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刘师培已不再宣传无政府主义，李石曾则给以北京大学学生赵太侔、黄凌霜、区声白等组成的新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实社以指导。
实社出版的《自由录》以互助主义批判“物竞天择”之说；宣传世界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革命”、“平民革命”。
此外，无政府主义者梁冰弦和刘石心于1918年春创办的提倡“劳动主义”的《劳动》杂志，在创刊伊始就连续报道了俄国十月革命。
该刊一些文章的作者从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先是说俄国革命是“世界的革命，社会的改革”，其主义是“无政府共产”、“自由平等博爱”，接着又辨证说俄国革命是“社会革命”；列宁的政策是“举政权归诸劳动者之手，是近乎方今发展之‘直接行动’主义”；“经济革命、阶级战争，酝酿百年，俄事只为开场锣鼓，自今以往，舞台之光怪陆离，厥状何若，有识者固不待揭幕而后知。”
同时，该刊还以《劳动节》为题介绍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意义及欧美、俄国工人斗争历史。这两方面的介绍分别比李大钊的介绍早两个月和一年。
李大钊有很多机会接触无政府主义，但是1918年底以前，在他的思想中似乎从未明显流露出无政府主义影响的迹象。
他加入过社会党，但同时坚决反对部分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的革命形式——暗杀活动；他热情接受托尔斯泰思想时，尽管自己一度有过悲观厌世思想，却有意无意地将托尔斯泰设计的半工半读式的“劳动国”理想放置于一旁；他在同张继的交往中可能了解过张对无政府主义的看法，他也可能读过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但同样没有产生很大的兴趣；他参加北京大学的进德会，也很自然地可以理解为他长期以来，以至于一生中强烈的道德自律感的反映和他寻求与同事交往的机会，以便尽快打开局面的合理选择。
使得李大钊一直与无政府主义保持着距离的主要原因是他长期系统的法政专门知识的学习所给予他的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信念和将其实践于中国的信心。
他的这种信念和信心没有因为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动摇，却遭到中国政治现实的一再打击。如果说民初政情的纷乱促使他作出了拥护旨在加强中央控制权的某种民主体制的选择，那么袁世凯的专制和帝制行为的出现则使他开始注重地方分权的制度和人民的权利。然而，其后很快发生的张勋复辟和随之而来的研究系与北洋军阀结合又一次打破了他的幻想。他在上海的几个月痛苦思索的结果是最终放弃了依靠上层党派、人物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打算。这使他有可能考虑寻找一种新的实现民主的动力，甚至还包括一种新的民主形式。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感受到了民主思潮的发展变化，注意到了俄国革命的意义。同时，他也不再拒绝无政府主义。
从文字与内容来看，他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和《Bolshevism的胜利》，不像是参照了早几个月见报的无政府主义者报道分析俄国革命的文章，倒更可能是从无政府主义者引用的日文报刊原文所得的信息加以整理写出的。
尽管如此，他在这段时间里发表的文字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常用的词句，如“劳工主义”、“互助”、“总同盟罢工”、“直接行动”等明显增多了。可以说，他此时的思想交织着变化了的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多种观念。
在他看来，新的民主主义要求在社会上实现全面的自由平等，实现人民、地方、殖民地、弱小民族、农夫、工人、女子、子弟方方面面的解放和无政府主义的消灭一切强权，“誓必杀尽皇帝、总统、官吏、资本家之怪物而后已”的“平民革命”，及俄德革命要实现的“泯除一切阶级”，使君主、贵族、资本家都“化为平民”的“平民政治”是一致的；布尔什维主义主张的“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一切产业的权利都归劳工所有和无政府主义者宣传的“劳工神圣”、“劳工主义”，以及作为Democracy一种表现的劳工问题的解决与“在经济上要求分配平均”的实现是一致的；作为“大规模的行民主政治”基础的联治主义和世界各民主国家实行联邦的趋势，同无政府主义者倡导的“互助”，及布尔什维主义主张的取消过去的政治组织，建立“劳工联合的会议”，“先造欧洲联邦民主国，做世界联邦的基础”的政治组织设想也是一致的。甚至在主张妇女解放、寻求世界和平人道、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提高其教育水平等等方面，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布尔什维主义也都有着一致的要求。
正是在这种思想状态下，他写下了《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战后之世界潮流》、《劳动教育问题》、《战后之妇人问题》、《青年与农村》等一系列关注新问题的文章。
