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减息的条例实行减租减息后，承佃人、债务人应保证交租交息。8.凡真正实行“二五”减租的出租人，公粮负担由业主、佃户双方按“七三”比例缴纳，即业主缴70%，佃户缴30%；其不实行“二五”减租者（二成、一成半、一成减租者），一律由业主负担。
由于根据地各级党和政府认真执行政策，讲究斗争策略，区别不同对象，采取不同方法，不断解决运动中出现的新问题，确保“双减”斗争深入健康地发展。有的先开群众大会宣传政策，会后再作个别动员：有的先进行“和平谈判”，不能奏效时再发动群众开展说理斗争，直至当事的地主、富农答应按政策减租。特别是抗日民主政权力量较大。群众基础比较深厚的地方，“双减”运动开展得更为顺利，富有成效。然而在一些边缘地区，“双减”斗争则较为激烈，有的地方甚至还遭到地主的武装对抗。山北县第二区大缺乡（今黄墟镇境内）前、后桃山两个村有近90亩土地属殷家祠堂祠产。因土地瘠薄，两熟亩产仅100余斤，但地租却要收上熟麦4斗计60斤、下熟稻收6斗计90斤，不交即收田，少交则加利。
许多佃农在区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向祠堂代理人提出减租要求，代理人拒不理睬，还随带持枪乡丁到村强行收租，激起佃农挥耙抗争，并撕毁账册，吓跑了代理人和乡丁。后经区长陈东曙出面说理调解，迫使代理人接受“二五”减租，斗争取得了胜利。
接着又发现今辛丰镇境内的北庄房和圩岸里地主派账房先生带6名武装警察到村里收租，陈区长发动佃农们夺下警察的武器，迫使地主同意减租，斗争也取得胜利。
敌后各地在“双减”运动中，广泛发动雇工群众开展了增加工资的斗争。在茅东、丹阳、金坛3县共发动了5000余名雇工参加增资斗争。雇工们采取罢工、怠工等方式与拒不答应增资的地主作斗争，并成立雇工会，有组织有领导地挫败地主欺骗、威胁甚至毒打的阴谋诡计，取得了胜利。仅茅东、丹阳两县就增加工资25270余元，约4000名雇工参加了雇工会。
与此同时还开展了借粮救灾斗争。1942年，丹阳、茅东、句容等县久旱无雨闹春荒。各县委、县政府一方面迅速成立水利委员会，由政府拨款和地方筹资相结合兴修水利，抢救受旱作物；另一方面成立借粮委员会，召开各种会议，争取社会各界同情，派代表到地主家商借，说服地主自愿借出粮食，并由农抗会出面作保，在借据上签字。为了推动借粮斗争，各地抗日民主政府还作出明文规定：春借冬还，夏借秋还，以物还物，借什么还什么，不受价格波动影响；在借粮期间，一律不得私自偷运粮食到敌占区出售，否则概以资敌论处。少数顽固的地主、富农无视政府规定，仍囤积偷运，政府即组织群众在水陆交通要道口查缉没收，从经济上给以严厉惩罚。
1942年镇江敌后的“双减”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据茅东、丹阳、句容3县统计，实行减租减息的共有62个乡、230个村；减租地主有2646户，占地主总户数的92%；得益农户3482户，占佃农总户的36%：共减租收260万斤，增加雇工工资46285元。其中延陵、九里、麦溪、杭甲、大施、石城6个区即有1000余农户在减租中得益。上述6区加上丹一区，共有1000余名雇工在运动中参加了增资斗争，部分雇工每年增加收入折合稻谷100至200斤。减租斗争改善了群众的生活，初步改善了农村中的政治情况和阶级关系，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了中心区、基本区，发展了外围区，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镇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建设。
三、掀起新的拥军扩军热潮
1940年夏，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主力渡江北移后，镇江敌后各地抗日武装势单力薄，加之皖南事变前后在敌顽疯狂夹击下进行抗日反顽斗争所受到的严重损失，造成不论是主力武装，还是地方武装的兵力都空前不足。为了满足抗日武装力量急待充实和发展的需要，各地各级党和政府遵照上级指示精神，大力开展扩军工作。始终把加强抗日武装建设牢牢抓在手上。
