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杂志青年作家(201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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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锐小说(6)

逢集天,苏兆伦会被锁在屋里。一直要到下午两点钟,我妈才得空把他放出来,坐在门口的椅子上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这时候,苏兆伦表现得很乖,他在椅子上安静地坐着,脸冲着阳光,双眼微闭。门里飘出他喜欢吃的饭菜味道。大家很乐意帮我妈一把,但他们各人都有更重要的事做。我上大学离开后,我妈还一直住在那两间平房里。医院后来终于建成了一座合格的二层楼,样式很老派,二楼是职工宿舍,给我妈也分了一间,但我妈拒绝了。我妈搬到苏兆伦宿舍旁边的房间,后来的院长也一直照顾苏兆伦,他还把乡下的婶子介绍来帮我妈照看苏兆伦。

慢慢地,人们都相信了这个事实:华大夫有个精神失常了的弟弟,为了照顾这个弟弟,华大夫不能跟她的女儿去城里生活。直到我女儿上幼儿园了,我妈才回城。

[流经小镇的河]

我妈一直想回小镇去看看。我跟我先生处理好一堆事,带着我们的女儿开车陪我妈回去。

一路上,我妈一直在睡觉。她睡着的样子,像个天真的小孩。这种时候,我对我妈心里满是歉疚和怜惜。我无从猜测,我妈心中的全部,是被一个无关紧要的病人全占据着,还是有些地方还空着。那空着的地方,这辈子,我妈还有无时机来填满它?

车子过了县城,渐往小镇驶近,我妈在座位上变得极为不安,像个等候上舞台表演的小姑娘。车子终于驶在了能望见小镇的山坡上,远远地,我们望见一个现代化的城镇,高楼耸立,车流穿梭。与这世上别处的小城镇没多大区别。只有那黄埃埃的黄尘天气,依旧没变,车过处,一缕黄烟,久聚不散。瘦河里,架起了桥,再没有大水冲刷的河道被大肆治理,而河水还在变浅,在通往公路的方向,几乎瘦成了一条白线,河滩里修筑起了堤坝,矮矮的树正在长高。远处,一个水上公园还未建成,几只小木船上,欢跳着几个光屁股的孩子。

我记起,苏兆伦下河里摸鱼的样子。那时,我站到河里,水面还能淹上我的膝盖,我喜欢去河里玩耍,那个陪我的人,多数时候是苏兆伦。我尤记得,他把脚背尽量弓起的样子,因为他怕痒,他的皮肤白得耀眼,我就觉得自己简直黑得不像话,都不敢朝自己的胳膊多看两眼。不管我提什么要求,他都会尽力满足我,在我还没有学会骂他之前的日子,他既像我的父亲,又像我的哥哥。在我妈训斥我之前,他会变着法子把不可能的事变成现实。因为他的存在,我一直没意识到,在童年我缺失了什么。我对我爸的记忆后来越来越稀少,反是苏兆伦这个人,像我的家人那样实在可触,并且,除了过对他的怜悯,对他曾经含义不明的厌恶和抵触,更多的是些温暖的黄融融的记忆,他又是呵护我的哥哥。我们一同在平房的宿舍里争论、谈笑。下雨天,他会带着雨伞来学校接我,我老被他背着回家,鞋子从没脏过,而他的近视眼老把他带往积水里。他是个极度爱整洁爱干净的人。偶尔去外地,他会给我和我妈带意想不到的礼物回来。在我还不那么讨厌他之前,我家水缸里的水都由他去水井里挑,后来有一天,我站在门口,挡住他和他挑的两桶水。那以后,他仍往学校送伞,但我只是远远地望他一眼,转身就跑。

此刻想起来,他那个人,除了上天赐的、无知的邻人施加的,还得承受多少我的恶毒呵。

我不知我妈在想什么。我把女儿抱坐在前座上,没去打扰我妈。

终于到了面目全非的我和我妈的小镇上。

过去种种,我们已无从在这个新鲜的镇上辨认。

我妈带着我们去一一拜访镇上的老人和她的好姐妹们。

一大帮人陪着去医院。街道拓宽,铺了柏油路,所有的机关单位都挪了位,记得从小街的下方走到医院原本很有一截距离的,可这天我们似乎只走了几步就看见了那座样式老旧的二层楼,它的位置没变,只是周围又建了许多楼房,感觉上它也似乎挪了位,这栋楼,如今成了住院部,新建的医办大楼竖立在东边的位置,后面的平房早拆除干净了,连我们过去走出走进的小径也不见了。我往老楼上的窗口一一望着,除了下沉的夕阳映在玻璃上的闪光,什么也望不见。

我妈没有久留,匆匆往四处扫了一眼,就往外走。

我们在学校旁的一家影像店里看到了人过中年的马乐,我妈翻翻架子上的货,不用怀疑,全是当年马乐背着蛇皮袋从我妈那收走的旧碟片。马乐把它们当成宝贝租给学校里的老师。马乐说,你轻易再也找不到那么老的片子了。