这些文章反映出了李大钊思想中明显的注重下层民众的倾向。这一倾向来自他对俄国革命所表现出的世界历史的新潮流的理解，成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引导青年
1918年，经过改革的北京大学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发源地。在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派人物的影响下，青年学生的思想十分活跃。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等以北大学生为核心的社团组织先后酝酿成立。
李大钊由于工作关系，和许多热心时事，常到图书馆借书、阅览的学生熟悉起来。他的和蔼的态度、清新的思想，热心助人的性格和习惯，使很多人愿意同他接触。
他也正好利用这种条件，尽可能地与青年学生来往，彼此交流思想。
这年10月和11月先后成立的国民杂志社和新潮社是两个性质不同的团体。国民杂志社同留日归国学生在上海组织的学生救国会密切相关。这个学生救国会是5个月前一千多名留日学生因在东京举行反对日本政府诱迫中国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同时要求日本归还山东的示威游行遭到日本警察当局的镇压，全体罢学回国后成立的。
该会成立后，积极倡导反日爱国运动。其派往北京的代表与北京大学等大专学校的学生联络，发动了北京学生的请愿运动，并成立了北京学生爱国会。
随后，北京学生爱国会与上海、南京、天津、济南等地的学生联络，组成了近于全国规模的、统一的学生救国会。国民杂志社是这个救国会组织成立的宣传和活动机构。北大学生邓中夏、黄日葵、张国焘、许德珩、段锡朋等都是该社的重要成员。
该社的宗旨是“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其出版的《国民》杂志，在留意文化问题的同时，流露出明显的关注政治的倾向，刊登了不少涉及国内外时事、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文章。
新潮社是一个基本上由北大学生组成的文化团体。其发行的《新潮》杂志“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在性质上与当时注重启蒙的《新青年》相同，尽管它也发表了一些讨论政治、社会问题的文章。该社早期成员有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张崧年、谭平山、高元等。
或许由于新潮社是单纯的北大学生组织，亦或是由于新潮社的发起人与文科学长陈独秀及著名教授胡适等关系密切，新潮社得到了学校的支持。陈独秀答应由校方出资予以帮助；胡适给予了具体指导；李大钊和庶务处主任李辛白应聘担任了该社的顾问，协助他们负责杂志印刷、登广告、发行及会计等项事务。
李大钊将红楼一层22号房间拨给新潮社使用。他还在《新潮》上发表了《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等文章。
李大钊对于进步学生社团是一视同仁的。他虽然没有参加国民杂志社的成立大会，但也答应了该社成员邀其予以指导和支持的请求，先后为《国民》杂志写了《大亚细亚主义和新亚细亚主义》、《再论新亚细亚主义》两文。
他的思想对两个社团的青年学生都产生了影响。
罗家伦发表的《今日之世界新潮》写于李大钊在中央公园做《庶民的胜利》演讲前一个多星期。文章把俄国革命、匈牙利革命、德国革命视为世界新潮的起点，指出这种社会的革命是“民主战胜君主的革命，是平民战胜军阀的革命，是劳动者战胜资本家的革命”，“革命以后，民主主义同社会主义必定相辅相行”；这个潮流不可阻挡，只能“预先筹备应付”，应付的办法第一是使求学目标有益于所有的人，而不是部分人，“所希望的成功，是平民的成功，不是贵族的成功”；第二是使平民，尤其是士兵、工人都受教育；第三是人人都要劳动。这些观点和李大钊自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以来提出的看法如出一辙。显然是阅读了李大钊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或与李大钊经常交流之后产生的思想。当然，他的一些看法也可能对李大钊有所启发。
此后，罗家伦很快成为思想舆论界的著名人物。他翻译介绍大战后民主主义思想发展和俄国革命的文章，以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发表的宣言，并且积极参与了五四示威运动的领导，热心从事五四运动精神的宣传。这一切，都与李大钊最初给予他的影响相关。只不过，作为比李大钊小了整整8岁的青年学生，罗家伦有迎接新思潮的热情，却缺乏深沉坚定的信念。这使他最终并没有像李大钊那样走上共产主义道路。
新潮社成员谭平山在李大钊宣传俄国革命和新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从研究哲学理论转向关注政治思想。他在1919年3月写下的《“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观》一文不仅引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也引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所谈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采取的“十大要领”。后来，他进一步从“反对资本的托拉斯”和“劳动者中心主义作中坚”的意义认识了“现代民治主义”的含义，并在此思想基础上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
