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武帝统治时期，出现了大批杰出人物，举世无双的军事家卫青、霍去病，千古传诵的文学家司马相如，大史学家司马迁，还有为数众多的谋臣策士。在这璀璨的人物星群中，主父偃以其非凡的见识、笔锋犀利的文章和独特的人生经历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主父偃，齐国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人。他的仕途之路和公孙弘一样，也属于坎坷、曲折型。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他的成长史：广集学，高攀友，缓步行。
主父偃早年学“长短纵横术”、辩士之说，晚年学《易》《春秋》以及百家之言，其思想与学术比较驳杂，从而独树一帜，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门派——杂学派。是为“广集学”。
主父偃初出茅庐，闯荡江湖时，曾在故乡齐国广泛结交各个学派、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的人物，意图是朋友多了路好走，为自己的仕途铺路。然而，他不会料到，他这样“高攀”的结果却出乎自己的意料，他不仅没能得到别人的赏识，还受到当地儒生的排挤。是为“高攀友”。
主父偃没有施展才华的空间，因为家境贫寒，又无人借贷，为了生活和发展，主父偃遂“北游燕、赵、中山”等诸侯国，可结果同样是“莫能厚，客甚困”。是为“缓步行”。
这段惨痛的经历使他认识到，在诸侯国中很难找到自己施展抱负的机会，只有京师或许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主父偃来到长安寻求发展。他一到这里，马上做了两大举措，学东方朔来了两次毛遂自荐。
主父偃第一次毛遂自荐的对象是卫青。主父偃用糖衣炮弹攻心，卫青虽然不是见钱眼开之辈，但却被主父偃的诚心所打动，于是极力向汉武帝推荐他。然而，当时的卫青自己还处于“发迹”阶段，远没有达到大红大紫，因此，汉武帝漠视了他的推荐。主父偃的第一次毛遂自荐就这样以失败告终。
主父偃第二次毛遂自荐的对象是汉武帝。眼看“曲线自荐”没能达到预期效果，主父偃所带的盘缠也要消耗殆尽了。他走投无路之下，决定冒险一搏——上书汉武帝。
庆幸的是，汉武帝亲自阅览了他的上书，文笔洋洋洒洒，论证引经据典。据史书记载，主父偃的上书中“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大概因为上书的内容涉及不少当时的热点问题，从历史到现实，条分缕析，极力论证攻伐匈奴乃得不偿失之举；可能是主父偃将反对的道理讲得比较充分，有助于汉武帝全面思考；也可能是某些观点和言辞深深打动了汉武帝；抑或是汉武帝被他的才华和雄辩所折服，总之，汉武帝非但丝毫未怪罪于他，反而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以致“朝奏，暮召入见”，即奏疏上午递进去，下午汉武帝就召见了主父偃。
这一次，幸运之神终于眷顾了主父偃。一同被召见的还有一起上书的徐乐和严安。汉武帝竟有点兴奋地说道：“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这就是成语“相见恨晚”的由来。
最后，这三人都被拜为郎中（皇帝的低级近侍）。是金子总会发光，主父偃终于得到机会一展才华，终于可以发光了。随后，他又进行了多次毛遂自荐——“数上书言上”。汉武帝特别欣赏他能主动出谋划策，于是接连拔擢他为谒者（皇帝的低级顾问）、中郎（皇帝的中级近侍）、中大夫（皇帝的中级顾问）。一年之内，主父偃四次升官，最终顺利地进入了汉武帝的中枢——内朝。
主父偃一年之内“连升四级”，成为朝中年度进步最快的“新人王”，令群臣侧目和咂舌。由于受到汉武帝的器重，主父偃积蓄许久、被压抑许久的主张终于得到全面释放，上书言事更加积极主动。
归纳起来，主父偃的出谋划策中，有著名的“良人三策”。但正是这良人三策的出台，使他成了一位朝中大臣的眼中钉、肉中刺，这个人便是公孙弘。下面，我们就来看个中曲直吧。
首先，来看主父偃“良人三策”中的第一良策：迁徙“郡国豪强”。
主父偃提出迁徙天下豪杰、兼并之家于茂陵（今陕西省兴平市），内实京师，外削奸猾，以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
茂陵是汉武帝上台后就开始为自己修建的一条生后路。这座大型陵墓的修建直到汉武帝死时才宣告结束。其规模之大、气势之宏伟，唯秦始皇的骊山陵墓可以相媲美。但是，修建之初，这里位置偏僻，交通不太发达，是全国人口密度较低的地方。汉武帝把自己的陵墓选在这块风水宝地后，便一心一意想把茂陵地区建设成一座“小香港”似的城市。主父偃的建议正和汉武帝对茂陵进行“招商引资”的战略目标不谋而合。于是，主父偃的建议一出，汉武帝便下了一道诏书，各郡各户，凡个人私有财产达到三百万以上的“富翁”，限期搬到茂陵，留头不留家，留家不留头。
因此，我们看到这样一幅景象，汉武帝在茂陵建自己的陵墓，而全国大大小小的富豪们举家千里大迁徙地奔向荒凉陌生的茂陵。这么一折腾，自然有很多人心里不乐意了，但大多数富豪都敢怒不敢言，毕竟谁都不敢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
众人都不敢，但有一个人却例外。这个人的名字叫郭解。
郭解，河内轵县（今河南省济源市）人，他家世代都是大地主，有钱有势，人称“关东大侠”，是方圆数百里有名的重量级人物。他家里的钱据说可以用屋来堆，手中的权势也不容小视，据说跟卫青“交往甚密”。
