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颜直谏的杨继盛
杨继盛（1516～1555年），字仲芳，号椒山，容城（今河北徐水容城镇）人。
杨继盛年幼时家庭比较清贫，在杨继盛年仅七岁时，其母亲便去世了。他的继母很刁蛮，让年少的杨继盛整日去放牛。一天，杨继盛放牛路过村里的私塾馆，看到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孩子都在读书，心生羡慕，回家后便恳求兄长去请求父亲，让自己也去念书。他哥哥对他说：“你还年幼，去学什么呢？”杨继盛说：“年幼就应该去放牛而不应该去读书吗？”兄长见他求学心切，就把杨继盛的想法跟父亲讲了。
父亲答应了杨继盛的请求，但限于家境，让杨继盛一边放牛一边读书。这样，十三岁的杨继盛才得以进私塾读书。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杨继盛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努力求知，刻苦学习，以极为优异的成绩通过乡试，并进入国子监继续深造。他没因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而松懈自己，依旧锲而不舍。他的好学精神受到祭酒（管理国子监的官员）徐阶的赏识。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杨继盛得中进士，被授官南京吏部主事。在南京任上，虚心上进的杨继盛又从师于学识渊博的兵部尚书韩邦奇学习音律知识。由于他专心致志，很快就成为行家里手，为此而“名益着”。不久，又被提拔为兵部员外郎。
15世纪50年代，在相互混战的蒙古诸部中，以鞑靼的哈喇部领主孛来和翁牛特部领主毛里孩最强。毛里孩曾拥立脱脱不花（蒙古瓦刺部可汗）的儿子马古可儿吉思为可汗。
成化、弘治期间，达延汗逐步强盛，一度统一全蒙古。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达延汗死后，蒙古又分裂成四十几个独立的领地，其中以土默特部领主俺答最为强大。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春，俺答乘黄河结冰，进入河套。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又大举进攻明朝。同年六月，俺答围攻大同。大同总兵仇鸾重贿俺答，要求他绕过大同，东进京师。八月，俺答下通州，直逼北京，京都告急。世宗穷急无奈，召见严嵩等大臣谋议退敌之策。严嵩无计可施，暗地里却对兵部尚书丁汝夔说：“塞上败或可掩也，失利辇下，帝无不知，谁执其咎？”（《明史·丁汝夔列传》）“当今诸将勿轻战，寇饱自去”（《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最后，不得已的世宗皇帝委派引狼入室的咸宁侯仇鸾为平虏大将军，节制各路兵马，想依靠他击退入侵之敌。然而，仇鸾是贪生怕死之辈，“畏寇甚”，只求保住个人的官禄，于损害国家利益不顾而竞上疏主张与俺答通商。仇鸾以为，向俺答购买马匹，一旦鞑靼从卖马中获得厚利，便会自动撤销对明朝的侵掠，“冀与俺答媾，幸无战斗”。在这种世宗无能、严嵩专权、仇鸾怕死的情况下，诸路明朝将领拥兵观望，俺答骑兵在京畿一带纵掠烧杀，如人无人之境。几十万明军只会尾随送行，杀平民献首报功。昏庸的世宗为此竟加封仇鸾为太保，并给予赏赐。只是由于俺答抄掠已足，在围城八日后才退兵西去。兵败至此，世宗将兵部尚书丁汝夔投入监狱。严嵩惧怕丁汝夔供出自己授意不与俺答交战而连累自己，便安慰丁汝夔：“有我在，就一定不让你死。”而当世宗廷议如何给丁汝夔定罪时，严嵩却又噤若寒蝉，一言不发。待丁汝夔在临刑时方知受骗，连呼“严嵩误我”。
