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造就了我孤僻怪异的性格，也是导致那一连串悲剧发生的罪魁祸首，事情应该从我的童年开始说起......
在我三岁那年，由于我和妹妹是都女孩子，乡下人思想保守死板，一定要生一个儿子，爸爸妈妈为躲避计划生育就躲到城里做工地，弟弟就是在那里出生的，我也在城里念的小学，爸爸经常换工地，我也就跟着经常换学校，至于换过几个，时间久了也就记不得了，不过对我来说那是一段还算快乐的童年，也许我真的很有念书的天份，上课时别人听课我却三心二意的，但我的学习就是比其他同学好，无论转哪个学校都稳居第一，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我，我的人缘也是出奇的好，为此我自小就很骄傲。
升五年级的时候，爸爸妈妈认为该是回乡下老家的时候了，告别了最好的死党和班里的同学，我带着懵懂的离愁跟随爸爸妈妈回到了乡下老家。
转到了村里唯一的小学--一幢大大的瓦房改建的学校里念书，乡下孩子入学年纪比较偏大，班里除了一个和我同龄的女孩子，其他的孩子都比我大一至五岁以上，也是在这里我认识了我的同班同学陶花—一个比我大五岁的女孩子。
十一岁的我和十六岁的陶花，记得陶花和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真厉害，那么小就读五年级了。”看着她羡慕的眼神我反而有点不好意思了，毕竟还有一个女孩子和我是一样大的嘛！而且十一岁本来就是念五年级，在城里还有比我小的。
年龄的差距并没有影响到什么，往后的日子我和陶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当然其他的同学也和我相处得非常好，这里的人都是相互关心爱护的，每一位都是那么的简朴和诚实。
“陶花姐姐，听说你是许了人家的对不对？”我直接问了从小婶婶那里听来的话，听说陶花许给我们同村的严家老二了，一个很不怎么样的男孩子，他们家是我们村很有钱的一户。而陶花姐家就不怎么样了，原本她们家也很富裕，只不过是她二哥娶了我堂舅家的泼妇女儿，进门不久就把她，和将近五十的陶大伯夫妇三人赶出了家门，住进了一间破烂的小茅屋里，做起了村里坏媳妇的典范。
“嗯！”陶花的回答很腼腆，乡下的女子都是这般的吧！看她不想说我就换了个话题随便聊些其它的，不过起初和她沟通真的很困难，由于两地方言稍有不同，她不怎么懂我在说什么，慢慢的我也学着她的说话方式去适应她了。
陶花的学习很差劲，经常考个十几分，写字歪歪扭扭特别难看，每天上课只知道说话聊天吃零食，后来和我坐在一块儿就不怎么说了，在我的辅导下陶花的成绩渐渐的成急速上升之势，很快的我、陶花、还有那个和我一样的苗族女孩学习开始不相上下，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势，我也不敢在掉以轻心，生怕落了人后开始认真学习了。
事情就是那么巧，陶花的辅导人慢慢的换成了我们的班主任罗老师，一个二十出头长得高大帅气的已婚男子，一些不好的流言也开始从学校传出。
由于学校附近住的都是苗族，每家都养了好几条狗来防贼，我们大家都不敢随便离开学校走动，除了学习之外大多数都在教室里围着书桌捡石子玩，或者在操坝里跳绳、打纸板等（不过有一点要申明，跳绳用的绳子其实是，在学校附近老乡家的地里头偷来的瓜藤，偷瓜藤的过程中，经常有被老者扔石头和放狗咬的危险，打纸板有的坏孩子把要用的课本都撕了，所以上课时经常有两人或三人看一本教科书的情形）。
人多口杂又好说人是非的乡下，罗老师给陶花姐辅导学习这么件小事，在我看来这是最平常不过的事，却被人传得很是暧昧，等传到了严家的耳朵里简直就成了西门庆和潘金莲偷情，言语粗俗不堪，难以入耳，他们的行为好像有多么的难容于世了。我回到家听到小婶婶和妈妈在聊这个问题，去河里挑水也听到那些七大姑八大姨的也在说，连路边玩泥巴的小王八蛋也在说，真真是人言可畏。
我知道罗老师和陶花姐之间根本什么就没有发生，就算是西门庆和潘金莲偷情也要有个窝啊？我们学校穷得连校长都没有办公室，除了上厕所和晚上回家，无论罗老师还是陶花姐一直都是在我视线范围里，她们、她们上哪里偷情啊？但是那时年幼的我真的不知道大人们是怎么想的......
日子就这样平凡的过着，一混冬天到来了，学校很穷，穷到窗户上都没装玻璃，别说是玻璃，连块胶纸膜也没有的，打霜下雪的寒冬天气里，我们都冷得瑟瑟发抖，又是跺脚又是搓手，个别聪明的还在地里捡来野生棉花，点着里面以后揉紧了可以捧在手里取暖，几天都不会熄掉，当然，我也学着弄了一个，搞得我一双手被烟熏的黑乎乎的。
下课的时候张老师把天气好的时候，组织大家砍来的柴放在大大的操坝里烧着了，看着欢快的火苗由小变大，疯狂的向上飞窜着，大家欢笑的拖着凳子规矩的围坐在火堆边缘伸出手脚取暖，火势的增大慢慢的驱赶了寒冷，每一张冻得发紫的小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欢声笑语充满了这个已经破烂不堪的校园，一切那么的和谐，平淡却幸福。
多年后忆起这一幕，我的心里还是暖暖的，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这里虽然艰苦却是温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