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专制主义的余毒：小人产生的外部土壤
小人在中国社会持续不断、绵延不绝，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其存在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纵观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小人是专制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专制主义导致小人的产生，而当今社会的小人是专制主义余毒的显现，有时甚至是泛滥。
（1）封建专制主义导致社会资源高度垄断，为获取利益，人们只能不择手段
专制主义在经济上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利出一孔”，即各种利益只能有一个来源，这一个来源就是君主，就是国家，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通过动用行政力量强制性地实行经济管制，国家基本上控制了社会经济命脉，控制了人们的生活和生存。由于政治权力决定了经济资源的分配，并且成为唯一的、且最有利可图的分配方式，因此，经济问题政治解决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专制主义的一大奇景。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维持人们生活的物质资料是比较稀少的，而这些比较稀少的资源又掌握在少数当权者手中，只有这些人才能依靠强权决定谁得到的多些、谁得到的少些。获取政治权力成了最有效的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因此，官场就成为社会竞争最为酷烈的地方，这是一场真正的生存竞赛，成功者将获得比别人生活得更好更优越的权利，他们可以从此免受类似农民那样受到的超级剥削，更可以通过“升官”获得“发财”的机遇。
因此，专制主义造就了这样一种逻辑：经济成果政治分配，要想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就必须先取得一定的政治权力，由于这是一条最便捷、最可行的路，所以成了“兵家必争之地”；而竞争的过度又必然会导致不择手段的竞争方法，“胜者王侯败者寇”，既然胜者是英雄，既然胜者才能实现最好的生存，那么，以功利而非道德的标准来指导人们的竞争观念就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而这种环境最易滋生小人，只有不怕吃苦、善于钻营、缺乏道德又欲望极强的小人才最容易在竞争中获胜。
因此，我们可以说：专制主义畸形的经济分配方式，导致了畸形的生存方式，而畸形的生存方式又使小人的产生与存在成为必然。
（2）一人专制，别人只能讨好他，尽显奴性
专制主义在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万权集于一人。如果一个人掌握了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么他就可以“以天下恭养”，就可以对于手下一切人随意地“生之、任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也就是说，当权者的一句话就可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甚至生死。
这样，专制主义政治就在三个方面为小人的生存提供了土壤：
①专制必然导致人治。
万事皆决于上，万权皆归于一人。而这个人因为自身的某些缺陷（如：他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并不能公平合理地行使自己的权利，这就使得一些人可以通过琢磨人、迎合人，取得当权者的好感和信任来实现自己出人头地的愿望，而不是通过正当的、建功立业的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因此，无论通过何种手段，只要能够取悦于当权者，就等于是打开了通向权利殿堂的大门；而揣测人心、投其所好、巴结奉迎、不择手段正是小人的拿手好戏。
②专制必然导致滥用权力。
只要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统治者总是无所顾忌地使用权力，但是出于维护自己统治利益的需要，他又不得不披上一层道德的面纱，做足表面文章。所以，他们需要一批特殊的人，去替自己做按常规不能做成的事，这样，小人便孕育而生。对于当权者难于启齿的隐忧和私欲，小人最能心领神会，并在顷刻之间化之于行动，将事情办得滴水不漏；对于当权者不便公然实行的阴谋计划，小人甘作恶奴，既不讲规则，又懂得障眼之术，所以事情办得既诡秘又高效。在古代，就连颇有德名的孟尝君，都曾豢养过“鸡鸣狗盗”之徒，以备不时之需。“鸡鸣狗盗”者是显而易见的小人，关键时刻却帮了孟尝君大忙，使他得以提前逃出函谷关，免被追杀。从此，在中国政坛上就流传下来这样一条经验：小人也是可以利用的。既然当权者，无论有德与无德，都想利用小人为自己做事，那么，小人的生存就不仅得到了允许，而且似乎潜含了几分鼓励。