马乐的诊所还开着,像个顽固的爱开玩笑的老头儿。

流言和记忆一同消失了,再没人能轻易地记起。

我不知我妈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像过去那个小镇从来都没有存在过。

人的一生是一次长长的孤独的行走,我们跟一些意想不到的人,跟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一间屋子、一块我们碰巧遇到的石头、一张招贴画,还有那高远的天空,组成一个伟大的亲密集群,在命运的队列中,用我们的手势,也用言语,用我们的臂肘互相捅来抵去。真正的坚忍之课是我们从一些碰巧坚忍过的人那里得到的。

这是费尔南多的意思,我妈在后面补充道。

回去后,我妈写下这段话,像是一封信,不知我妈要把它寄给谁。

如果我记得没错,这是我妈引经据典时唯一标明出处的一次。我妈回到了她的故乡,如今,我妈没事就读书,偶尔,她写点什么,也不怕被我们看到。

我差不多快到了我妈当年在小镇的年龄,我依然改不掉小镇人的许多生活习惯,小到系纽扣的方式,大到对这个世界有点见解和看法。尽管我极力抗拒着。我先生很是吃惊,我身上没有我妈身上的那种优雅、内涵以及坚忍。我更少有我妈的文采。照我先生的说法,我连条短信也写不通顺。我不知我妈怎么做到的,我是说,忍受那么多的事。

有人终于想起什么来,告诉我妈,朱碧玥如今是教育局的局长。

哦,很好啊。我妈表示一点儿也不惊奇,倒是我大吃一惊,看看我妈,我忍住强烈的好奇心没再接着打听下去。

在我妈当年的一姐妹那里吃过晚饭,我们到河滩里走走。

我们沿着瘦小的河水一直往上走,当年只要下点暴雨,这条河就会发洪水,从三面来的河水一齐汇聚,河湾里流得漫不经心的河水,被裹挟着往前奔流,这时候,小镇人都跑到河边观望暴发的洪水,浑浊的河水蹿得几丈高,一路汹涌向前,流向那时的我们都还没有去过的方向。波澜壮阔的景象一直延续到夜晚的梦境里。我仍记得望着洪水时,苏兆伦脸上的兴奋,那一刹那,你问他什么,他都像听不见,他双手攫紧了自己大腿裤子上的一块,紧紧攥着。再去看那张脸,满是茫然。

左侧新修了一条公路,卡车经过,尘土飞扬,挡住了我们的视线。

当年我们观洪水的那个高台还在,人们从上面不停地取土,四周已被削得方方的。我扶我妈爬上高台。我妈颤抖着,像晕船的人那样,她一定要站在上面看看。

他极有可能是从这里掉下去的。那天,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像个正常人。我一走进去,他就从桌前站起来,看着我说,姐,我想起来了,我二十六岁了。我妈呆呆地望着远处,自说自话似地说,那天我在诊所里一阵阵莫名的心悸,我感觉很难过,就在那时,我已预感到,他要离开了。

我便又重新记起,被我妈讲述过了无数次的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来。那天是逢集,因为天阴下雨,人散得早,不到中午,就没什么人了。我妈往后面的平房走,看见那个看管苏兆伦的婶子从里头跑出来。

苏兆伦是从窗户里爬出去的。为了通风,我妈整天都把窗户大开着,下暴雨这天,她虽然关上了窗户,却忘记锁上了。

几个人出去寻找了。我妈奔回房间,她看到屋子里被精心打扫过,地上洒扫过了,被子叠成了四方块,我妈随意丢在桌上的书摆得整整齐齐,书上放着一个手镯,是我妈送给苏兆伦的生日礼物。

我妈后来在一本书里翻到一张纸片:

姐,本来该由我照顾你的。

我妈从没说起过这张纸片。

·短篇小说·

最后一个木匠

杨仕芳

[作者简介]杨仕芳,男,1977年9月出生,侗族,当过乡村教师、党办秘书、报社编辑等,2007年开始小说创作,作品散见《民族文学》《山花》《花城》《青年文学》等刊物,有作品被《小说选刊》《新华文摘》《长江文艺.好小说》等选刊转载,获得2007、2008、2009年度“广西文学奖”,2011年“广西少数民族山花奖”,出版小说集《我看见》《白天黑夜》。

爷爷回来了。爷爷身后没有跟着父亲。父亲仍旧没有回来,不知他是不想见到我,还是不想见到母亲。父亲是一个木匠,是爷爷带出来的木匠,名头响过十里八乡。这样的木匠怎么会忘掉村庄里的老婆和孩子呢,令人费解。母亲总是信誓旦旦地说父亲会回来的,我对此怀疑,说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们。父亲甩下这句话就离开了村庄,从此不再回来。当时我想追上去抱住父亲的大腿放声大哭,许多时候我都这么干,结果被父亲眼里飘散的凶光吓坏了,立在路旁瑟瑟发抖,一声不吭。母亲也被吓坏了,双手不知该往哪儿搁置,抓着衣角使劲地揉搓。父亲头也不回地走了,消失在一片暗淡的夕阳里。

