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原本不显山不露水的叫管敢的人浮出了水面。他原本只是一个军候，但却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关键时候投降了匈奴。他投降不为名不为利，只为想出心中的一口恶气。
都说佛争一炷香，人争一口气。管敢是因为他的上司校尉韩延年笞责了自己，为了出这口恶气，他当上了叛徒。他把汉军的真实情况向且鞮侯单于进行了汇报，归纳起来有三点：
一是汉军兵少。李陵的汉军只有区区五千人，逃亡过程中已伤亡过半。
二是汉军无援。汉军并没有在前面设埋伏，也没有后援部队。
三是汉军弹尽。汉军已到了强弩之末，连箭都所剩无几了。
且鞮侯单于一听马上转忧为喜，发动了更为惨烈的进攻。汉军只有退的份儿了。撤至鞮汗山口附近时，距离边塞不过一百来里了，只要汉军进了汉朝的地盘，就可以逃脱虎口了。然而，一百里的距离却成了李陵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一个永远无法到达的终点站了。
此时的汉军已没有了箭，兵器也没剩下什么了，只好将大车遗弃，取车辐作为兵器，躲进了峡谷之中。尾随而至的匈奴人则依靠人多势众的绝对优势，占据险要地段，投掷石块，猛烈攻击。汉军死伤累累，惨不忍睹。
好不容易熬到晚上，汉军除了挨打再无反击的能力，而匈奴士兵也累了，再加上汉军已是他们的瓮中之鳖，所以双方就这样默契地进入了休战状态。
夜已深，星满天，汉军军营里却无人入睡。弹尽粮绝，又被匈奴士兵重重包围在山谷里，今夜如果不能找到对付匈奴的办法，或者逃出包围圈，只怕这个小小的山谷便是他们的葬身之处了。
士兵急，李陵更急，对他来说，豪情壮志还没有得到施展，逃出去才是硬道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于是，他独自一人提刀出营，查看敌情，寻找突破口。
走了一圈，但见四周匈奴营帐里篝火熊熊，锦旗飘飘，人影绰绰，想突围简直比登天还难。长吁短叹了许久，李陵才悻悻回营，对左右军吏感叹道：“汉军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只要奋死一搏，只要再有几十支箭，我们就可以脱离险境了，可是如今，我们连一支箭也没有了！都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箭这仗是没法打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给大家一次机会，各自逃生吧。如果老天有眼，应该不会让我们全军覆没，连向天子汇报情况的人都没有吧？”
接下来，李陵给士卒每人发了二升干粮和一片冰，以抵御饥渴，让大家分散突围，到遮虏障会合。
夜半时分，李陵含泪向将士下达了拔营逃生的命令，顿时战鼓擂，人声鼎沸，杀声喊声马鸣声响彻山谷。李陵乘着夜色和混乱，一马当先冲向敌人，校尉韩延年紧随其后，拼死杀出了一条血路，两人冲出谷口，回过头来一看，悲哀地发现仅有数十名壮士相随。
而此时，追在他们后面的匈奴士兵有数千铁骑之多，韩延年为了保护李陵脱险，想以血肉之躯来阻止匈奴铁骑的追击，然而，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飞蛾扑火。李陵眼看已是四面楚歌，黯然下马，抛下手中的长剑，长叹道：“如此败军之将还有什么颜面去见陛下啊！”说完下马向匈奴士兵举起了双手。
李陵连日来和匈奴血拼到底都没有退缩过，此时低下高昂的头颅，向匈奴称臣，原因有三：
一是管敢的投降，极大地打击了他的忠心。
二是韩延年的战死，严重地摧垮了他的信心。
三是汉朝援军久等不至，彻底断绝了他的恒心。
那么，李陵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时，汉武帝给他派出的“殿后部队”路博德和公孙敖又去了哪里呢？
话说路博德眼看他的“秋后上书”非但没有起到相应的效果，反而加速了汉武帝派李陵进军的步伐，后悔不已。虽然羞于做李陵的手下，但军令如山，路博德也不得不从。
他率军跟在李陵屁股后面向前推进，走着走着却开起了小差，走到河西去与公孙敖部“约会”去了。也正是因为这样，李陵才成了一支孤军深入匈奴的队伍。可惜当时的李陵还不知道，等到了穷途末路，伤心绝望之下，才做出了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举动——投降。
李陵投降后，残余部众分散突围，只有四百余人逃归汉境，好歹没有全军覆灭，可见李陵连夜分散的决策是正确的。
直到这时，汉武帝才知道他寄予厚望的汉军又一次惨遭失败。开始他还以为李陵和韩延年一样，都为国英勇捐躯了，因此，不但给他的娇妻老母及幼子送上了不菲的慰问金，还派专人去照顾他们的生活，也算做到了仁至义尽。
然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李陵兵败投靠匈奴的消息就传遍了三江四水。李陵的举动让汉武帝怒发冲冠。于是，李陵的母亲和妻子马上结束了短暂的贵族生活，被投入大牢面壁思过。因报喜被升为中郎的陈步乐则先喜后忧，李陵的投降意味着他的仕途也到了尽头。惶恐之下的陈步乐给了自己一剑，结束了短暂一生。
李陵投降，汉武帝愤怒，李陵的家人遭殃，陈步乐自刎，朝中大小官员的反应也是各有不同。身在朝廷为官，伴君如伴虎，要想升官发财、青云直上，就要学会察言观色，溜须拍马。
也正是因为这样，最初，当李陵率军在匈奴如入无人之境，捷报如雪花般传来时，群臣纷纷上奏祝贺，左一句恭喜皇上，右一句贺喜皇上，大有喜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之迹象。然而，当李陵陷入困境孤军挣扎时，群臣的嘴巴都像被贴上了胶条，都三缄其口，不言也不语。形势不明朗，言多必失，处于观望状态的他们选择沉默是最明智的。最后李陵兵败投降，汉武帝愤怒，群臣们马上枪口一致对外，纷纷上书痛斥李陵“叛国叛民”的举动，大有用口水就把李陵淹死之气势。
群臣们的首鼠两端和见风使舵让一个人感到非常愤怒，这个人便是大名鼎鼎的《史记》作者——司马迁。
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司马迁生于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市南）龙门。据说司马迁家族自唐虞至周，都是世代相传的历史学家和天文家。司马错是秦惠王时伐蜀的名将，司马昌是秦始皇的铁官，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又做汉武帝的太史令，恢复了祖传的史官恒业。
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司马迁六岁时在故乡读书，他在这“山环水带，嵌镶蜿蜒”的自然环境里成长，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气所陶冶，又对民间生活有一定体验。
