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阳延陵地区是新四军最早开辟的游击基地之一。在新四军韦岗、竹子岗、新丰车站等战斗胜利的影响下，延陵镇自卫团要求新四军派干部帮助训练，并表示愿意接受领导。1938年9月，第一支队战地服务团团长吴仲超带领王赤、林胜国等着手整顿这支武装。将自卫团改建为延陵常备队。队伍由几十人很快发展100余人。到年底时又扩建成区常备队，统一了丹阳第二区两镇8乡的所有地方武装，计300余人枪。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1939年2月，区常备大队又扩编为新四军丹阳独立支队，列入新四军第一支队序列，部队发展到550余人枪，并建立了党的组织。1940年6月，在多次配合新四军作战经受锻炼后，上升编人新四军新六团为第三营。
镇丹边区一头紧靠镇江，另一头紧靠丹阳，为镇江敌后咽喉地区。1938年秋末冬初，新四军第一支队为了壮大这一地区的抗日力量、着力收编改造活动于边区各地的各支自卫武装，组建镇丹边区国民抗敌自卫总团。委任在当地有一定名望的大学生孔庆哲为总团长。派第一支队政治部民运科长、中共苏南特委委员王丰庆为总团副（政委），抗日青年王楚珩为中队长，负责筹建总团事宜。1939年春节前后，总团在丹阳县河阳附近北陵村正式成立，辖1个中队30余人枪，活动于丹阳一区（城厢地区）、镇江三区（上党地区）一带。6月，王丰庆调离，苏南特委派组织部长陈洪任总团副（后为赵伯华）、许靖任中队指导员。部队发展至90余人枪，不久建立中共支部。是年秋，活动于镇江南郊的伪军某部中队长刘鸿奎经总团教育争取率部反正，编人总团序列。总团原中队扩编为大队，大队长由刘洪奎担任，李邦清、许靖分别任大队副和教导员，下辖3个中队，共300余人枪。在11月8日的贺甲战斗中，总团负责警戒丹阳县城方向，在河阳与援敌激战而立功，陈毅授予其亲书有“铁的队伍”4个大字的红旗一面。随后，原大队扩编为两个大队（营）。第一大队大队长刘鸿奎，教导员许靖；第二大队大队长李邦清，教导员沈士全。鼎盛时，全团总兵力达600余人枪，上级并调原中共溧阳县委书记张之宜任总团政治处主任，又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骨干当班、排干部，以加强党的领导和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总团驻防于北起镇江南门，南达金坛西旸，东临丹阳城西门，西起上党、白兔的广大地区，经常运用游击战术攻击敌人，突袭伪警察所，缴长短枪20余支，又在上下会伏击由宝堰调往镇江的日军，全歼1个小队10余人，成为镇丹边区抗日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1940年初，总团在反扫荡中损失严重，第二大队大队长李邦清被俘后牺牲，张之宜奉命率余部在司徒庙西编人新四军新六团。
新四军同样以“号房子”政策，于1938年8月，将活动于句容磨盘山白杨村一带的许维新领导的抗日自卫武装改编为第一支队独立营，任命许为营长，派新四军干部杨汉林任副营长。1939年5月，独立营改编为新四军新六团第二营，许任营长。通过新四军的帮助和扶持，还将丹阳县导墅地区的一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团特务连，计130余人枪，连长谢友才，指导员王金明：里庄桥地区民间的一些自卫武装共100余人，则被改编为镇句金丹四县抗敌总会独立营，营长薛斌。
也有一些地方游击队，虽经新四军教育、帮助，因其领导成分严重不纯，导致走上歧途。如丹阳导墅、里庄桥一带以姜书荣为首的四五百人的东南游击队，新四军先后派杭果人、陈东曙等一批干部前去帮助，1938年还调该部到第一支队受训。但在受训返回途中，反共分子陈克之、陆和裕等煽动哗变，乘乱将第一、第二大队分别强制改编国民党丹阳县政府的常备队和保安队。新四军派去的干部受到排斥，被迫撤回，不少游击队员不愿反共，毅然离队参加新四军。镇丹边区国民抗敌自卫总团第一大队，由于大队长刘鸿奎劣性不改，拒不服从调往新四军第一支队整训，擅自率部独立行动，乃至原本烧杀淫掠的匪性大发，继续祸害百姓，重又走上自绝于人民的歧途。
二、团结争取地方各界人士共同抗日
新四军进入镇江敌后时，各种中间势力处于观望状态。新四军各级干部在带领指战员和广大民众开展游击战争的过程中，注意调查研究社会情况，学会灵活运用策略，模范地执行统战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部队每到一地，一面积极发动基本群众，一面广泛联系社会名流、开明士绅、民族资本家，采取多种形式，深入了解各阶层人士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动向，因势利导地进行团结、教育和争取工作。不少领导干部亲自召开各界爱国人士座谈会，针对他们的思想实际，深入浅出地分析抗战形势，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且循循善诱，解除他们的种种疑虑，动员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积极投身到抗日救国的事业中来。
