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除蔡元培、李大钊外，毛泽东还结识了陈独秀、胡适、邵飘萍等在思想文化界有很大影响的人物和陈公博、谭平山、张国焘等一批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成员。他参加了北大的哲学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会，设法旁听了一些课程，并很可能是利用图书馆的方便条件阅读了一些激发他政治热情的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但是，从李大钊那里得到的关于俄国革命的信息和评价、关于世界新潮流便是新的“社会民主主义”即民众解放潮流的观点，对他后来宣传“民众大联合”和对抗一切强权的“平民主义”，进而接受马克思主义所发生的影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正因为这一点，17年后他在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交谈时说道：“我在李大钊手下当国立图书馆助理员时，就迅速地朝马克思主义发展……”
李大钊经常对青年学生给予热情帮助。
罗章龙在回忆他1918年9月同李大钊初次见面时写道，当时北京大学规定新生办理入学手续时须有本校教师二人签章具保才能入学。他初到北京，人地生疏，无奈之间，想起在《新青年》杂志上见到的李大钊的名字，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前去拜访：
我走进红楼他新迁的办公室后，正值宾客满座，工作很忙。我向他说明来意，他并未多加询问，随手在保证书上签名盖章后，嘱我及时前往教务处办理注册手续，以免逾期。临走时他又说：“你们南方同学来京上学很不容易，如果还有象你这样急须具保的同学，你可介绍他们径来找我。”寥寥数语，道出了李先生对青年学生关切之情。我第一次见他，就留下了李先生待人接物十分谦和的深刻印象，同学们也乐于去和他接触。
作为心怀国家、世界、宇宙、时代、人生的思想家而非普通意义上青年学生的良师益友，李大钊亦十分注重将自己对青年选择人生道路的意见提供给社会。他在《晨报》“自由论坛”栏目发表文章，鼓舞青年在新世纪的晨钟敲响之际，“快快起来，努力去作人的活动”
他告诫青年，要实现有价值的人生，先要确定人生的方向。青年们“应该在寂寞的方面活动，不要在热闹的方面活动”；“应该在痛苦的方面活动，不要在欢乐的方面活动”；“应在黑暗的方面活动，不要专在光明的方面活动”。
在他看来，寂寞的黑暗是产生黎明的光源，正如寒冷的冬季孕育华美的春天。因此，寂寞所蕴含的“都是发生，都是创造，都是光明”，而热闹中所蕴含的，则“都是消沉，都是散灭”。寂寞是一种“有滋味、有趣意”的生活；它给人快乐，而不是要求人们忍耐；它“并不是一种苦境，实在是一种乐境”。
但是，人们要享受这种寂寞生活的快乐，必须首先认识其中的“真趣味”、“真光明”。在这里，理智才会给人以自由，自由才会给人以快乐；“甘心情愿乐得过这寂寞日子，才能有这寂寞日子中寻出真趣味，获得真光明的一日”。
李大钊认为，苦与乐是比较而言的，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是苦还是乐？全靠各人的主观意志来判断。人不应该把受苦当成本分，不应该“在苦中求乐”。
“求乐的人生观，才是自然的人生观，真实的人生观。”但是，乐与苦又常常是相伴而生的，比如劳动。在他看来，劳动是人生求乐的最好办法。“一切乐境，都可由劳动得来，一切苦境，都可由劳动解脱。”
人们可以在劳动中享受创造成果的快乐，也可因劳动解除精神上的苦恼。持这样一种苦乐观，便会觉得吃喝嫖赌那种种所谓享乐“真是苦中苦的魔窟”。然而，劳动又有着它的痛苦的一面，那就是，在现在的社会上，持“尊劳主义”的人很少，结果是少数人劳动，多数人好逸恶劳；少数劳动者的劳动成果被多数不劳动的人掠夺干净，这便使劳动的人反倒成为社会中最痛苦、最悲惨的人。
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李大钊要求青年们“寻着那苦痛悲惨的声音走”，去了解是什么人在受苦？苦在什么地方？用什么办法可以解除他们的痛苦？伸出手来，和那些受苦的人们一起消灭痛苦的根源。
李大钊指出：在光明中享受人生之乐，固是人人向往的幸事，但是，社会上黑暗太多，陷入黑暗的同胞太多。青年们如果不去解救黑暗中的同胞，独自去享受安乐、光明，那便失去了他们应有的责任。
他告诉青年们：士兵杀人、娼妓卖笑、囚犯作恶、乞丐忘耻，并不一定是他们个人的过错，在他们的背后，有什么东西逼着他们作杀人的野兽，作辱身的贱业；逼他们陷于罪恶，或者使他们受到无端获罪的冤枉；逼他们去流浪乞讨。青年们万不可把罪过归到他们身上，把他们看成洪水猛兽。黑暗中固然是有恶魔毒菌的，但青年们应当作医生，在恶疫中奋斗；应该用心灵的洁白光明去照澈大千世界的黑暗。
他确信：只要青年们自己的光明永不灭绝，“世界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
李大钊的这些看法，使人们想起数年前他在写《风俗》、《政治对抗力之养成》时提出的知识分子在专制政权控制的范围之外别建“群枢”的主张。
不过，那时他设想的还是知识分子以不同于官僚政客的洁净光明之心及作为其外在表现的道德、文章来移风易俗。现在他则要青年学生走进社会，走进民间，走向痛苦和黑暗，去解救民众。
同时，他的话也使人们（如果他们读过抄本《康南海年谱》的话）想起1884年27岁的康有为在他的家乡独坐在自己的书房——澹如楼里，“万缘澄绝，俯读仰思”数月，自以为得悟宇宙天地大道后所作的选择：