国民杂志社的黄日葵、张国焘等也与李大钊有密切关系。黄日葵是从日本罢学归来的学生，开始时是在北京大学旁听课程。国民杂志社与李大钊的联系就是通过他建立起来的。
张国焘，这位在中共一大上被选举为中央局领导成员，中共领导下的第一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红军长征时期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任红军总政委，1938年背叛中国共产党，投靠国民党的知名人物，1916年入北京大学理工预科时只有19岁。
他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
我景仰李大钊先生，彼此交往，最初与马克思主义无关。虽然他是我的指导者，我们的相处却似朋友。在新文化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中，我们已是意气相投，“五四”时在“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号召下，我们更一直并肩作战。
欧战刚结束时，欢欣的气氛弥漫北京。李大钊先生显得很乐观，觉得凡尔塞和会可能给中国带来好运。我们曾经热忱地寄望于威尔逊总统，认为他的主张可以改善世界形势，也能使中国否极泰来。我们对事物的了解深度或不尽相同，因为他年长识广，但所怀的愿望却完全一样。我们的接触频繁起来，遇事总是有商有量，共策进行。
可是，在巴黎和会中，威尔逊失败了，一个理想幻灭了。中国遭受极大的屈辱，因而爆发了五四运动。恰当此时，新兴的苏俄却在高唱‘无割地、无赔偿的和平’，呼吁民族自决，这些呼声与威尔逊的主张如出一辙。俄国革命虽然造成了很大的灾难，反共宣传又遍及各个角落，但俄国这种论调，仍像黑夜钟声，震人耳鼓。消息灵通的李大钊先生常以俄国革命作为谈助，我们也时常据以研究俄国事态的发展。
这段回忆作于“五四”之后40余年，尽管其中内容有因年代久远或行文方便而疏于细节之处，或者有忆者为抬高自己而抑扬失实的成分，但还是较为可信地描绘了张国焘当时与李大钊之间密切的关系，以及李大钊给予当时这位热情青年的思想上的帮助。这种帮助显然是推动张国焘对俄国革命抱以热情，进而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重要因素。
在支持国民杂志社和新潮社的同时，李大钊正和王光祈等人筹备少年中国学会。
王光祈是四川温江县人，比李大钊小3岁。他1914年到北京，入中国大学学习法律，1918年6月毕业后担任成都《群报》和《川报》驻京记者。这期间，他联络了同乡曾琦、周太玄等人，以“少年意大利党”、“少年德意志党”为榜样，筹备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他们同时也邀李大钊商量学会规约，并同为学会的发起人。
王光祈后来谈到发起该学会的原因时说：“盖以国中一切党系皆不足有为，过去人物又使人绝望，本会同人因欲集合全国青年，为中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辟一新纪元。故少年中国学会者，中华民国青年活动之团体也。”这些想法同李大钊此时的思想十分接近。李大钊加入该会正是准备放弃以往一直抱有的对于党派、上层人物的期望，而同一群青年做“为中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开辟一新纪元”的尝试。
由于李大钊擅长于编辑工作，在学会发起时，大家就推他担任临时编辑部主任。
经过一年的筹备，1919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总部正式成立。经李大钊和王光祈等人提议，学会的宗旨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李大钊担任了编译部编译员和月刊编辑部主任。以后，又被选入学会评议部。在1924年以前，他一直是该会的骨干领导成员。北京大学一些进步学生黄日葵、许德珩、邓中夏、徐彦之、康白情、张崧年、高尚德、刘仁静先后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其中多有由李大钊参与介绍入会者。此外，毛泽东、恽代英、张闻天、杨贤江等也相继加入该会。毛泽东也是经李大钊介绍，于1920年初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而在此之前，毛泽东与李大钊已经有了几个月朝夕相处的日子。
是在1918年10月间，同湖南20多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一起来到北京的毛泽东，经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老师，这时已应聘担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的杨昌济介绍，征得校长蔡元培的同意，由李大钊安排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负责登记新到报刊和阅览者姓名工作的助理员。他的办公地点是红楼一层的第二阅览室。他常到李大钊的办公室请教，还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学生研讨各种新思潮的活动。
抱负远大的毛泽东来北京前已发起组织了新民学会。他这次到北京共住了半年多时间，这是对他一生中道路的选择有着十分重大意义的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