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有研究者认为，布烈基兴的II、III两型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分成两类就可以了，即：I型由等离子气体组成，叫作气尾，在太阳风的作用下，分布在等力线上；II、III型由大大小小的尘埃组成，叫作尘尾，在太阳辐射压的作用下，分布在等时线上。但是另外还有一种直指太阳的短针锥状的彗尾，如1957年4月阿仑德——罗兰彗星那样，被称为反尾。
事实上，早在东汉时我国的天文学家叔良就对彗尾作过论述。叔良在《汉书·文帝纪》“八年有长星出于东方”的时候说：“孛、彗、长三星，其占略同，然其形象小异。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也。黄星光芒长，参参如埽彗。长星光芒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丈，或三丈，或二丈，无常也。”
东汉末年刘熙编的《释名》中也有与此相同的分法，不过把长星叫作笔星。按这里的说法，孛星可能就是具有反尾或是无尾的彗星，而长星显然具有气尾，彗星具有尘尾。又，根据各书对蚩尤旗的定义：“类管，而后曲象旗”，可以把蚩尤旗看作尘尾中弯曲得最厉害的，即布烈基兴III型。
由此可见，我国在汉代关于香星的分类已有一定的科学意义，而马王堆帛书中彗星图的发现，又为此提供了实物证据。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人员在对三号墓出士的另外一部医学帛书《五十二病方》的研究中，竟发现了“喷者虞喷。上如彗星”的话。这里描述的彗星形象，指的应是彗尾。
《晋书·天文志》在慧星条下有“史臣案，彗体无光，傅日而为光，故夕见则东指，晨见则西指；在日南北，皆随日光而指。”的记载。《晋书·天文志》的作者李淳风发现了彗星的尾巴常常背着太阳这一划时代的规律，比欧洲人发现同一现象早九百多年。欧洲是1531年才由皮特尔？阿毕安发现的。但我国却比他早发现一千七百多年。
彗星离太阳较远的时候，只有一个彗核，只有当它靠近太阳时，才喷射出物质而形成彗尾。这一喷射理论在国外是由德国天文学家白塞耳在1835年首先提出来的。但是，在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中的一句话，说明中国比世界各国早两千多年就观察到了彗星的喷射现象。
在国外，直至公元66年才有一个出现在耶路撒冷上空的彗星图；欧洲直至1528年还把彗星画成一个怪物。中国的彗星图比国外最早的彗星图还早了两百多年，比西欧则早了一千多年。由此可见，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29幅彗星图，当是全世界现存最早的彗星图。
马王堆汉墓有关天文方面的发现，不仅引起了国内，而且引起了世界各国天文学家的重视。并且改变了世界天文学史，证实了中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
9.《地形图》 其亦称《长沙国深平防区地形图》《长沙国南部地形图》，简称《地形图》，成图于公元前168年以前。比例为十八万分之一，地图幅面为纵96厘米、横96厘米。原图上本无名，由于地图内容包含了山川、道路、城镇等要素，故取名“地形图”。
本图上方为南，下方为北，采用田青、淡棕、黑三色绘画，较详细地表示了山脉、河流、道路、城镇、乡里等内容。
河流表示得十分突出，从河源到下游，以逐渐变粗的线条表示。较大的河在河口处均注有河名，著名的深水、冷水在其源头标注“深水源”“冷水源”文字。
地貌上表示的主要内容既包括作为自然地理要素的山脉、河流，又表示了作为社会经济要素的居民地、道路等，而地貌、水系、居民地、交通网四大要素，正是现代地形图的基本要素。因此可以说，这是一幅相当科学的大比例尺的地形图。
地图内容的各要素的表现为以下几点个特点：
水系：这可能是由于南岭地区山路崎岖，而该图又着重被用于水路运输和行军作战有关。因此，河流表示得相当详细、准确而生动。图上共有大小河流三十多条，其中至少有九条标注了河流名称，如：营水、春水、冷水、糖水、罗水、垒水、临水、参水等，其中深水、冷水两河还标明了水源。
图上河流用粗细均匀变化的线划表示而出。湘江上游最大支流康水是图内的主要河流，线划粗度由源头0.1厘米逐步变粗至营浦以下0.8厘米。河流的主次关系表示明确，弯曲自然，主、支流交汇口的图形正确，河流与地形的关系处理得当。河名注在支流入主流的河口处，与现代地图河流注记排列方法不同，但这种注记方法读图还是比较方便。