为了坚决地高质量地完成扩军任务，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发动工作，除召开必要的干部和群众会议动员外，许多地区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大唱《救亡进行曲》、《好男要当兵》、《当兵要当新四军》、《送郎出征歌》、《游击队员之歌》等思想性、鼓动性强的抗战歌曲和以新词新内容改编的民间小调，寓教于乐，以群教群，对各阶层青年和群众进行抗日救国的思想教育。如《送郎出征歌》有段歌词中唱道：“毛儿的爹去参军，为妻把你送一程。你到前方去杀敌，我在家中把田耕，前方后方一条心，消灭鬼子享太平。”寥寥数句，唱者动情，听者上心，很有感染力。同时，各地广泛深入地开展拥军优属工作，发动妇抗会为子弟兵做军鞋等慰问品，以促进参军动员工作的顺利进行。1941年仅丹金武一县就做了4600余双军鞋。各地妇抗会、儿童团还组织妇女儿童给烈属、抗属扫地担水。帮助做各种家务活。西旸镇妇抗会发动妇女做了300余双军鞋和70余只慰问袋，迪庄、妇抗会组织妇女给新四军伤病员洗衣服，慰问烈军属，还做了几百双军鞋送到吕蚯慰劳新四军。特别是各中心区和基本区的农抗会、青抗会均普遍建立了代耕队、优抚组，帮助烈属、抗属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各地抗日民主政府和群众团体纷纷向驻军送慰问信和慰问袋，表演文艺节目，与部队和烈、抗属联欢。接着，各地在宣传发动的基础上，号召青年报名参军，迅速掀起新的参军热潮。茅东地区建昌区12个乡征集了大批慰问品，其中有整头猪、两只羊、两坛酒、10余只鸡、200个鸡蛋和几百斤馒头，敲锣打鼓送到丹阳柳茹村，慰劳新四军。在各中心区、基本区，凡符合“年纪轻、体格壮、成份好、觉悟高”这4个条件的青年几乎都高高兴兴地报了名。山南县麒麟村和春塘村先后有180余名青年参加了新四军。茅东上新河地区农抗会协同青抗团，先后动员了40余名青年农民参军走上了抗战第一线。
热血青年们被批准入伍后，一般先编人县、区警卫部队或地方主力武装，通过一段时间的政治、文化、军事科目的学习和部队生活的实际锻炼，再输送给新四军主力部队或整建制地将新兵连、新兵排上升为主力武装。各县、区地方武装一般每年都有几次整建制地上升，有的中心区、基本区几乎经常送老兵、迎新兵。敌后根据地实行这种行之有效的循序渐进的扩军办法，使新四军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都同时不断地发展壮大。这是继承红军的扩军传统做法，并加以发展的好经验。丹北地区在1940年12月以丹北独立支队为基础建立的江抗第七支队，在1941年3月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十二团第三营。之后经过几次扩军，该营扩编为新四军第五十一团，下辖4个连，至1942年9月下辖6个连。此外，丹北地区还组建了常备队两个连120人、不脱产自卫队约两万人，以及859个约有4000人参加的游击小组。
1941年至1942年，镇江敌后各地掀起的动员参军抗日的热潮，为坚持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特别是胜利进行1943年的反清乡斗争创造了重要条件。
（第四节创造性地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一、开展帮会工作，争取地方实力派
镇江地处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历史上一直是长江下游重要的水陆码头，商贸交通发达，又是原江苏省会，因此封建帮会十分盛行，帮门复杂，会徒众多，广及各个阶层，拜先生、收徒弟、结拜把兄弟的现象非常普遍，社会上的许多上层人士、工商业者、地方士绅和一些实力派都是帮会头子。他们和伪方、顽方内的中上层军政官员有着亲朋好友和师徒或把兄弟的关系。如镇江县大港镇的解朝东，原是北洋军阀时代军官学校的教官，他的学生有数千人，顽、伪军内的上层军官中，不少是其学生。镇江城区的流氓头子赵福奎，是青帮“大”字辈，徒子徒孙很多。许多伪军头目和伪乡（镇）、保长，为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几乎都加入了帮会。其时，镇江青帮大小头目，同地方士坤、伪自卫团长乃至伪军官、伪乡（镇）、保长等，或勾连一体，或集于一身，各霸一方，形成一个个强大而又松散的中间势力群体。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也利用帮会同共产党、新四军争夺群众，大搞特务活动。1940年3月，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指出：“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因为“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对帮会组织做好工作，就可能将其中的许多人争取过来，把他们的勇敢奋斗和破坏性转化为对敌斗争的革命力量。镇江敌后中共地方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十分重视利用帮会这种旧的组织形式，开展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团结、教育、争取中间势力，为抗日斗争服务。