然而，仇鸾以互市为借口而实为变相卖国的建议，却颇得一批苟且偷安的大臣们和昏庸愚蠢的明世宗的首肯。与此相反，杨继盛主张坚决抗击外侮，反对妥协辱国。虽然他深知仇鸾、严嵩把持朝政，自己的主张万难实现，但是为了国家利益，他毅然于嘉靖三十年（1551年）谏上《请罢马市疏》，列举了向俺答互市议和的“十不可”和“五谬”，强调只有坚决抵抗才能打击俺答，保障边境的安全。疏中说：
“互市者，和亲别名也。俺答蹂躏我陵寝，虔刘我赤子，天下大仇也，而先之和，不可一；一往大诏，北伐天下，晓然知圣意，日夜征缮助兵食，忽更之日和，失信于天下，不可二；以堂堂中国与之互市，冠履倒置，不可三；海内豪杰，争磨砺待试，一日委置无用，异时欲号召，谁复兴起，不可四；使边镇将帅以和议故，美衣偷食，弛懈兵事，不可五；往时边卒私通境外，吏率裁禁，今乃导之使兴通，不可六；盗贼伏莽，徒慑国威，不敢肆耳，今知朝廷畏怯，睥睨之渐必开，不可七；俺答往岁深入，乘我无备故也，备之一岁，以互市终，彼谓国有人乎，不可八；或俺答负约不至，至矣，或阴谋伏兵突人，或今日市明日复寇，或以下马索上直，不可九；岁帛数十万，得马数万匹，十年以后，帛将不继，不可十。议者曰，吾外为市以羁縻之，而内修我甲兵，此一谬也；夫寇欲无厌其以衅终明甚，苟内修武备，安事羁縻？日吾阴市以益我马，此二谬也；夫和则不战，马将焉用？且彼宁肯予我良马哉？日市不已，彼且人贡，此三谬也；夫贡之赏不赀，是名美而不实，大损也，日俺答利我市，必无失信，此四谬也；吾之市能尽给其众乎，能信不给者之无人掠乎？日佳兵不祥，此五谬也。敌加已而应之，何佳也。人身四肢皆痈疽，毒日内攻而惮，用药石可乎？夫此十不可五谬，明显易见。盖有为陛下主其事者，故公卿大夫知而莫为一言。陛下宜奋独断，悉按诸言互市者，发明诏，选将练兵，不出十年，臣请为陛下竿俺答之首于藁街，以示天下，万事疏人”（《明史·杨继盛列传》）。
杨继盛的奏章论据充分，情真意切，使冥顽如石的世宗皇帝也颇心动，因而把杨继盛的奏议转给仇鸾、大学士严嵩、吕本及兵部尚书赵锦等权臣传阅。仇鸾见此奏章，恼羞成怒，进而破口大骂：“杨继盛这小子连敌人也从未见过，所以才会如此轻敌。”那些腐败无能的官员随声附和，以为派遣去跟俺答议和互市的官员已经出发，看形势是无法改变了。“以勤王故有宠”的仇鸾便利用皇帝的宠信，进密疏，诬告杨继盛有图谋不轨之嫌。这样，杨继盛被投进“诏狱”（由皇帝下诏逮捕犯人的监狱），接着又被贬为狄道（今甘肃临洮）典史（知县下面掌管缉捕、狱囚的下级官吏）。
明世宗朱厚熄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昏君，十五岁登基，年号嘉靖，执政从嘉靖元年（1522年）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共四十五年。在位期间，崇信道教而荒怠朝政，宠用权奸，残害忠良，杖戮谏臣，屡兴大狱，并且大兴土木，糜费无限。明世宗崇信道教，竟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皇宫各处醮坛（道家祈祷祭天的场所）林立，每日举祈一次或两次，甚至日夜不息。为此，世宗不上朝，不理政，二十余年不见大臣。最终，世宗被一些“道家方士”的“灵丹妙药”所毒。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撤围出塞后，世宗听从道士陶仲文的建议，在宫城中设立镇虏法坛，日夜作法事，说要“褫虏魄，勿窥我边围”（《明史纪事本末·世宗崇道教》）。不久双方议和，边情缓解，世宗欲撤掉法坛，这时边塞传来警报，说俺答可能又要犯边入塞。世宗晓谕君臣说：“朕于十九日欲撤镇虏法坛，二十日即有警报。
玄威所至，亦不可忘”（《明史纪事本末·世宗崇道教》）。可见其迷信程度已到了何种地步。