纪振纲是茅山东麓茅麓茶林公司的经理，拥有1.3万亩土地，主要经营茶叶，自诩“20年经营，40万投资”，是茅山地区的一位颇具实力和名望的民族资本家。上海沦陷后，他收容从前线败退下来的广东籍散兵游勇，拉起一支二三百人装备充实的自卫武装。由于他在茅山地区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他成为包括敌人在内的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中间派代表人物。新四军甫抵茅山，即把团结争取纪振纲作为开辟根据地的重要一着棋。陈毅亲自做纪振纲的统战工作，致书相约在西旸会晤未果，又登门造访，开诚相见，以民族大义相期许，促使他对陈毅深为感佩，以实际行动支援新四军抗日。他从上海募购药品器械，运送茅山；设法掩护新四军伤员；出面召集士绅为新四军募捐寒衣5000套。1938年底，日军一度占领茅麓公司，纪振纲不堪敌人压力，被迫出走，行前将自卫武装悉数交给新四军。他移居上海后，仍与新四军保持联系，继续为抗日出力。新四军团结争取纪振纲获得成功，打开了茅山地区统一战线工作的局面。
樊玉琳在抗战前曾任国民党句容县第三区（天王寺地区）区长。在地方上“开香堂”，收有几千名徒弟，还建有100余人枪的行香、白兔、中心3乡联防自卫武装，是镇江、句容间颇有影响的地方实力派人物。陈毅率部到达前隍后，即致书邀请樊玉琳到茅山乾元观会晤，动员他参加抗日工作。经3日彻夜长谈，樊深受教育，毅然表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愿在共产党领导下共同抗日。此后他在党的教育培养下，积极参加组织和领导抗日群众团体的工作，同时加入了党的组织，先后担任了茅山抗日根据地的县、地级军政领导。
巫恒通是句容县第二区行香乡拓溪村人，教育界名流，曾任句容县督学和泰兴县教育局长。新四军挺进苏南，燃起抗日烽火，使他看到国家和民族的希望01939年初，巫恒通由泰兴返乡途经丹北，经老同学（无锡“省立三师”同窗）管文蔚引荐，得到陈毅晤诲，受命回句容组建抗日武装。巫恒通回到家乡，先与胞兄巫全仁计议，分头联络亲友，筹集了30余人枪，于3月2日成立句容（西）荆（佛）泉（下）甸联合抗敌委员会。接着巫恒通又遵照陈毅在溧阳安中里召见他时的指示，在陈毅派来的民运干部曾昭墟的帮助下。联络东昌乡裔庄洪天寿、三培徐德润两支自卫武装，队伍扩大到80余人，于3月下旬成立了句容县东北区国民抗敌自卫团，下辖1个大队，巫恒通任团长，曾昭墟任参谋长，洪天寿任大队长。随后，陈毅又派吴嘉民率1个连，配合巫部行动，收编了句北地区数支游杂武装，于6月底扩大为5个大队，共300余人枪。是年夏，部队奉命开往皖南军部整训09月，新四军第三团调回军部，巫团即接替第三团防务，活动范围由句容、镇江边区扩大到句北、江宁，改称为镇句江国民抗敌自卫团。3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调巫团到竹箦桥整训。5月4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又以新四军第四团第三营第九连（红军连）为骨干，与巫团合编为新四军新三团，巫任团长，曾昭墟（后傅狂波）任参谋长，彭冲任政治处主任，下辖两个营4个连共600余人枪07月，又编人一部分地方武装，全团扩大为3个营，1300余人。
1938年冬，陈毅亲到句容南乡阴桥头拥有近万亩土地、500余家佃户的大地主王诚龙、王诚凤家主持召开当地士绅座谈会，与会者除“二王”外，还有朱巷“四大王”王源昆、王源仑、王源俊、王仰之，清水旺的“三邬”邬育之、邬霭之、邬正斌和水南、窑上、王家边等的20余名士绅。经陈毅深入动员，均表示愿为抗日救国出力。王诚龙、王诚凤兄弟以后多次筹款捐粮，其中一次就向新四军送粮二三百担，并将自卫团保家护院用的30余支长短枪和1挺手提式花机关枪献给新四军。王诚龙还积极为新四军递送情报，代购布匹，保管物资，密藏文件，为抗战作出了很大贡献，直至受敌人胁迫离家流浪。1945年2月，王诚龙遭日伪军包围，突围时中弹牺牲。
丹阳城西门外的朱渊，是前清秀才，军阀时期曾任江苏省参议员，为人正直豪爽，赤诚爱国。他在中共团结抗战的模范行动感召下。也坚决支持儿子朱廉贻参加管文蔚领导的抗日武装，并积极为管部出谋划策。1938年4月他写信给管文蔚，建议早日率部过长江、下两淮，以进可攻，退可守，取得战略主动。7月，管文蔚将此事向陈毅汇报，陈毅大加赞扬。日军诱迫朱渊出山附敌遭严词拒绝，敌人当场将他刺死。新四军民运工作队将他的爱国精神广为宣传，使各界人士深受教育。丹阳城内的束百川、访仙桥的刘克之等丹阳教育界知名人士，在共产党、新四军的团结教育下，也都坚定地走上了抗日救国之路。
丹阳县开明士绅管士林，是管文蔚的父亲。抗战爆发后，他毁家纾难，倾全力支持3个儿子组建抗日武装。1938年10月初，陈毅到倪山拜访这位爱国老人，促膝谈心，慰勉有加，老人更是义无反顾，救国之志至死不移。1939年老人病逝，陈毅命第二团副团长刘培善率部分武装代表他去吊唁、送葬。此举对丹北地区统战人士影响很大，有力地推动了统战工作的发展。