整理人员把原图的水系与现代地形图作了比较，发现河流骨架、河系的平面图形、河流流向及主要弯曲均大体相似，可知当时的测量是相当准确的。有的河流如冷水、深水、春陵水等名称至今还在沿用。
地貌：该图主要表示了山脉、山簇、山峰、山头、山谷等内容。南岭地区山脉纵横交错，山岭盘结成山簇，图上用了闭合的山形线，表示山脉的坐落，山体的轮廓范围及其延伸方向。
例如观阳、桃阳以东的都庞岭的走向表示得清晰醒目，与现代地形图对照，可知其山脉走向大体正确。地势复杂的南岭表现得脉络清楚，成为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的天然分水岭。
山形线上加绘了月牙形符号，可能是表示山体外侧的突出地形如山头、山嘴等。在山形线的闭合曲线内还辅以晕线。九袋山的表示更具独到之处，除了用正射投影的较粗的山形线表示山体的范围外，又用鱼鳞状图形表示其峰峦起伏的特征。
向南绘了九个柱状符号，向东绘了七个柱状符号，描绘从侧面所能望见的主要山峰，表示各山峰的排列和高矮。图上的九嘉山来注名称，传说帝舜死后葬于九嘉山，此山西侧注有“帝舜”两字。
图上又画有九个柱状符号以示九峰，《九媛山志》曾有：“九峰相似”“行者疑惑”而得名的记载，可知图上配道以西的群山即九蒙山。
居民地：图上表示得比较详细，位置也相当准确。全图共表示了80多个居民地，基本上分为二级，即县级居民地八个，乡里级居民地可以辨认的有74个。县城用矩形符号表示，乡里用圈形符号表示。
符号大小不等，例如营浦县，的图形要比南平县的图形，其面积大三至四倍。深平的圈形符号比其它乡里级居民地的圈形符号也大几倍。注记分别注在县级居民地矩形符号和乡里居民地圈形符号内，不易混淆。字体近于篆书和隶书之间。
道路：图上尚能判读出来的计有二十余条。营浦、吃道、南平等县城，以及一些重要乡里级居民地如深平等地之间都有道路相连通。道路一般用实线表示，个别用虚线表示。
其它内容：尚标注有“帝舜”“封中”等字样，前者可能是表示舜之葬地，后者可能是指当时南越国内的封阳地区。
尽管这幅汉初地图距今相去两千余年，但通观其整体，除了境界线、土质植被外，现代地形图上的基本要素：地貌、水系、居民地、交通线等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表示，由此可以看出，这是古代的一幅内容相当丰富的地形图。
从地图内容要素的表示来看，该图绘制技术也达到了相当熟练的程度，例如河流的粗细变化，自然弯曲表示得相当生动，河口处没有通常易于错绘的倒流现象，道路的绘画几乎是一笔绘成，看不出有换笔的接头，描绘居民地的圈形符号的圆度很好，这一切，无不显示出该图较高的绘制技术水平。
就中国而言，关于地图的传说非常久远，很早就有绘着山水、动物、植物、矿物的《山海经》图，当然，这种传说中的地图，还不能脱离图画、象形文字而单独存在。
汉以前的文献中，虽然有关地图的史料很多，例如先秦时代的《尚书》《诗》《周礼》《管子》和《战国策》等都有记载，但是，关于地形的测量和地图的绘制却不见有说明。不过，从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管子》中可以看出，地图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特别是在军事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可见那些地图已是相当适用了。而且，在绘制上已有方位、距离和比例尺的规定。
到了秦统一中国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地形的测定和地图的绘制有了长足的进步。中间又经过了汉朝四百多年的不断发展，制图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不过，汉代地图仍有不少是没有根据大量实测材料绘制而成的，尤其是东汉以后，战乱频仍，绘制一般的行政图，要想经过实测已力不能及。
该图翔实的内容与科学的表示方法，都超越了以往人们对古代地图传统的认识。国际制图学界普遍认为：马王堆汉墓地图是世界地图学史上罕见的珍宝，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地图的出土，不仅为中国地图学史增添了新的一页，同时也给世界地图学史带来了新的光彩。
10.《驻军图》 这幅地图长98厘米，宽78厘米，比例约为八万分之一至十万分之一，以田青、红、黑三种颜色绘制。图幅左侧及上方分别注有东、南两个方位。