世宗一朝处于明朝后期，土地兼并严重，豪强地主逃漏税收，屯田日坏，禄粮俸饷却有增无减。加上北有俺答，南有倭寇，军费开支越来越大，政府财政入不敷出。面对这种局面，世宗非但毫无撙节，反而滥兴工役，耗费无度，每每“一役之费，动至百万”。史载：“世宗营建最繁，（嘉靖）十五年以前，名为汰省，而经费已六七百万。其后增十数倍。
斋宫、秘殿并时而兴。工场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军称之，岁费二三百万……营缮益急，经费不敷，乃令臣民献助。献助不已，复行开纳，劳民耗财，视武宗过之”（《明史·食货志》）。世宗挥霍糜费加重了政府的财政困难，同时也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沉重的负担。在嘉靖末年，民间竞相流传：“嘉者，家也。靖者，尽也。民穷财尽，靡有孑遗也。”世宗所宠用的权奸中，严嵩是最受“器重”，也是最害国误国的。严嵩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入阁主政，至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罢职还乡，共秉政二十年之久。
可以说，嘉靖中期以后的朝局大政都与严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帝自（嘉靖）十八年葬章圣太后后，即不视朝，自二十年宫婢之变，即移居西苑万寿宫，不人大内，大臣希得谒见，惟嵩独承顾问，御札一日或数下，虽同列不获闻，以故嵩得逞志”（《明史·奸臣列传·严嵩传》）。
那么，严嵩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严嵩（1480～1567年），字惟中，号介溪，分宜（今江西分宜）人，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
严嵩虽无真才实学，谄谀媚上却是高手，而昏聩的世宗恰恰给严嵩提供了政治舞台。
嘉靖七年（1528年），时为礼部右侍郎的严嵩奉诏祭告显陵（世宗父陵，今湖北锺祥附近）。在复命时，严嵩对世宗说：“臣恭上宝册和奉安神床时，皆应时雨霁。又石产枣阳（今湖北枣阳），群鹳集绕碑。入汉江（今汉水），河流骤涨。请命辅臣撰文刻石以纪天眷”（《明史·奸臣列传》）。世宗对严嵩子虚乌有的话不但听信，而且十分高兴，不久之后便将严嵩改任吏部左侍郎，随后又提升严嵩为南京礼部尚书。此后，严嵩通过迎合世宗，官职得到一步步提升，相继任太子太保、大学士，直到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八月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人阁参与机务，乃至晋升为太子太傅。
与严嵩官职得以步步高升相伴随的是对异己的排挤、打压。严嵩为排挤名望、资历均在自己之上的大学士翟銮，唆使给事中王交，以翟銮两个儿子同举进士乃是科举作弊，以至于翟銮被世宗削职为民。
严嵩为巩固自己的地位，积极培植党羽，结党营私。一些势利小人依附严嵩，与严嵩狼狈为奸。严嵩先后收了三十多人作为干儿子，并将这些干儿子安插在一些机要部门，为自己把持朝政创造条件。吏部文选和兵部职方本为两个低微官职，却掌握着官吏的升迁、改调和军制等具体事务。为此，费尽心机的严嵩用亲信万寀和方祥分别担任文选郎和职方郎，从而将文官的官吏任免、升迁、调动与武官的兵权控制在自己手中。
严嵩以权行私，贪污受贿。礼部员外郎项治元送一万三千金给严嵩而升任吏部主事，举人潘鸿业贿赂严嵩二千二百金而得以出任山东临清知州。福建巡抚阮鄂私通倭寇，在案发后以重金贿赂严嵩得以免于治罪。抗倭名将俞大猷不擅逢迎拍马，被严嵩陷害入狱，朝中一些官员“集资”三千金送给严嵩才保住俞大猷的性命。为投其所好，每天到严府行贿之人络绎不绝，所送金银珠宝车载斗量。为此，严嵩之子严世蕃毫不掩饰，一再自夸“朝廷不如我富”，“朝廷不如我乐”。