……其来现也，专为救众生而已，故不居天堂而故入地狱，不投净土而故来浊世，不为帝王而故为士人，不肯自洁，不肯独乐，不愿自尊，而以与众生亲。为易于援救，故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舍身命而为之。以诸天不能尽也，无小无大，就其所生之地，所遇之人，所亲之众，而悲哀振救之。日号于众，望众从之。以是为道术，以是为行己。
这种舍身救世主义不是康有为的专利，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实践这个主义的前有古人，后有来者。李大钊对青年的呼吁固然是受到俄国民粹主义者和布尔什维主义者思想的启发和行为的激励，而在精神上未尝不是对这中国知识分子优良传统的一种继承和发扬。
李大钊的意见对于青年学生起着一种思想导航作用。
新潮社的发起人之一徐彦之在不久后发表的一篇警告学生不要落入军阀诱惑的圈套的文章中，明确地把“向着静默的方面、黑暗的方面、苦痛的方面着手”，作为青年修养的方向。
也正是在这期间，北京大学另一个规模大、持续时间久的社团——平民教育讲演团酝酿成立。新潮社的康白情、罗家伦，国民杂志社的邓中夏、许德珩、易克嶷、廖书仓等联合发起了这个团体。
尽管这个团体的成立和李大钊似无直接关系，但其中不少与李大钊有密切往来的成员，正是向着李大钊指出的深入社会、深入民众的道路走出了第一步。该团体的一些成员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的党员。
五四运动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各战胜国聚于巴黎的凡尔赛宫举行和会。中国政府派外交总长陆徵祥组织赴会代表团，其成员有南方政府的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等。
在这次和会上，日本代表利用前一年9月中日两国政府关于处理山东各问题的换文和由日本某银行提供2000万元借款预备修筑山东境内两条铁路的协议合同，提出由日本无条件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各项权益。中国代表团则打算利用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打破秘密条约，实现民族自觉等内容的“十四条宣言”，收回包括山东在内的所有被外国掠取的领土、政治、经济等主权，并废除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
由于与会强国各自谋求本国利益，不惜以弱国小国利益为筹码、为牺牲，中国提出的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的正当要求被会议拒绝，而日本对于中国山东的权利要求却得到满足。中国的外交遭到了失败，中国人民从“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梦中惊醒过来。
1919年5月4日，北京10余所高等学校3000多名学生齐聚天安门举行示威游行。他们火烧了曾参与签订“二十一条”的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痛打了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们提出的不承认“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收回青岛、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和罢免卖国贼曹、章、陆（宗舆，时为币制局总裁，签订“二十一条”时的驻日公使）等请求，以及他们的罢课、讲演等举动，激起了教师、市民、商人和工人的爱国热情。从5月上旬到6月28日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时为止，全国几十座大中城市和一些乡镇地区总共上千万人民群众参加了运动。
五四运动的爆发虽然缘于中国人民的爱国传统，直接诱发于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但和前此发生的新文化运动，特别是欧战结束后一段时间里包括李大钊在内的进步知识分子的激进思想的宣传也有密切关系。
还是在1918年11月27日，北京大学师生在中央公园举行连续三天演讲的前夕，陈独秀在自己的文科学长办公室里约集李大钊、高一涵、张申府（崧年）等人，提出了编辑《每周评论》的计划。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时，曾以“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而不批评政治为其原则，所谓：“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但是，一则个人的思想修养与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社会治理方式、政治思想，以至于政治事件的影响不能截然分开；二来作为一个有着不平凡经历的革命者，陈独秀改造青年思想的目的本来就是要从根本上改造文化，从而收到政治改革的功效，达到富强国家的目标。因此，他不可能长时期对于决定国家社会发展方向，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政治漠不关心。他对孔教与复辟关系的考虑，对于中国国际地位的关心使他在谈文化、谈修养、谈教育的同时，自然地谈起政治思想以至现实政治来。
