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宫搏长期在报社、出版社工作，有较厚实的旧学底子，又接受了西学的熏陶，文字绚丽，善于编排情节，并且注意人物的心理描摹。他的历史小说常从古典文学中取材与汲取灵感，虽是一些历史大树中的小小枝节，过眼烟云，稍纵即逝，如《风波亭》、《桃花扇》，《李香君》、《武则天》、《韩信》、《李后主》、《大汉春秋》、《十年一觉扬州梦》等等，大都是人们所耳熟能详的故事，但在他的笔下，这些吉光片羽的历史片断，却能从老调子里唱出新音。
南宫搏十分重视对于古代爱情传奇的现代加工，如《洛神》、《梁山伯与祝英台》、《孔雀东南飞》、《花蕊夫人》等，透过传统的故事表达有着启蒙意义的民主和个性解放的现代意识；在创作方法上则或写实，或浪漫，或擅长心理分析，不拘一格。在《孔雀东南飞》中，作为贯穿主线的，是文化冲突激起的人性冲突——礼教与人性、天理与人欲、灵与肉的冲突。年轻人的生命和追求在传统礼教的压抑下扭曲、萎谢，从中寄寓作者的深深叹息。《武则天》则取史实为骨骼，或生发，或假借，或推想，或以个人体验融入，赋予人物性格的生动刻画和曲折的爱情线索，增强了故事情节的起伏波澜和细节的丰富性。
历史小说的创作，是借助历史事件和人物为素材，表现创作者的“现时”意识，其对事件、人物、情节、细节的选择、加工和改造，都受制于作者的主体意识。作家对历史的重塑是在他本身的知识结构中进行的，南宫博的创作时间虽长达三十多年，但前后比较，突破不大，也许就是受此因素的影响。
董千里（生年不详），另有笔名项庄。自称为“30年代的文艺少年，40年代的文艺青年”，50年代移居香港，创作包括杂文、政论。电影剧本和各种类型的小说。作品虽多，但以五60年代创作的历史小说最为著名。出版有《成吉思汗》、《马可波罗》、《董小宛》、《玉缕金带枕》、《唐太宗与武则天》多种。
董千里一贯强调：历史小说应“贵乎想象，不必拘泥于史实”。这种创作主张为他提供了纵横驰骋的长天阔地。也许他所写的东西经不起历史学家们严格意义上的推敲，但他所写的是“历史小说”，侧重点是“小说”而不是“历史”。对于许多的读者来讲，有那么一束从遥远的梦一般的过去传过来的火光就足够了。任它将生命之中、心头之上某种沉睡的东西拨醒，以一种绵长柔韧的力量，对人发生影响。董千里作品受欢迎的原因主要在此。
他的小说，对那种遗失了的马背民族的神秘伟力很感兴趣，根据从草原长风和古老油灯一代代传送过来的遥远的记忆，他完成了自己第一部长篇小说《成吉思汗》。作品的重心并不在于赞颂征服天下的武功伟业，只是想透过情节去寻找一种永恒的精神和生机勃勃的活力。因此，作者并不把主要情节放在成吉思汗殚精竭虑奠基元朝的描写上，而是以他最北方的故乡为背景展开他的故事。那些马背上的汉子，在今天看来都是战争狂，把征战作为人生的目标，像铁木真，收主儿勤族，灭塔塔儿部，并吞王罕，往乃蛮族，所向披靡，成为成吉思汗；继而征西夏，伐金国，扫平花刺子模、威震俄罗斯。不断地在征战，不断地在掠夺。对于这段客观历史，董千里不去美化、他们也不丑化他们，他所着意刻画的是这个马背民族的尚武精神和生命活力。
其次，董千里在小说中还着力表现历史曲折发展中宫闱之内的矛盾冲突，帝王、宦官、宫女、嫔妃的命运际遇。以许多宫闱秘史、传奇故事穿插其间，爱欲情感缠绕其中，构成了他的作品中弥漫着浓重的浪漫色彩。如《董小宛》、《玉缕金带枕》、《柔福帝姬》等。有些更近乎是历史言情小说。
董千里作为男性作家，把女性的心理表现得惟妙惟肖，细致入微，诗意绵绵，殊为难得。但要想拥有一种从自发到自觉的女性意识，却并不是随便一个男作家轻易能够做到的。尽管董千里在他的历史小说中试图以自身的感悟表述和诠释一个又一个的女性文化的难题，但毕竟还有一种隔岸观火的不足。他的对女性本体的追寻和对男性霸权的拷问，并没有趋向于理性和哲学，而是力求趋同于艺术的美。
高旅（1918—1997），1950年应《文汇报》之聘来港，开始以小说为主的文学创作。写作路子较宽，除小说外，还写散文、杂文、童话等，但以历史小说影响最大。
高旅的历史小说多为长篇大作，以史为据，态度严谨。不要说如《玉叶冠》和《金屑酒》这些涉及朝代兴亡、宫闱斗争的作品，即使是以爱情为主线去描绘历史人物及他们所处时代历史沧桑的作品，如《杜秋娘》等，在动笔之前也认真考证，找寻有关史料，力求历史真实和生活真实的统一。他认为信奉写实，尊重传统，不忘民族形式的发扬，是自己创作的根本，特别是历史题材的创作，重视史实，再现时代的特征，应是题中应有之义；如果只凭臆想、随意打扮历史，或如羚羊挂角，无历史真迹可寻，纵使写得灵动异常，于历史小说而言还是不可取的。
这种追求，使他的历史小说显出了一种大气、舒展的特色。举凡情节发展需要刻画的生活场景，诸如宫廷、官府、书香世家、市井乡俗，或者生活细节，诸如朝政争端、家常琐事、英雄气概、儿女情深等等，在他笔下，都切近史实，符合不同朝代的生活特征。
鬲旅的小说语言富有文采，笔触细腻，宫闱的勾心斗角、暴戾残酷和爱情的缠绵悱恻、炫人心魄交融在一起，沉郁中见清丽，朴实里寓蕴着诗的意境。但他的作品基本上还未能摆脱传统的历史小说模式。过于紧贴朝政的变化而施墨，取材偏向于狭窄；白话文和文言的融合有时尚欠自然；惯于将故事置于一个较宏阔的历史背景之下，人物众多，头绪纷繁，但总有顾此失彼的时候。所以，他的小说群象鲜明，而独特的个性显示较弱。
高旅作品的另一个不足，是过分着意于“载道”。时风常常会影响到他的创作，在《杜秋娘》的后记里，他就曾坦率地提到过这部小说写于60年代初，彼时国内正讨论历史小说问题，风潮所及，于是涉笔敷演，“也可算对于历史小说说了一点芜见”。因此，他的小说就总也摆脱不了一种拘束，难以做到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在一种历史的情景里，除了强烈的沧桑感之外，一种审美情怀的抒发就相对收束，汉语纯净诗意的阐发，也因此打了折扣。
齐桓（1930—），原名孙述宪，另有笔名夏侯无忌，童年曾在香港就读小学；香港沦陷后返回内地，1950年南开大学毕业后移居香港。50年代曾以小说、诗、散文、翻译等多种文体活跃于香港文坛，曾任人人出版社总编辑和《人人杂志》主编。1957年出版了以张骞出使西域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凿空三万里》，80年代连载于内地出版的《四海》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