汤铭新是丹阳县访仙镇商会会长，陈毅有次应邀造访，镇上许多商人闻讯前往，陈毅真诚鼓励他们出钱出力，支援抗战。1939年5月，陈毅再次路过访仙镇又去看望汤铭新。并为他的孙子汤通庆题词：“青年是时代的先锋，先锋责任的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通过陈毅多次的宣传教育，访仙及其附近集镇的广大工商界人士纷纷以实际行动投身抗战事业。
丹阳县建山乡霞山头村的管有为，抗战前曾当塾师，后在上海以“奇门相术”为业，人称“管半仙”。1938年秋，陈毅通过管文蔚介绍约见了他，动员他参加抗日工作。陈毅指示管文蔚周密安排他打人镇江敌人内部工作。1939年春，管有为化名张大同，奉命到镇江以200银元投资人股镇丰轮船运输公司，然后以公司副经理身份和“奇门相术”为掩护，在社会名流和日伪军中做统战和情报工作。由于管半仙之名和巧妙伪装，引得日军联队长及其部下经常找他“算命”。敌人每遇下乡扫荡或有较大军事行动，也往往找他卜卦一番。管有为趁机套摸敌人动向，及时送出情报，以保护抗日军民，打击敌人。有次，四五十名日军到埤城扫荡，挺进纵队事先根据管有为送出的情报，在丁岗部署兵力，伏击日军，歼敌大部，还击毙了1名日军小队长。1940年春，管有为因敌人多次下乡扫荡遭伏击而受怀疑，加之汉奸告密，遂被日军逮捕而壮烈牺牲。
新四军的统战工作的不断进展，使越来越多的开明士绅、地方名流团结在共产党、新四军的周围，共同为抗日救国的大业而奋斗。如镇江东乡帮会大头目赵福奎，大港镇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著名士绅解朝东，驻辛丰镇的伪镇江第四区自卫总团总团长赵秉伯，和尚洲自卫团团长赵安义，新民洲帮会头目樊阳太，国民党扬中县党部委员王鑫和、资本家左道成等等，都能明大义，重大局，或挺身而出，直接投入抗战，或巧与敌人周旋，暗中支持抗战，联络和团结各阶层有识之士，与共产党、新四军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出人、出钱、出物、出力，积极为抗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三、镇句金丹四县抗敌总会的诞生
1938年初夏，新四军到达镇江沦陷区后，针对人民群众对新四军不够了解而心存疑虑，对抗战救国缺乏信心的情况，大力开展宣传鼓动工作，以广泛发动群众，投入抗日斗争。
利用座谈会、军民联欢会、军民代表会，以及话剧表演、街头演讲等形式，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政策。同时还派出战地服务团和民运工作队，动员各界群众支持和参加抗战。第一支队先后在镇江县宝堰、句容县朱古隍和丹阳县史家大村等地多次召开有农民、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乡保长和地方士绅等参加的座谈会。表示新四军誓与江南人民同生死，共患难，热烈欢迎有志之士、热血青年参加抗日斗争。陈毅亲自在丹阳县延陵西街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宣讲抗战形势，号召广大人民不分男女老幼、不分贫富差别，大家团结一致，共同抗日。8月，第一支队政治部在驻地宝堰前隍村连续举办3期东南抗日青年政治训练班，陈毅司令员和参谋长胡发坚、政治部主任刘炎等亲自授课，培训了一大批来自镇江、句容、丹阳等地的爱国青年成为抗日斗争的骨干，其中有许多人在青训班学习期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新四军广大指战员在大张旗鼓的宣传发动工作中，发扬红军优良传统，坚决执行群众纪律，处处把发动群众抗日和关心群众实际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使群众很快消除了疑虑，军民关系随之日益融洽。10月，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部、政治部发出减租减息的布告，减轻农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同时，为了解除人民饱受匪患的痛苦。切实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新四军对那些打着抗日旗号。勾结日伪，阻碍抗战，残害群众的土匪武装，经多次教育无效者，采取了为民除害的坚决行动。新四军严明的纪律，为民除害的行动。不拉佚、不派款、不扰民的模范行为，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赖。许多开明士绅称新四军为“王者之师”。广大群众同声赞誉：“从古至今没有看到过这样好的军队”，“有这样好的军队，中国不会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