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杂志青年作家(201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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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压卷名家(1)

汉代告诫我们的

——汉代文化生态考述

穆涛

[作者简介]穆涛,陕西西安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美文》杂志副主编;曾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著有散文集《先前的风气》《俯仰由他》,随笔集《肉眼看文坛》《放心集》,文学访谈《平凹之路》,点评本《土门》,译文集《名誉扫地——美国在越南柬埔寨的失败》等。

[“五经”,汉代的大众读物]

“五经”,是汉代的大众读物。

“五经”成为汉代的普及读本,与“四书”是明清两朝的普及读本一个原理,因为科举和仕途的需要。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不仅仅是国家人才的成长道路,还是穷门小户的希望之光和生活出路,底层人家的孩子,通过苦读书,就有出人头地的机会,还可能娶皇帝的闺女,全国考试第一名,当了状元,天上真的会掉下一个大馅饼,可以做驸马。

汉代还没有科举考试,是察举制,也就是推荐制。汉武帝时期的推荐标准是,“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推荐对象是“有好文学”,指读书出众的。在汉代,文学一词比今天含义厚实,有写作的一面,但更多指读书,且能从中读出学问的。政审标准是“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发现这样的人才后,“令相长丞”(县令、侯相、县长、县丞)要上报给“二千石”,“二千石”是郡守及诸王相这种级别的工资,相当于今天的省级,“二千石”考察通过后,要带着考生,还有具体的推荐者赴京城长安,到太常处报到,太常是九卿之首,掌管国家礼仪、宗律、天地祭祀,还分管文化教育。入门太常后,经过一年的预科学习,结业时严格考试,读通一经以上,(一艺指一经,汉代六艺指诗书礼易春秋,再加上乐经),“补文学掌故缺”,文学和掌故均是官职,也相当于资格学位。“文学”是学官,“掌故”是史官。学业突出的直选为郎中,汉代的官职中,带“中”字的都是“中央机关干部”。“太常籍奏”,指进入国管后备干部序列。“既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中特别突出的,直接奏报皇上,告示天下。这是汉代选拔人才的机制,同时还有退出机制,“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连一本经都读不通的,劝退,再递补另选。汉代不说“博览群书”这样的浮夸话,讲究读通读透。汉武帝时期的文化建设,不玩虚的,不搞面子工程。“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汉代的公务员是有读书风气的,因为书读好了可以仕进。公孙弘是汉武帝时的丞相,也是《春秋》研究的专家,还是人才选拔和退出机制的顶层设计人。

汉代的文化生态不是一时之功,而是累朝积淀而成的。汉武帝在国家人才选拔主渠道外,还设置有更高层面的学术机构,设置博士官,相当于今天的科学院。博士官招研究生,“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博士弟子不是一般的研究生,要精通“五经”的。“复其身”是很高的待遇,一般官员都享受不到,终身免税赋。武帝之后,汉昭帝“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之”,汉宣帝“增倍之”,是二百人。汉元帝时增为一千人,而且“能通一经者皆复”,通一经,就可以终身免税赋。到了汉成帝时期,“增弟子员三千人”。读通一门经,就可以光耀门第,还可以终身免税赋,这对普通人家是多么具体的诱惑和鼓励。

我们今天读到的“五经”,是经由汉代“抢救文化遗产”重新整理的,整理工作难度极大,因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几乎毁绝了民间存书,仅有《易》因“民卜之用”侥幸逃过劫难。更致命的是,项羽攻入咸阳城燃烧了三个月的那场火,使皇宫的“国家藏本”荡然无存。“焚书”之人,不仅是秦始皇,还有项羽,不好的政治,对文化的伤害如果是连续的,真是文化的灭顶之灾。所谓的整理工作,是依靠老读书人的“文化记忆”,说白了就是背书而得。后来在孔子老宅夹墙里发现了部分善本,但也由此有了经学的“新旧”之争。

汉代的经学研究,守着“夫子不以空言说经”的方法,下踏实的笨功夫,“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汉书·艺文志》)汉代经学研究最大的亮点是不预设政治框框,允许各抒己见,也允许各持己见,形成了多家学派,“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凡《书》(《尚书》)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凡《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凡《礼》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汉书·艺文志》)汉代的经学研究,是中国文化的旷世功德,是在废墟之上重整旗鼓,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和再出发。

班固对西汉文化生态是这么总结的,“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汉平帝年号),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从汉武帝到汉平帝,百余年形成的浓郁的文风和学风,在于“禄利之路然也”,是政府的禄和利起的推动功用。如今倡导“全民阅读”,是天大的好事,但全民阅读仅仅倡导是不够的,形成踏实的读书风气,还需要政府跟进实际的作为。

[汉代的主旋律]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代的主旋律。

一户讲究的人家,房子再多,装修的时候是遵循一个主调子的。一个好的公园,设计上是有轴心的。一个国家,如果不被外族殖民,是有自身价值观的。国家的文化品格,不宜搞万国博览会,什么都重视,就是什么都不重视。我们讲了这么多年百花齐放,但开放好的,是什么花?