严嵩依仗帝宠，独揽朝纲。“凡府部题复，先面禀而后敢启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指使络绎不绝。一或少违，显祸立见。及至失事，又嫁罪于人”（《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对于朝臣对严嵩的弹本劾章，世宗反认为“严嵩曲谨附我，赞我玄功而得罪于朝臣，我自当保护他”。所以，严嵩与其子严世蕃“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欲有所救解，嵩必顺帝意痛诋之，而婉曲解释以中帝所不忍。即欲排陷者，必先称其嫩，而以微言中之，或触帝所耻与讳。以是移帝喜怒，往往不失”（《明史·奸臣列传·严嵩传》）。而一旦被严嵩假手世宗治罪的人，也就再无翻案的可能。
杨继盛被贬到狄州（今甘肃临洮）后，见“其地杂番，俗罕知诗书”，便挑选年少聪明的一百多名孩子，聘人教授。
为解决资金问题，他卖掉了自己的坐骑、妻子的衣服细软及田产。当地产煤，却被少数人据为已有。为此，百姓要到很远的地方砍伐薪材。经过杨继盛的努力说服，为当地人解决了烧煤难的问题。因为这件事，“民信爱之”，亲切而尊敬地称呼杨继盛为“杨父”。
在杨继盛被贬官后不久，俺答撕毁和议，又屡次进犯。
仇鸾的奸佞暴露无遗，在被革职后，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于忧惧中急病而死，被处以戮尸之刑。嘉靖皇帝这时才想到杨继盛以前所谏是正确的，于是提升杨继盛去做山东诸城知县。一个多月后，又擢升杨继盛为南京户部主事，旋迁刑部员外郎。
在杨继盛赴南京上任时，时为礼部尚书的徐阶作《送司封仲芳杨子赴留都》，对杨继盛多所勉励：
哲人重道义，朝贵不足縻。
丈夫志四方，远适非所悲。
如何与子别？怅怅不忍辞。
古道日沦替，郡谀纷追随。
子独谅迂僻，经训相劘规。
去住忽以异，丽泽安所资。
颓波无停流，灵耀亦西驰。
感此重念子，何以慰尔知？
至理不外得，吾心实吾师。
愿言励操存，千里同襟期。
在杨继盛官职升迁过程中，严嵩是比较卖力的，这自然有严嵩自己的用意。仇鸾因俺答进犯，“以勤王故有宠”。仇鸾为争权夺势，排挤严嵩，借机在世宗跟前讲严嵩的坏话，而严嵩是不容他人往自己的眼里揉沙子的。在与俺答互市一事上，杨继盛弹劾仇鸾，言互市有“十不可”和“五谬”，与仇鸾结下了前嫌。因为这种关系，所以严嵩便想利用杨继盛对仇鸾发难，借此排除异己。在杨继盛任刑部员外郎后，严嵩又提拔他为兵部武选司。
然而，杨继盛毕竟是杨继盛，而并非严嵩依靠“提拔”所能笼络的。杨继盛虽接连被提擢，内心却“恶嵩甚于鸾”。
在上任刚一个月，杨继盛就冒死上《请诛贼臣疏》，弹劾严嵩“十大罪”加“五奸”，要求将严嵩早加诛戮，以清朝政。
疏中说：“臣孤直罪臣，蒙天地恩，超擢不次，夙夜祗惧思图报称，盖未有急于请诛贼臣者也。方今外贼惟俺答，内贼惟严嵩，未有内贼不去而可除外贼者……请以嵩十大罪为陛下陈之”：“坏祖宗之成法，大罪一也”；“窃君上之大权，大罪二也”；“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也”；“纵奸子之僭窃，大罪四也”；“冒朝廷之军功，大罪五也”；“引背逆之奸臣，大罪六也”；“误国家之军机，大罪七也”；“专黜陟之大柄，大罪八也”；“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也”；“敝天下之风俗，大罪十也”（《明史·杨继盛列传》）。
严嵩除“十大罪”外伴有“五奸”，分别为：“陛下之左右皆贼嵩之间谍也”；“陛下之喉舌乃贼嵩之鹰犬也”；“陛下之爪牙皆贼嵩之瓜葛也”；“陛下之耳目皆贼嵩之奴隶也”；“陛下之臣工皆贼嵩之心膂也”（《明史·杨继盛列传》）。