主区大致在今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的潇水流域，所表示的是《地形图》的局部地区，但两幅地图画法不同，内容互有出入，风格、字体、使用的符号也不一致。
《驻军图》侧重在居民点和兵力部署上，属于专用地图。河流用田青色绘制，河名注在源头。往北流的主流为大深水，支流有条水、湛水、孑水、满水、陯水、蒥水、智水、如水、资水；往南流的有袍水、廷水、蕃水，与《地形图》名称不同。
山脉用单线象征性地绘成山字形，并加标志，近似图案化的方法，有留山、昭山、蛇山、居向山等九处标出山名。
图上共有九支军队的驻地，用黑、红两色双线勾框表示，分别注明为“周都尉军”“徐都尉军”“司马得军”等。四周防区界线用红色标绘，居民点除了标志地名以外，还旁注户数及迁并情况。
除了上面所说的《驻军图》和《地形图》之外，还有一幅图，上部绘有墓茔和墓圹，下部为城垣及宗庙建筑，应属于《周礼·春官》记载的“辨其兆域而为之图”一类的陵寝建筑图，当时定名为《园寝图》。
11.《五十二病方》 《五十二病方》是现知我国最古的医学方书，全书为9910字，抄录于一高24厘米、长450厘米长卷之后5/6部分，西汉文物，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
它是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医书中内容最丰富的一种，该书出土时本无书名，因其目录列有52种病名，且在这些病名之后有“凡五十二”字样，所以整理者据此而给该书命名。全书涉及病名100多个，治疗方剂283首，药物240多种，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医学方面的书。
《五十二病方》所记载的病名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疾病，其中尤以外科病最为多见，包括了外伤、动物咬伤、伤痉、痈疽、溃烂、肿瘤、皮肤病和肛肠病。内科疾病有癫痫、疟疾、食病、癃病、痉病、淋病及寄生虫病等；儿科疾病包括癫痫、瘈疭等；此外还涉及了产科病、眼科病等。
《五十二病方》中对某些病症的认识，已达到相当的水平。如书中形象地描述了冥病，即麻风病的症状如螟虫啮穿植物内心，其所发无定处，或在鼻，或在口旁，或在齿龈，或在手指，使人鼻缺、指断。反映出当时对这种疾病的发病特点和症状的认识已较为深刻。
例如，书中关于“伤痉，痉者，伤，风入伤，身信（伸）而不能诎（屈）”；“伤而颈（痉）者……其病甚弗能饮者，强启其口，为灌之”的记载，清楚地描述了痉病的两个主要症状枣角弓反张和牙关紧闭。
这些记述不仅在我国医学史上是最早的，而且都已被现代医学所证实。
《五十二病方》中记载的药物中有草、谷、菜、木、果等植物药，也有兽、禽、鱼、虫等动物药，还有雄黄、水银等矿物药。书中很多药物的功效和适应症都与后世医药文献和临床实践相吻合。书中还记载了有关药物的采集、收藏方法等，反映了西汉以前药物学的发展。
《五十二病方》所记载的方剂大多是由两味以上药物组成的复方。例如治“疽”病方中，有白敛、黄芪、芍药、桂、姜、椒、茱萸七味药。
根据疽病的不同类型，调整主药的剂量，提出“骨疽倍白敛，肉疽倍黄芪，肾疽倍芍药”，体现了早期的辨证论治思想。据对书中283首医方的药物配伍、剂型、方剂用法的分析，认为该书已初具药剂学的基本内容，反映了有理论指导、有实践意义的方剂学体系在先秦已初步形成。
《五十二病方》中记载的方剂虽仅明确提及丸剂，但实际上已根据疾病的情况及病人的体质，分别使用了丸、饼、曲、酒、油膏、药浆、汤、散等多种剂型，并对方剂的煎煮法、服药时间、次数、禁忌等作了一定的记载。
《五十二病方》书中除外用内服法外，尚有灸、砭、熨、熏等多种外治法。书中有关创伤的16种疗法，止血、镇痛、清创、消毒、包扎等，以及烧灼结扎术、结扎摘除术、瘘管清除术等痔疮手术的记载，反映了当时先进的外科技术。
《五十二病方》保存着远古时期传流下来的若干方药，是古代劳动人民长期与疾病斗争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书中对一种疾病有不同的疗法，同一种药物有不同的名称，甚至一个字的写法前后不统一，又如不少的方后注明“尝试”“已验”“令”字样，充分证明是劳动人民群众经实践而积累成的，充分反映了西汉以前我国医药学的发展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