③专制需要奴才。
何谓奴才？其实就是听话的走狗。在专制国家，统治者的利益就是国家的最高利益，国家运行的核心和终极目的都在于维护当权者的统治。有利于统治安全的，作恶也被允许；不利于统治安全的，行善也要杀头。一个人可以有能力，但绝不可有社会理想和个人品格，能够为己所用者便是人才，不能为己所用者便是庸才。所以说，维护现有的统治秩序是当权者的最高利益，这种利益要求人们必须听话，必须服从，必须有奴性；而在奴颜婢行方面，小人是最擅长的了。虽然许多小人心藏野心，但是，在当权者面前他们总是装得胸无大志、唯唯诺诺，并总是积极主动地去干那些最卑贱、最丑陋的事。小人是绝对不做惹主子反感的事的，他的一言一行都顺着主子的意思，以当权者之是为己是，以当权者之非为己非。所以，我们可以说，专制主义是需要小人身上的那种奴性的，这种需要使得小人的大量繁殖成为必然。
（3）专制主义的道德是虚伪的
道德，是专制主义的“遮羞布”，因为最爱讲道德的人，是最没有道德的，他们并不把道德作为自己行事的准则。比如：皇帝是最爱训谕臣下子民要“忠孝仁义”，但是他们自己在这方面做的却是最差的。残酷的皇权斗争演绎出无数的父子相残、兄弟反目的血腥场面，而淫靡的皇宫之内则时不时传出公媳通奸、夺人妻室的丑闻。又比如，皇帝总强调百官要遵守法度，但是他自己却是个例外。因此上行下效，都高唱要“守法”，但不过是要别人守法，自己并不能算作其中。这样，在权力场中，道德与功利是分化的：说一套，做一套；虚一套，实一套；阴一套，阳一套；对上一套，对下一套。这种官场文化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小人文化，它像一个染缸，把所有的人都浸泡在一种虚伪之中。在这种氛围之下，君子直士必然不能见容，不能久留，而小人却是如鱼得水，八面玲珑，做起事来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无论是在经济方面，政治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专制主义实际都为小人的存在提供了充分的生存土壤。可以说，小人是专制主义最坚定的拥护者，也是专制主义下最适宜生存的社会群体，一方面，是专制主义造就了他们；另一方面，他们又迎合了专制主义的需要，维护了专制主义的统治。所以不从根本上根除专制主义这一小人产生生存的土壤，要想根除小人，只能是求而不得。
让我们来通过剖析历史上一些有名的奸相来认识小人的虚伪。
明朝宰相严嵩，不仅被官修正史载入《奸臣传》，而且民间“儿童妇人皆能指出姓名，戟手唾骂”。那么，这样一个小人为什么能够长期得宠于当政的皇帝呢？最后，他又是如何败亡的呢？如果我们了解了其中的前因后果，我们就会对封建专制制度下，当权者与奸佞小人相互需要又相互利用的本质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可以说，有其君必有其臣，专制统治既在主观上需要着，又在客观上制造着形形色色的小人。
在嘉靖当朝期间，只有在“大礼议”和“赞玄”这两件皇帝最热心的事情上都做得无可挑剔的朝臣，才能久宠不衰。而严嵩正是在这两件事上，以无与伦比的阿谀逢迎之术，捞足了政治资本，从而一步步地登到官僚阶梯的顶端。
嘉靖七年，严嵩奉旨前往嘉靖之父的寝陵——显陵祭告。严嵩借此机会，大行柔媚之辞，编造祥瑞谎言，并在上疏中将兴献王比作开国皇帝太祖，将嘉靖皇帝比作永乐皇帝，这真是对正在深入发展的“大礼议”的巨大支持，而且他是朝臣中最早作这样比拟的，因此龙颜大悦，褒扬他的话皆“出自忠直”，从此日渐得宠。
嘉靖十五年，严嵩升任礼部尚书，在后来的6年里，他日夜不懈，殚精竭虑，为嘉靖的礼仪“中兴”做了重大贡献。在严嵩的积极谋划与操持之下，嘉靖帝终于达到了使其父“称宗入庙”的夙愿。促成“称宗入庙”成为严嵩仕途中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成了他政治生涯的新起点。严嵩藉此已不可动摇地取得了皇帝的宠爱。尽管抨击他贪污受贿、谄谀误政的声浪迭起，但是都因皇帝的保护而过关。
升任礼部尚书是严嵩发生质变的开始，而这一质变是有其外在原因的，从客观环境来看，升任礼部尚书之后已经进入朝政决策圈，金殿召见，面授圣旨。在刚愎自用的嘉靖皇帝面前，作为九卿之一的严嵩或者俯仰由君，顺旨饰非，从而求得宠幸；或者刚直不阿，直言诤谏，从而遭到贬斥，这促使他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这是严嵩堕落的外部原因。”
“大礼议”的实质是说明嘉靖帝的统治合法性问题。杨廷和派所坚持的大宗、小宗论事实上宣判了兴献王没有皇位继承权，也剥夺了嘉靖帝尊崇父母的权力，这必然会侵犯嘉靖皇帝的尊严，削弱他的皇帝权威。此外也很容易出现相权挟持、分割皇权的局面，因而是嘉靖皇帝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在嘉靖议礼中，谁能顺着皇帝的意愿把理由编织得圆满，谁就能够得宠，这已成为一条规律。严嵩正是瞅准和利用了这一规律，做到了彻底顺旨，绝对逢迎，所以才受到了宠幸。
在议礼得宠的基础上，严嵩继续钻营，又靠着“赞玄”这一阶梯由礼部升入内阁，成为明代历史上最有名的“青词宰相”。