最后，杨继盛劝谏世宗：“陛下奈何爱一贼臣，而忍百万苍生陷于涂炭哉。”“愿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或询诸阁臣。重则置宪，轻则勒致仕。内贼既去，外贼自除。虽俺答亦必畏陛下圣断，不战而丧胆矣”（《明史·杨继盛列传》）。
对如此肺腑之言，世宗非但没有褒奖，反而见疏“已怒”，认为杨继盛上疏弹劾严嵩，是因“谪官怀怨，摭拾浮言，恣肆渎奏”。严嵩善于察言观色，见世宗有意迁怒于杨继盛，且杨继盛上疏中牵及二王（世宗三子裕王载重、四子景王载圳），借以“密构于帝”。世宗盛怒不已，又将杨继盛下至“诏狱”，并责问他为何要牵连二王？杨继盛回答说：
“非二王谁不慑嵩者！”杨继盛被投进监狱后，没问青红皂白，先被毒打百棍，然后交由刑部定罪。刑部侍郎王学益乃是严嵩的党羽，因受到严嵩的指使，欲以杨继盛诈传亲王令旨的罪名而处以绞刑，此举遭到刑部郎中史朝宾的反对。为此，严嵩竟将史朝宾贬官为泰州通判。刑部尚书何鳌不敢违抗，根据严嵩的意愿判杨继盛死刑。但是，明世宗此时尚没有马上杀掉杨继盛的意思，杨继盛一案就这样被搁置了下来。
杨继盛在押的三年时间里，屡有正义之士设法营救，却都因严嵩从中作梗而没有结果。严嵩的党羽告诫他：“公不睹养虎者耶，将自贻患。”其实，不用他们说，严嵩本身就不允许有人反对他。严嵩当权的二十年中，前后弹劾严嵩父子的达几十人，这些人都被世宗下狱贬遣或遭到杀害。严嵩欲杀杨继盛以根除后患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只是在等待世宗的好恶，然后见机行事。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抗倭名将都御史张经、李天宠受诬陷入狱。严嵩揣摩世宗必杀此二人，等到朝审时，便把杨继盛的名字一并附上呈批。
杨继盛被转到刑部后，严嵩党羽对他施加种种酷刑，以至割肉断筋，日夜拷打。“及入狱，创甚。夜半而苏，碎瓷碗，手割腐肉。肉尽，筋挂膜，复手截去。狱卒执灯颤欲坠，继盛意气自如。朝审时，观者塞衢，皆叹息，有泣下者”（《明史·杨继盛列传》）。对于自己的最后归宿，杨继盛早已心中有数，但他泰然处之，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在他遭受酷刑之前，曾有人送给他蚺蛇胆，传说吃了这种东西人的胆子就大了，但被杨继盛谢绝了。他说：“椒山（杨继盛的别号）自有胆，何蚺蛇为！”在狱中时写给儿子的信中，杨继盛告诫他们要好好学习，不必迷人仕途。“若是做官，必须正直忠厚，赤心随分报国……不可因我为忠受祸，遂改心易行，懈了为善之志”，表现了与屈原一样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忠正气概。
浑水摸鱼的严嵩的诡计果然得逞。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十月一日，杨继盛在北京西市被处死。临刑前，杨继盛口占一绝！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
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
对于杨继盛的死，“天下相与涕泣传颂之”。七年后，严嵩被罢官而死。公元1567年，朱载垕即位，是为穆宗。穆宗“恤直谏诸臣，以继盛为首。赠太常少卿，谥忠愍”。并根据御史郝杰的建议，在保定建“旌忠祠（也称杨椒山公祠）”，以纪念杨继盛。
杨继盛是封建时代刚正知识分子的典型。他敢于冒生命危险弹劾权倾一时、祸国殃民的奸臣严嵩，而且至死不悔。
这种充满正气的行为，在当时“阿谀取容”的官僚之中，确是难能可贵的。他那不计个人得失，为正义而斗争的精神，将永远为后人所景仰、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