的顾问刘国光起草的海南建省主流方案大异其趣，被舆论称为海南第二建省方案。
我们的方案有两大突破性观点。
第一个突破观点是，海南建省的最重要关键点不在于对整个区域进行常规性经济技术方面的论证，诸如它适合发展什么产业之类的探讨，而是首先必须看到：海南作为一个主体空白的省，“一张白纸没负担”，有明显的劣势，更有无人可比的优势。当时的海南，是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区域，除了两个农垦区以外，几乎没有其他真正的经济主体，必须进行主体再造。因此，我们的第一个观点是海南的建省要立足于超越性的主体再造，首先引进内地公司聚合经济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