汉代的核心是皇帝,这是最大的政治,但判断是非的标准,不是靠皇帝的那张金嘴,而是儒家学说,以儒学共识,塑造国家伦理。“是故简六艺赡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繁露·玉杯》)

汉代召开过两次文艺座谈会,是学术研讨会性质。一次在西汉,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的“石渠阁会议”,一次在东汉初年,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的“白虎观会议”。两次会议都是皇帝主持,但主讲人不是皇帝,而是当年的多位儒学名宿。“诏诸儒讲五经同异”。会议是开放包容的,以《诗》《书》《礼》《易》《春秋》,还有《乐》为基础材料,与会专家各自阐述自己的研究心得,各抒己见,也允许各持己见。会期均在一个月左右,会后形成了两部论文集,《石渠议奏》和《白虎通义》。《石渠议奏》据记载有165篇文章,可惜已失传。《白虎通义》侥幸还在,是班固记录并整理辑成的,共十卷,不足两万字,但内容翔实具体,且义理繁茂。我们读一读目录,看看当年的座谈会上讲了些什么:一,爵,号,谥;二,五祀,社稷,礼乐;三,封公侯,京师,五行;四,三军,诛伐,谏诤,乡射,致仕,辟雍,灾变,耕桑;五,封禅,巡狩,考黜;六,王者不臣,蓍龟,圣人,八风,商贾;七,文质,三正,三教,三纲六纪;八,性情,寿命,宗族,姓名,天地,日月,四时,衣裳,五刑,五经;九,嫁娶;十,绋冕,丧服,崩薨。汉代的儒学在社会学范畴,与国计民生、世相百态关联密切。后来到了宋代,摇身成理学,入了哲学的天空。

汉代之前的秦朝,包括秦国,对文化是漠视的,奉行先军政治,有点类似今天的朝鲜。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整个国家就成了文化沙漠,周朝及春秋战国汇聚起来的文化传统被割裂断开了。汉代的了不起,在于以儒学为突破口,接通了中国文脉。

[通货膨胀]

汉代通货膨胀的主因,是货币失控。

汉代建国后,自公元前206年至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近90年的时间里,一直袭用秦朝的“半两”钱。货币也不由国家统一发行,允许民间私铸。秦“半两”是中国最早的统一货币,铜铸,圆形方孔,因币面有“半两”二字而得名,“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汉书·食货志》)。“重如其文”指币的体重,一枚十二铢,古制二十四铢为一两。“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同上),吕后主政后,缩水为一枚八铢,汉文帝时,再缩至一枚四铢,但币面上仍写“半两”。说是“钱重难用”,实际上是原材料(铜)紧缺。汉代的山林物产收入不入国库,归皇室,铜矿的采炼、制币和流通掌控在少数贵族以及巨贾手里,钱币私铸,让这一部分人暴富起来,“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钱布天下。”(同上)。这一时期,民间也大量仿制,钱币“制假”并不违法,因而成为“社会职业”,“民亦盗铸,不可胜数”。市井不法商贾还出奇招,把重钱用刀锉薄锉小,用铜屑再铸,有的钱小如榆树荚,仅重一两克,被笑称“榆荚半两”,还有“剪刀半两”,即用剪刀剪下边沿的钱币。西汉中期以前,货币流通之滥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导致钱轻米贵,物价飞涨,民怨载道,“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汉文帝时,贾谊上书直谏当时的币制乱象,主张中央政府统一发行货币。“市肆异用,钱文大乱”“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镕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同上)。当时藩郡势力强大,汉文帝有心无力,直到公元前118年,汉武帝改革币制,发行“五铢钱”(因币面有“五铢”两字而得名),铸币权收归中央,私铸钱币以死罪论处。

任何改革都是有社会疼痛的,重大改革往往是剧痛。“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而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氐无虑皆铸金钱矣。”(同上)公元前118年后五年间,以私铸罪处死者数十万人,畏罪自杀者不可胜数。自首被赦免者百余万人,但自首者不到实际人数的一半,天下人大概都在仿铸新币。《汉书·食货志》里的这段描述让人脊背阵阵发凉,西汉这一时期的全国总人口在四千万上下,涉案者已近十分之一。

汉武帝抑制通货膨胀的手段是政治高压,那时候不讲按经济规律办事这种话。严惩私铸,不手软,不留情,后来“犯法者众,吏不能尽诛”,不得已才“赦自出者”(自首者赦免死罪)。西汉对商业从业者的政策一直苛刻,对商贾严格管控,刘邦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不准穿丝质衣服,不准乘马车),吕后时,“复驰商贾之律,然市井子孙亦不得为吏”(稍放宽政策,但商人后代不准做官)。武帝时期给商人建立“市籍”(户口),并开始征收工商税——“算缗”。缗是串钱用的绳子。商人自行申报财产,依收入纳税,税率约为6%。汉代的工商税并不高,可怕的是同时推出“告缗”制度,“告缗”是鼓励全民举报,政策规定,对财产申报不实的商家查没家产、奴婢和土地,举报者获一半奖励。重奖之下有勇夫,一时间,出现了大量的“举报专业户”,以举报为职业。国家也由此敛财无数,告缗制度实质上是对商家的一次洗劫。“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中国的工商业在汉武帝时期遭到重创,中等以上商家几乎悉数破产,更冷的教训是,全民举报败恶了民风,人性中恶的东西以“正义”的名义被激活了。

汉武帝时期的经济政策,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检讨。

[董仲舒的一次历险]

公元前135年,发生了两场火灾,火情不太大,但起火的地方要紧,“(建元)六年春二月乙未,辽东高庙灾。夏四月壬子,高园便殿火,上素服五日。”汉高祖刘邦山崩后,朝廷颁令,各郡国均建庙以纪念,这些庙统称高庙。高园指刘邦的陵园长陵,便殿不是主殿,相当于贵宾休息室。两次火灾后,武帝刘彻素服五日。中国的皇帝以年号纪元自汉武帝开始,在位54年,用了11个年号,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建元六年是执政的第六个年头,这一年刘彻二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