那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后记忆。

爷爷回来那天,我和母亲到车站接他,想把他从车上搀扶下来。爷爷看了看我们,目光疲惫而茫然,在确认我们是他的儿媳和孙子后,风干似的手颤了颤,费力地抬起来,越过我们头顶,指向车厢里一只肥鼓鼓的帆布袋。我们在镇上租了一匹矮马,那是招揽游客用的。这些年小镇上拥来许多外地人,还掺杂着不少外国人,他们对小镇陈旧的楼房以及被无数人踩踏过的石板感兴趣。爷爷不是来旅游而是回家,母亲还是租了一匹矮马,把爷爷当旅客一样扶上马,迎着中午的阳光向村庄走去。我们组成一支古怪的队伍:驯马人在前头牵马,爷爷弓着腰伏在马背上,后边是背着肥鼓鼓的帆布包的母亲,我拖着一条瘸腿紧追不舍。一路上,爷爷沉默不语,沉浸在某种回忆里,目光深沉,欲说还休。我不敢问,母亲也没问。我悄悄看一下母亲,母亲恰好抬眼望来。我们都没有说话,却在对方眼里看到彼此的心里话。我们在想爷爷正在思考该如何解释父亲为什么没回来,我们只需耐心等待,我们已经等了那么多年,不急于一时半刻。

“这就是南山了?”

爷爷说话了。我和母亲同时抬头望去,看到一个脸色苍白、脑袋耷拉、眼里游移着一道暗光的老人。多年前父亲离去那天,母亲的眼里也游移着同样的暗光。我猜想那是由于夕阳掩映的缘故。多年后,夕阳还是那片夕阳,爷爷已不是当年的爷爷,他已老去。老去的爷爷在重复着母亲当年的隐忍和悲伤,爷爷为村庄感到悲伤。在他的眼里,村庄到处是破败、腐烂和荒芜,已然不是他记忆里的村庄。我和母亲没说什么,是不想解释什么。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无数次写信告诉他和父亲,村庄被一家巨大的企业收购,准备在这里建工厂。他们要把我们的庄稼埋葬,要把我们的树木砍光,连同我们的祖坟都要挖掉。村里人在权衡之后纷纷在协议书上签字画押,领到一大笔赔偿款,拖儿带女走向山外,摇身一变成了小镇居民。最后,村庄里只剩下我们家了。我们到小镇上买油盐和寄信,时常碰到不再是南山村的南山村人。他们劝我们别再执拗,早日搬到镇上。我也想跟他们到山外生活,兴许还能讨上一个女人过日子。母亲怎么也不同意,她说父亲要回来,要回到他的家,这里是他的家,家就是一个人的根,我们不能没经得父亲的同意而连根拔起。母亲说那是在造孽。母亲说这话时满脸悲凄,泪眼涟涟,这使我不得不觉得她的话有道理。就这样,村庄里只剩下我和母亲在等待。我们每天陪伴着被抛弃的房屋,没有行人过往,也没有灾难发生,那俨然是一座无人问津的荒岛。我们越发觉得被我们自己抛弃了。我们来不及关心村庄的房屋,任由它们在风雨浸淫下日益腐烂,摇摇欲坠,似乎风一刮就会哗啦倒塌。那是爷爷和父亲建起来的呀。此情此景,爷爷怎能不悲伤?泪水滚出了他的眼眶。

回到家,夜幕降临了,母亲点起煤油灯,灯光从窗口漏出来,洒落在石板路上,风影摇曳。路两旁挤满野草,几只老鼠试探着露出脑袋,发现安然无恙,放心地打量着坐在门框上沉默的老头。它们不认识老头,猜不出他因何而来,又在深思什么。老头也看到了它们,眼里闪出一道光,手臂跟着抖了一下,似乎想抬起来,又僵持不动,他转脸茫然地望着我和我们家的狗。我和我们家的狗发现了那几只老鼠,没作出什么反应,我们对此早已见怪不怪。村里人离开村庄时,带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连电线杆都扛着卖掉了。我们只能用煤油,灯对付漫漫长夜。这年头很难买到煤油,母亲总是有办法,搁在墙角里的那只油桶,常年都盛得满满的,我不得不佩服她。我们时常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听到老鼠、田蛙和野猫的古怪啼叫。风雨之夜,山野里更是一片鬼哭狼嚎。我害怕这些声音,多次以此为借口搬到山外。母亲总是一口拒绝,说:“再没有比这里更安全的了。”我听懂她的话,她所说的安全在看得见的等待里,我找不到驳斥她的理由。那时月亮没有出来,煤油灯也暗淡,我看不清爷爷脸上的神情,猜想他的心里应该和满地的野草一样杂乱无章,他没想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如此落寞:芒草长在屋顶上,不远处的溪水快断流了,田野被一片枯草淹没。

“吃饭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