嘉靖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修仙皇帝，他供斋醮神，希望能得到神仙的保佑，并能长生不老。对于这种靡财废政的荒诞行为，正直忠正之士冒死相谏，而严嵩极尽谄谀之言，以玄文邀宠。曾身为国子监祭酒（即当时国家最高学府的最高长官）的严嵩，学识渊博，笔有文采，在诗文艺术上颇有成就，但这一才华却被他用在撰青词，写祥瑞贺表上了。由于他文字功夫好，又苦心孤诣，一意奉迎，写出来的东西当然甚得主上欢心，恩宠日固，藉此他战胜了一个又一个敌手而久居相位。此外，他还对皇帝修仙废政表示了毫无原则的支持，甚至亲自为皇帝试服仙丹，因此，在众人惨遭惩处之际，惟独他受到了皇上的嘉奖和垂青。
后来，严嵩耄老智衰，反应迟钝，做事已不如从前周全，加上纵子行凶，渐渐引发了嘉靖帝的厌恶。内阁首辅徐阶则乘机买通扶乩的道士，以“仙语”之名称严嵩为奸臣，最终搞掉了严嵩。后来，严嵩儿子处斩，孙子充军，家产被抄，自己则削职为民，客死于荒效野寺之中。
严嵩的一生，史有公论。《明史》对他的评价是：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窍权罔利。其最终的结局也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然而，考察一下严嵩与嘉靖皇帝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会发现严嵩现象的形成决不仅仅出自严嵩本身，而是与嘉靖本人有着很大的关系。
既柔媚又残毒，既贪财又爱权，这是严嵩品格的特征。而嘉靖皇帝的性格基本上可概括为独断专行、猜忌多疑、喜怒无常，而这些特点又都来源于树立“英明之主”绝对权力的需要。“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严嵩正是迎合了嘉靖的政治需要和用人口味，才得以获宠。《明史纪事本末》中称：“帝以刚，嵩以柔；帝以骄，嵩以谨；帝以英察，嵩以朴诚；帝以独断，嵩以孤立”，两人“竟称鱼水”。严嵩利用了嘉靖的心态，满足了嘉靖的政治需要，所以虽然群臣参劾，依然毫毛不伤。正如嘉靖所言，“嵩能附我，我自当怜嵩”。但是，无论严嵩怎样善于逢迎谄媚，也不可能保证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都符合皇帝的意愿，利用价值的逐渐丧失会使皇帝另结新欢；并且放任严氏父子擅权乱政，贪财误国，也不利于皇帝的最高统治利益，如果皇帝觉得必要，自然会收回恩宠，清算老账。在嘉靖时期，当朝权臣均无善始善终者，自然，严嵩也不能幸免。
当今社会，再也没有如古代那样的专制主义制度，然而，刚脱离专制主义不久，我们的社会制度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人们的思想还残留着专制主义余毒，为官者作威作福认为理所应该，为民者唯唯诺诺自己认可，这些都是小人产生、存在的温床，使小人得以萌芽、成长，甚至泛滥。
2.人性的弱点：小人生长的催化剂
哪里有人，哪里就会有小人。不仅在尔虞我诈的官场，平平凡凡的日常生活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小人，小人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仔细探究，我们会发现人性中有一些东西促使了小人的产生、存在，那就是人性中固有的一些弱点。以下我们探究一下小人可以利用的一些欲望。
（1）喜欢被别人奉承
喜欢别人赞美，爱听积极的、正面的、表扬的话，这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格健康的表现，原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一个人缺乏足够的自知之明的话，就会放纵自己对好话的需要，就会去寻求那些超过了实际情况的，夸大了的溢美之词，就不能清醒地辨别出在别人的奉承背后所存在的那些真实用意和真实感受。一旦一个人失去了清醒客观的自我评判，奉承之言就会乘虚而入，像鸦片一样麻醉人的神经，使人们在美好的陶醉之中丧失对谎言的辨别力，久而久之，连自己也信以为真了。
没有原则的、夸大其辞的奉承是小人们最常用的手段之一。这种手段非常简单，却十分有效。对有些人来说，初次听时不禁肉麻，甚至有些自愧，但长期地被这种语言所包围，就会习以为常、自以为是，一日不听竟有些浑身不舒服了。小人就是要通过奉承来助长人们的自我陶醉感，加速良好自我感觉的膨胀，当你变得自满了，当你的警惕丧失了，他们就会构筑陷阱或者趁机提出各种不正当的要求。大概也正是由于人们都喜奉承的原因吧，许多小人常常都有一个好人缘，直到这些小人自我暴露，自我毁灭之后，许多人才如梦方醒，大呼上当，然而，很可能是大错已成，悔之晚矣。
（2）喜欢贪小便宜
普通人终日为生活奔波，所以大多目光短浅，更倾向于眼前利益的满足，往往为眼前利益所驱动。
利用人们目光短浅的弱点，以利相诱，借以谋事，是小人历来惯用的伎俩之一。
他们有时会抛出蝇头小利，有时又会奉上黄钟大吕，只要能够达到其目的，他们会针对不同的人、以不同的代价收买人心。许多人很可能是贪图一时的眼前利益，或中了圈套，或上了贼船，造成“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遗憾。所以，人们对那些飞来之利、不义之财、无功之禄、非份之享要多加提防，小人们总是喜用一时之利作“饵”，放长线钓大鱼，然后鱼、饵并获。
（3）追求个人利益
满足自身的生存和安全需要，追求个人利益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