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司马迁十二岁。他随父亲到京师长安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国学习。司马迁家学渊源既深，复从名师授业，启发诱导，获益不浅。这个时候，正是汉王朝国势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时候，是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汉武帝设立乐府，司马迁在京城里丰富见闻、热情迸发的时候。
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十九岁的司马迁开始外出游历——“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回到长安以后，司马迁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他到的最南边是昆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奠定了司马迁以后著书立说的厚实基础。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三十八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宫廷所藏的一切图书、档案以及其他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与改历。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四十二岁。他以太史令身份，与中大夫孙卿、壶遂及历官邓平、落下闳、天文学家唐都等二十余人，改革历法。经这批专家通力合作，反复计算、选择，终于在这年五月造成新历，这就是著名的“太初历”。“太初历”改以正月为一岁之首（秦历以十月为一岁之始），一月的日数为29.53天，一年一岁的日数是365.25天，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也是中国历法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大改革。此后，司马迁秉父遗志，着手准备编写《太史公记》，即《史记》。
在李陵投降这件事上，这个原本“两耳不闻朝中事、一心只为写《史记》”的书呆子，这个原本一直选择沉默是金的司马迁却来了个“沉默是惊”。此时，他再也坐不住了，平地一声雷，“唰”地就站起来为李陵申辩。他的话堪称经典，采用了对比的修辞手法，归纳起来如下：
第一，为人。李陵对父母孝顺，对妻儿重情，对士兵恩信，不像有的人稳坐后方，拥妻抱子，吃香的喝辣的，不思前方战场的凶险，反而信口雌黄。
第二，胆识。李陵敢作敢为真英雄，只带区区五千步兵，深入匈奴，虽身陷重围，也不畏缩，数次抗抵住数万匈奴士兵的围追堵截，非是夸夸其谈的人所能体会的。
第三，勇猛。李陵在逃亡的过程中，以少于敌人数十万的人马屡次打得强悍的匈奴人抬不起头，匈奴单于也差点丧了命，最后在弹尽粮绝的时候，仍然拼死一搏。
据此，司马迁得出结论：古代的名将，也不过如此。
应该说司马迁分析得条理清晰，丝丝入扣，但汉武帝马上反驳道：“既然如此，士可杀不可辱，李陵就不应该投降匈奴，这样不但给他自己抹黑，更是给我大汉抹黑啊！”
“以臣之见，李陵并非真心投降，而是在走投无路之下，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他一定在等机会，重回陛下身边，为我大汉效力。”司马迁义正词严道。
李陵投降是为了卧底？汉武帝脸色如猪肝，他认为司马迁一定是李陵的同党。隔了半晌，汉武帝说了一句话，一句简洁有力的话，一句从此改变司马迁一生的话：“对不起，司马迁先生，牢里有请。”
司马迁只是为李陵申述，结果被汉武帝迁怒而送进了大牢，接下来的事就交给廷尉去办了。
此时的廷尉杜周不愧是张汤的接班人，办案不但以“酷”著称，而且同样巧于迎合。按理说人家司马迁只是发了几句牢骚，说了几句泄愤的话，最多只能判个“诽谤罪”。但是，接到这个案件后，杜周却没有像平常那样调查取证，而是先进行了分析：汉武帝究竟想对司马迁怎么着？最终，他得出结论：汉武帝对司马迁已动杀心。
接下来，杜周直接判了司马迁死刑，罪名是：欺君罔上，诬蔑百官，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这时候，司马迁想要免死，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宫刑”。
司马迁只是一个小小的太史令，在被判死刑后，家里没钱，又没有达官显贵来帮助，无依无靠，拿五十万钱赎罪简直是痴人说梦；而宫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又极大地侮辱人格。
司马迁在狱中反复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
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宫刑，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取得的骄人成绩。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毅然选择了宫刑。
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
“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司马迁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直到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五十岁的司马迁时来运转，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别人看来，他是“尊崇任职”，但是，司马迁还是专心致志地写书。直到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记》全书完成，共130篇，52万余字。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被封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1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用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