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我们这一代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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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第四辑 我的同学朋友(5)

我们当时都是山东话所说的“愣头青”,就是什么顾虑也没有,什么东西也不怕。我们虽然都不懂什么叫革命,却对革命充满了热情。胡也频先生号召组织现代文艺研究会,我们就在宿舍旁边的过道上摆上桌子,坦然怡然地登记愿意参加的会员。我们还准备出版刊物,我给刊物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现代文艺的使命》。当时看了一些从日文转译过来的俄国人写的马克思文艺理论。译文极其别扭,读起来像天书一般,我也生吞活剥地写入我的“文章”,其幼稚可想而知。但是自己却颇有一点自命不凡的神气。记得衍梁也写了文章,题目忘记了,其幼稚程度同我恐怕也在伯仲之间。

这些举动当然会惹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我们学校就设有什么训导主任,专门宣传国民党党义和监视学生的活动。他们散布流言,说济南高中成了“土匪训练班”。衍梁当仁不让的是“土匪”之一。对他们眼中的“土匪”们,国民党一向是残酷消灭,手下决不留情的。不久,就传出了“消息”,说是他们要逮捕人。胡也频先生立即逃离济南,到了上海。过了没有多久,国民党反动派终于下了毒手,他就在龙华壮烈牺牲了。

我们这些小“土匪”失去了支柱,只好变得安分守己起来。一转眼到了1930年夏天,我毕业离校,到北平考上国立清华大学,同衍梁就失去了联系。一直到1946年,我从欧洲回国,1947年回到济南,才再次同他见面。当时正处在解放战争高潮中,济南实际上成了一座孤城,国民党反动派眼看就要崩溃。记得我们也没有能见多少次面,我就又离开济南回北平来了。

又是一段相当长的别离。好像是到了“四人帮”垮台以后,我才又去济南见了衍梁。他当了官,对老友仍然像从前那样热情。七年前我回到济南开会,一中的老同学集会了一次。五六十年没有见面的中学老同学又见了面,实在是空前盛会,大家都兴奋异常。我想大家都会想到杜甫的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而感慨万端。我见到了余修、黄离等,衍梁当然也在里面,而且是最活跃的一个。此时他已经不戴乌纱帽,而搞山东科协。看来他的精神很好,身体很健康。谁也没料到,不久余修谢世,去年衍梁也病逝北京,这一次盛会不但空前,竟也绝后了。

我久已年逾古稀。但是一直到最近,我才逐渐承认自己是老人了。中国古代文人常用一个词儿,叫做“后死者”,我觉得这个词儿实在非常有意思。同许多老朋友比起来,我自己竟也成了一个“后死者”。当一个“后死者”是幸运的——谁不愿意长寿呢?但任务也是艰巨的。许多已死的老朋友的面影闪动在自己的脑海中,迷离历乱,不成章法,但又历历在目,栩栩如生。据说老年人都爱回忆过去。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这并不是老年人独有的爱好,而是在沉重的回忆的压力下不得不尔。

我常拿晚秋的树叶来比老年人。在木叶凋零的时刻,树上残留的叶片日益减少。秋风一吹,落下几片。秋风又一吹,又落下几片。树本身也许还能做梦,梦到冬去春来,树叶又可以繁茂起来。老年人是没有这种幸福的,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叶片日益稀少,淡淡的或浓浓的悲哀压在心头。屠格涅夫的一首散文诗、鲁迅的散文诗《过客》都讲到:眼前最终是一个坟墓,“人生至此,天道宁论”,古人已经叹息过了。我自认为是唯物主义者,知道这是自然规律,不可抗御,无所用其悲哀。但话虽这样说,如果说对生死绝不介意,恐怕是很难做到的。

现在我中小学的同伴生存的已经绝无仅有了,衍梁的面影,也夹在许多老朋友的面影中活跃在我的脑海里,等到我自己的面影也活跃在比我更后死的朋友的脑海中时,恐怕再没有谁还会记得起衍梁了。我现在趁着他的面影还在闪动时,写下这一篇短文,希望把他的面影保留得尽可能长一些。我现在能做的也就只这些了,呜呼,真叫做没有法子。