1941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青红（洪）帮工作的指示。中共（京沪）路北特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决定大力开展帮会工作，“利用封建削弱封建”，运用“旧瓶装新酒”的斗争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抗日斗争服务。特委规定：在敌占区、同情区，经上级批准，专员、保安司令、县长等可以仿照青红帮的一套做法，通过成立“新生社”公开地“开山门”，将伪军、特工人员、日军翻降、伪乡（镇）保长、地主、资本家、地方实力派、青红帮的大小头目及其下层群众收为“徒弟”或“学生”。苏南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部司令韦永义，经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委、江南区党委书记谭震林批准，以苏南第四行政区保安司令的身份发起成立“新生社”，仿照青帮“大通悟觉士”5个辈份，提出“一心救中国”5个新辈份，韦永义是“一”字辈，所辖各县县长和铁道工委负责人为“心”字辈。韦永义与大港镇的青帮“大”字辈首领赵福奎、王核桃、徐四结为朋友，并通过他们与“通”字辈的徒弟、伪镇江县警察局长胡春潮和“悟”字辈的徒弟、伪镇江县第四区自卫总团团长赵秉伯等人建立了联系。韦永义还接受镇江东乡伪自卫团的头目如谏壁的罗春法、大路的王林、韩桥的杨少玉、北角里的郭开白等“十弟兄”投的帖子，收他们为“学生”。此举，基本上控制了从新老洲到大港、韩桥、谏壁、辛丰一带的港口和关卡，保证了长江、铁路两侧秘密交通和食盐、布匹等根据地必需物资运输的畅通。1942年，山北县县长赵文豹、山南县县长吴翼（后王鹏）、扬中县县长施光前、武进县县长顾维衡、铁道工委副书记董必成等都收过许多“徒弟”。各级干部对所收的“学生”或“徒弟”都要求他们承认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真心抗日，愿为抗日救国作出贡献，这和旧的帮会组织有着本质的区别。
1941年10月建立的中共长江工委即充分利用封建帮会“旧瓶装新酒”，迅速打开了工作局面。长江工委书记彭炎与和尚洲及镇江城区的一些活跃人物结拜“十弟兄”，如和尚洲伪自卫团正、副团长，镇江大昌布店职工、后合股开办布业银行的赵安愚及其任伪军第九师连长的同胞兄弟赵万和，还有镇江江边柴行经纪人等。后通过教育和实际斗争的考验，在“十弟兄”中吸收了和尚洲伪自卫团长陈安义和赵氏兄弟为中共秘密党员，从而牢牢控制了和尚洲，并在焦山和镇江城区建立了秘密联络点和交通站。接着，彭炎利用青帮中“准充不准赖”的帮规，在熟谙青帮暗语切口后，冒充青帮“通”字辈份，经结拜“兄弟”、江边柴行经纪人荐介，结识了世业洲第二号人物、“通”字辈头领；同时又借助镇句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洪天寿的换帖弟兄的关系，和世业洲头号人物、青帮头子洪为霖和石马厚固村开明士绅、号称“13把半指挥刀”之半把刀的吴忠肃等人建立了联系。彭炎一方面在洪为霖掌控的世业洲伪自卫团中开展帮会工作，结交了许多班、排长，争取了一些骨干：另一方面又设法同高资伪自卫团团长徐载禄拉上关系，取得其在护送人员过境和采购、转运新四军军需物资等工作上的通融和支持。这样，长江工委通过借助帮会形式开展工作，很快就成功地开辟了一条由长江诸洲和沿岸城镇连成一体的水上秘密交通线。
1942年3月建立的中共铁道工委，也主要靠开展帮会工作顺利地打开了局面。辛丰、黄墟一带作为丹北根据地的边缘地区，是铁道工委开展工作的重要区域。在摸清该地区敌情和封建帮会及地方实力派情况后，经请示上级批准，铁道工委连续处决了几个民愤极大的日伪特务和反动伪乡长，以震慑敌人和各式封建地方势力。然后，工委副书记董必成以苏南第四行政区保安司令部联络参谋的身份，大张旗鼓地开山门“收徒弟”。同时定下“一心救中国”的5字“真经”作帮规，告诫“门徒”：凡收为“徒弟”者，要爱国、爱民、抗日，不准当汉奸，如帮助敌人就是“欺师灭祖”；凡作伪军、伪乡长者，要做到“身在曹营心在汉”。与敌人“同流”，但不得“合污”。经半年多时间的工作，董必成即收“门徒”千余人，“徒弟”遍及各行各业、三教九流，新丰火车站7名职工就收下5名“徒弟”。期间，董必成亲临驻辛丰镇的伪镇江县第四区自卫总团团长赵秉伯家中，同赵秉伯及其各分团长结拜“把兄弟”，从而使赵的自卫团实际上成为铁道工委的一支外围武装。铁道工委利用这支武装，把守辛丰镇运河大桥和铁道两侧地区，同时成功地争取并基本上掌握了铁路沿线敌人强迫组织起来的护路队，从而确保了一批批南来北往的新四军部队和党政军干部安全过境。铁道工委还派中共党员薛竞成通过开展帮会工作，成功地争取了驻黄墟镇的伪军第八团连长罗云高，不久工委又争取了驻西山背和后北两个据点的伪八团两个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