人家世世代代生活在河南，突然要搬到茂陵去，郭解当然不乐意了。于是他便找到卫青，求卫青帮他说说情。
卫青是个讲义气的人，他马上向汉武帝上演攻心术，说郭解家里很穷，不具备搬迁条件，请求留在本地。
汉武帝不是能轻易糊弄的主子。他听了卫青的话后，幽幽地反问了一句：“能请得大将军为他说话的人，难道会是贫穷寒酸之辈、碌碌无为之徒吗？”
就这样，卫青的求情失败后，郭解一千个不心甘、一万个不乐意地上路了。到了茂陵，也不知是出于对上级政策的不满，还是为了打击报复，总之郭解摇身一变，由富翁变成了黑帮老大，把“为富不仁”四个字发挥得淋漓尽致。
当然，鉴于搬迁到茂陵的都是“大腕”级别的人物，再加上又是汉武帝直接管辖的“直治区”，郭解纵有三头六臂也没敢造次。他敢造次的地方是他的老家轵县。
郭解虽然人搬到了茂陵，但他手下的人却在轵县。于是，郭解“身在茂陵，心在轵县”，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投机倒把，可谓无所为不为，无恶不作。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很快，纵使天高皇帝远，汉武帝也听到了郭解的那些龌龊事。他马上给当地政府下达了严查令，当地政府也很快上报了严查结果——郭解没有犯罪。
连郭解的“父母官”都说他无罪，是个好人，汉武帝也无话可说了，只好把目光从郭解身上转移开了。
事情到这里，眼看没有什么波澜可言了，汉武帝在长安做他的大汉皇帝，郭解在轵县做他的“土皇帝”，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但是，嚣张的郭解不会想到，他的一次无意之举，却使得自己的“井水”犯了汉武帝的“河水”，从而引来了杀身之祸。
事情的起因是郭解无意中杀了一个人。如果在平时，他这个土皇帝草菅一条人命那是连眼都不眨一下的小事，但这一次却是例外，他杀死的是一个儒生。汉武帝重用的主父偃、公孙弘等人都是儒生出生，所以说此时的儒生都是汉武帝身边最亲近的人，换句话说就是他的“自己人”。都说打狗得看主人，郭解这一次无疑只看到了“狗”，却没看清狗背后的“主人”。
太岁爷头上动了土，汉武帝不能再袖手旁观了，再次对当地政府下达了严查令。汉武帝满以为这次县令一定不敢徇私舞弊，一定会秉公办事，给出一个满意答卷。然而，结果还是出乎他的意料，县令还是老调重弹：郭解没有罪。
这明摆了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忽悠了一次还不够，这第二次忽悠终于引来了焚身之火。
这时，丞相公孙弘站出来了，他已对汉武帝心里的想法了然于胸，于是主动请缨去轵县调查这件事。
丞相愿意亲自出马，汉武帝当然愿意了。不久，公孙弘回来了，把搜集到的一大堆郭解的罪状交给了汉武帝。随后的事已无悬念可言，郭解不但死有余辜，还被株连九族。
整个“大迁移”的计谋是主父偃提出的，而平息“内贼”却是公孙弘干的。因此，这一次可以算作两人的亲密合作，姑且把他们这时候的关系美其名曰为“蜜月期”吧。
其次，来看主父偃“良人三策”中的第二策：提出在新夺取的河套地区设置朔方郡。
前面已经说过，当卫青收复河套地区后，主父偃立马向汉武帝提出修建朔方郡的建议。通过在河套地区修建城墙，扩河捞淤，设置郡县，抗击匈奴的入侵。汉武帝很欣赏，于是马上就此进行朝议。
但是，主父偃的提议却招致一片反对声，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公孙弘，理由很简单，这是劳民伤财之举。于是，两人在朝堂之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主父偃和公孙弘都是才学渊博之人，口若悬河之辈。这番辩论你来我往，数回合也没能分出高下。最终，汉武帝叫停了这场辩论赛，单方面宣布主父偃获胜，并采纳了他的建议。
主父偃着实风风光光了一回，因为他战胜了朝中牛得不能再牛的“牛魔王”公孙弘。
公孙弘着实灰头土脸了一把，因为他败给了朝中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字辈”主父偃。
睚眦必报的公孙弘从此怀恨在心，两人的关系也急转直下，一举撕破了脸。我们姑且把他们这个时候的关系称为“磨合期”吧。
最后，来看主父偃“良人三策”中的第三策：推恩令。
主父偃认为，诸侯王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而为淫乱，急则合纵以反抗朝廷，对加强中央政令的推行不利。因此，他向汉武帝建议，令诸侯推恩分封子弟为侯，这样王国自分，诸侯王的权力也随之削弱。可以说主父偃的“推恩令”和晁错当年的“削藩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晃错当年因为“削藩”削出了个七国叛乱，而主父偃“推恩”则推出了个“二王之乱”（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来。这是后话，这里先卖个关子，按下不表。
推恩令得到了众多诸侯子弟的响应和拥护，因为他们有利可图，可以因此获得属于自己的一亩三分田——封地。但是，朝中有一个人却对此极为反感加极力反对，这个人便是公孙弘。这件事他不但无利可图，还让主父偃一个人大红特红，大火特火了一把。主父偃这一主张把他的才华展现得淋漓尽致，想不红，想不火也不行啊！
忌妒是一把双刃剑，公孙弘却宁愿冒着伤及自己的危险来挥出这把剑。因为这个时候的公孙弘已经视主父偃为眼中钉、肉中刺，恨不能除之而后快。
公孙弘不愧为政治老狐狸，他把目标瞄准主父偃后，并没有急着下手，而是不动声色，默默地等待。终于，他等的机会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