1987年7月23日

老朋友迈耶一家

本文节选自东方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季羡林著《留德十年》一书,标题系编者所加。

迈耶一家同我住在一条街上,相距不远。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我是怎样认识他们的。可能是由于田德望住在那里,我去看田,从而就认识了。田走后,又有中国留学生住在那里,三来两往,就成了熟人。

他们家有老夫妇俩和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老头同我的男房东欧朴尔先生非常相像,两个人原来都是大胖子,后来饿瘦了。脾气简直是一模一样,老实巴交,不会说话,也很少说话。人多的时候,呆坐在旁边,一言不发,脸上却总是挂着憨厚的微笑。这样的人,一看就知道,他绝不会撒谎、骗人。他也是一个小职员,天天忙着上班,干活。后来退休了,整天待在家里,不大出来活动。家庭中执掌大权的是他的太太。她同我的女房东年龄差不多,但是言谈举止,两人却不大一样。迈耶太太似乎更活泼,更能说会道,更善于应对进退,更擅长交际。据我所知,她待中国学生也是非常友好的。住在她家里的中国学生同她关系都处得非常好。她也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妇女,家庭中一切杂活都包了下来。她给中国学生做的事情,同我的女房东一模一样。我每次到她家去,总看到她忙忙碌碌,里里外外,连轴转。但她总是喜笑颜开,我从来没有看到她愁眉苦脸过。他们家是一个非常愉快美满的家庭。

我同他们家来往比较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我写作博士论文的那几年中,我用德文写成稿子,在送给教授看之前,必须用打字机打成清稿,而我自己既没有打字机,也不会打字。因为屡次反复修改,打字量是非常大的。适逢迈耶家的大小姐伊姆加德(Irmgard)能打字,又自己有打字机,而且她还愿意帮我打。于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几乎天天晚上到她家去。因为原稿改得太乱,而且论文内容稀奇古怪,对伊姆加德来说,简直像天书一般。因此,她打字时,我必须坐在旁边,以备咨询。这样往往工作到深夜,我才摸黑回家。

我考试完结以后,打论文的任务完全结束了。但是,在我仍然留在德国的四五年间,自己又写了几篇论文,所以一直到我于1945年离开德国时,还经常到伊姆加德家里去打字。她家里有什么喜庆日子,招待客人吃点心,吃茶,我必被邀请参加。特别是在她生日的那一天,我一定去祝贺。她母亲安排座位时,总让我坐在她旁边。此时,留在哥廷根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少。以前星期日总在席勒草坪会面的几个好友都已走了。我一个人形单影只,寂寞之感,时来袭人。我也乐得到迈耶家去享受一点友情之乐,在战争喧闹声中,寻得一点清静。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至今记忆犹新,恍如昨日。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离开迈耶一家,离开伊姆加德,心里是什么滋味,完全可以想象。1945年9月24日,我在日记里写到:吃过晚饭,七点半到Meyer家去,同Irmgard打字。她劝我不要离开德国。她今天晚上特别活泼可爱。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她。但又有什么办法?像我这样一个人不配爱她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孩子。

同年10月2日,在我离开哥廷根的前四天,我在日记里写到:回到家来,吃过午饭,校阅稿子。三点到Meyer家,把稿子打完。Irmgard只是依依不舍,令我不知怎样好。

日记是当时的真实记录,不是我今天的回想;是代表我当时的感情,不是今天的感情。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感情离开迈耶一家,离开伊姆加德的。到了瑞士,我同她通过几次信,回国以后,就断了音问。说我不想她,那不是真话。1983年,我回到哥廷根时,曾打听过她,当然是杳如黄鹤。如果她还留在人世间的话,恐怕也将近古稀之年了。而今我已垂垂老矣,世界上还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