他的这种看法和做法，在《新青年》同人中得到以研究法政为主的李大钊、高一涵的理解和支持，而为擅长于文学的其他人所反对。
欧战结束后，国内外政治形势变化迅速，陈独秀、李大钊等感到《新青年》作为出版周期较长的大型文化月刊，不能够满足及时反映和评论迫切的政治问题的需要。这是他们创办《每周评论》的缘起。
12月22日，《每周评论》正式创刊。陈独秀在“发刊词”中说，《每周评论》的宗旨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它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
陈独秀说，这两点正是威尔逊在大战中发表的多次讲话中所说的最重要的两个主义。《每周评论》中《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及《随感录》栏目的主要内容就是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的。它介绍的国内外政情，为读者了解国内外大事提供了一个窗口；它对列强侵略本性和压迫弱小民族丑恶行径的揭露和对国内当政的军阀、官僚、政客贪婪、专制、愚昧、无耻的无情抨击激发着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奋起抗争的爱国热情和民主意识。
如王光祈在发表于《每周评论》第1号的《国际社会之改造》中就表示了对筹备中的巴黎和会的怀疑。他指出：“每次国际战争，都是几个野心政府惹出来的，在野心政治的背后，就是那些政治家，资本家，军阀贵族在那里怂恿”，和平会议的内容恐怕是“研究杀人应从哪里开刀，灭国应从哪里入手了”；人民若想谋世界永久的和平和人类切实的幸福，“就应该自己动起手来”，“须知道我们大多数平民的生活，是我们大多数平民可以自己改造的”。
陈独秀在称赞威尔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后不久，就意识到巴黎和会上五国垄断的不公平之举，还了威尔逊一个“威大炮”的诨名，发出“公理何在？”的疑问。
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新纪元》。文中写道：
人生最有趣味的事情，就是送旧迎新，因为人类最高的欲求，是在时时创造新生活……人类的生活，必须时时刻刻拿最大的努力，向最高的理想扩张传衍，流转无穷，把那陈旧的组织、腐滞的机能一一的扫荡摧清，别开一种新局面。这样进行的发轫，才能配称新纪元……一九一四年以来世界大战的血、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血、一九一八年德奥革命的血，好比作一场大洪水——诺阿以后最大的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和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生活、文明、世界，大不相同，仿佛隔几世纪一样。
从俄德革命中看到世界新纪元的曙光，更加感到中国社会政治的黑暗。这以后，他开始用“明明”的笔名发表短论、随感，希望把自己感受到的社会革命的曙光折射给中国人民，启发青年和人民心中本有的光明，做照亮黑暗中国的光源。
他提醒人们认识自己是共和国家的“政主”；批评“和平期成会”一类组织放弃主人翁地位，去做什么南北议和的“仲裁”机关。他希望“中日两国的人民，应该要求两国政府立时将从前所立的密约在平和会议公布废止。不可听两国军阀在那秘密里作鬼”。
他说没有“动”的社会是死的社会，“黑暗的鬼世界”；没有普通选举的国家称不上共和国家。
他讥讽那些害怕“过激主义”，动辄拿所谓“过激主义”攻击别人的人正是“一种过激派的引线”。
他用日本黎明会积极的自由的活动和新思潮的如火如荼来反衬中国思想界的死气沉沉和守旧派在政治上引政治以外的势力，在学术上引学术以外的势力，图谋铲除新思潮的举动，正告那些“顽旧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想抱什么“伟丈夫”的粗腿，拿强暴势力压倒新生的进步势力者，除了激发革命外，不会有任何收获。
他解释“五一节”的意义在于它“是世界工人的唯一武器——直接行动造成的日子……”
他的这些提示、引导，同他宣传布尔什维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自由平等解放思想，以及鼓励青年努力奋斗的文章一道，启发着人们、激励着人们。
然而，同那些积极组织、参与游行示威、罢课、讲演的学生和热心关注学生运动，接连撰写文章，分析形势，指出方向、呼吁各界行动，并且亲自书写《北京市民宣言》上街散发，以至被捕入狱的陈独秀，以及在五四运动期间先后写下《市民运动的研究》、《学生事件和国家法律的问题》、《青岛交涉失败史》、《青岛问题在欧会中经过的情形》、《签字不签字的害处》等文章，并且和陈独秀一道去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高一涵相比，李大钊对于五四运动却没有表现出人们想象中的那样热情。
现有可靠文字的记载只是提供了他于5月9日被推为北京大学教职员8名代表之一，参加挽留校长蔡元培的活动和他撰写了两篇有关文章和数篇相关的随感，以及营救陈独秀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