忆石景宜博士

本文节选自季羡林2000年1月8日所写的《佛山心影》一文,现标题系编者所加。

山有根,水有源。我这一次广东之行的根源就是石景宜博士。因此,我先谈景宜先生。

景宜先生是广东佛山人,仅仅小我三岁,也已到了耄耋之年。据说,他年幼时,家庭并不富裕,完全靠自学成才。他很早就到香港去谋生,从事出版事业和书籍发行工作,以及其他一些企业活动。由于勤苦努力,又经营有方,终于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事业日益兴旺发达,如日中天,晃耀辉煌,照亮了香港的一隅。

像石老这样成功的企业家,在香港为数颇多,资产大于他的也不在少数。然而石景宜毕竟是石景宜。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也同许多香港企业家是一样的。可是他表达这种热爱的方式,却是与众不同,完全不同的,他筚路蓝缕,独辟蹊径,他用他自己所掌握所拥有的文化载体的书籍,来表达自己的拳拳爱国的赤子之心。他为自己的儿子们每个人安排了一个事业基础,但是,告诉他们,他不管有多少遗产,绝不再留给他们。他自己一生艰苦创业,终于有成。他的儿子们也只能以他为榜样,靠个人努力奋斗,达到养家报国的目的,他绝不把他们培养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懒汉。他热爱祖国和人民,绝不停留在空洞的口号或愿望上,而是有实际行动的,他的行动就表现在努力支持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上。支持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其道也绝非只有一端。香港的爱国企业家,有的为祖国大学盖房子,修图书馆;有的设立奖金,奖励学生和教员。殊途同归,都受到了热烈的赞扬。而石老走的则完全是另外一条路:他购买书籍,赠送给大陆和台湾各大学图书馆。根据约略地统计,十几年来,石老把五十余万册大陆出版的书籍,运送到台湾,分送那里的大学图书馆;又把台湾出版的三百余万册书籍,运来大陆,分赠给许多大学的图书馆。这么多的书籍是怎样选购的,又是怎样分送的,其间过程我完全不清楚。但是,这样繁重艰巨的工作,必然耗费石老大量的精力,则是不言而喻的。

说到台湾版的书籍,大陆读者难免有些疑惑难解。我现在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来解释几句。对于这一件事情,我以前也是毫无所知的。1994年至1995年将近两年的时间,我每天跑一趟北京大学图书馆,为的是收集《糖史》的资料。炎夏严冬,风雨无阻。我经常到的地方是善本部阅览室和教员阅览室。在善本部里,我除了借几本善本书外,大多数时间是翻检《四库全书》。在教员阅览室里则是钻进楼上楼下两间书库,书库面积极大,书架林立,一般的书籍几乎应有尽有。有十几万种。我逐架逐层审视每一种书的书名,估计有我想收集的资料,则取下逐页翻检,抄录下来。炎夏之时,屋内温度至少也有三十七八度。此时炎阳与电灯共明,书香与汗臭齐发。我已汗流浃背,而毫无知觉,几已进入忘我之境,对别人或已苦不堪言,我则其乐融融也。在翻检群书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台版的书对我用处极大,用起来极为省力。原来中国古代诗人学者的全集,全为木版印刷,卷帙繁多,编排虽有秩序,翻检实极困难,而台湾学者和出版家则将这些文集分拆开来,编成大套的丛书,分门别类,一目了然。如“中华文史丛书”之类的丛书,种类颇多,大大地有利于读者,而刊印并不十分困难。我常一个人胡思乱想,几十年来,大陆学者和出版家,忙于开会,写检讨,忙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天王圣明,臣罪当死”,真话与假话并列。虽然也有一定的好处,但究竟浪费了过多的时间和笔墨纸张。相形之下,我们真不能不认真反思了。石老运到大陆来的书,不完全属于丛书,我提出丛书,不过略举一例而已。我的意思是想说明,石老运来的书,对大陆学者是十分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