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文心雕龙？明诗》，“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五言诗蓬勃发展，但以“流调”称之，看法较低。挚虞《文章流别论》：“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就充分地反映了这种观念。宋齐以来，五言诗已经得到了时人的认可和推重，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已说“五言之制，独秀众品”。梁武帝也赞美谢朓的诗说：“不读谢诗三日，觉口臭。”以上引诗也看出，此际“酒酣耳热，仰而赋诗”之风盛极一时。以赋诗来显示才华，技巧在不断翻新：限韵、限时、增长篇幅，或作高难度的诗，都无所不用其极。限韵有十五韵、二十韵、三十韵，甚至有高达五十韵的。“属思便成，无所点易”还不行，还限制“三刻”为诗。甚且增长篇幅到二百字。特别是“剧韵”、“强韵”，虽不能具体判明所指，但其难度较大，则一望而知。王筠就是以能压“强韵”而受到一代文宗沈约的赞誉，“晚来名家，唯见王筠独步”；萧恺也以能用十五“剧韵”，受到简文帝萧纲的称赏：“王筠本自旧手，后进有萧恺可称，信为才子”，这都说明了“剧韵”、“强韵”的难度，以及在时人心中的地位。也是这种盛极一时的饮酒赋诗风尚，这一时期留下了许多药名诗、宫殿名诗、屋名诗、歌曲名诗、鸟名诗、树名诗、兽名诗、相名诗、车名诗等。赋诗的风尚也表现在文中多有五言、七言诗句。这种竞相限韵，甚至到五十韵，压“剧韵”、“强韵”的情况，南齐时几乎没有。这就似乎能说明，沈约在齐永明年间所自矜的独得之密——声律，到了梁朝才更普遍的实践、运用，这也当是声律发现后的一个产物。诚然韵和平仄不一回事；但至少，声律的发现让士人看到，作诗既然还可以有这么繁复的技巧；也就不妨从韵的限制来一竞高下。这势必推动对用韵花样的翻新。
在这些史料中，没有一则提到诗歌的内容，仅是重其技巧。在视野狭窄的限制下，怕也只能如此了，而不能指望它产生真正苍凉、雄劲、悲壮等类型的诗歌。
这里还能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梁武帝在华光殿宴饮连句，令左仆射沈约赋韵。一代武人曹景宗没分到韵（大约认为其不能作诗），景宗不满意，时已醉，要求赋诗。不得已，便以“竞、病”二字为韵。景宗操笔，斯须便就，即“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由此引得一座赞叹不已。之所以如此，恐怕就在于他们压根就没想到，一介武夫竟做出此等意蕴、内涵饱满的诗来。这首诗笔力苍劲、朴质，与其说得力于其少年时意气风发的生活，“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獐，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肉，甜如甘露浆，觉耳后风生，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还不如说是时风 “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所染下的一个产物。
以上记载也表明，“酒酣耳热”之余，基本上都是作诗，而极少写赋。从这个角度看，写诗比作赋似乎更有出头之日：至少，王规因用五十韵赋诗，而迁为侍中；褚翔为二十韵诗，“于坐立奏”，即日超擢为宣城王文学。这些拔擢，对献赋的人是不可能的，诣阙献赋最多只是获得金帛的赏赐。或者说，时人对诗高看一眼。这也似乎能解释任昉何以对“沈诗任笔”的称呼那么不满，立志作诗，骨子里可能正是因为时人认为诗高于赋。这种转变发人深省：太康末赴洛前后，陆云与陆机讨论篇籍，涉及诗、赋等十来种文体，约七十篇作品；但论辞赋的就占半数以上，这与建安文人书信中多论辞赋的情形是一致的。就是说，魏、西晋时，各种文体中，赋占据主流。陆云甚至认为京殿、苑猎等题材的写作“需要大才”；因自忖“才不便作大文”，而力劝陆机，“兄作大赋，必好意精时，故原兄作数大文”。时人对赋的看重，可窥一斑。在这个意义上，左思“精思十年”，“门庭藩溷，皆着纸笔，遇得一句，即疏之”，写作《三都赋》，也是这种氛围下的产物。但京都大赋在《三都赋》点亮一时的辉煌后，便无以为继，成了遥远的绝响。时人对赋的重视也悄然变为对诗歌的倾赏；赋更多的，只是留存了它的写作技巧，在诗、奏疏等中展示其不绝如缕的微音。这一点，从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逯钦立《先秦汉魏晋诗》收录的作品就能看出：诗，梁作者总数：166人，作品卷数：28卷；赋，梁作者总数：32人，作品篇数：156篇。作诗的人远高于写赋的人。这与西晋比较，诗，作者总数：74人，作品卷数：8卷；赋，作者总数：60人，作品篇数：404篇。梁时的赋作是远逊于西晋的；赋，确实难以为继了。这也说明诗作中娱乐、练习成分的增多。
大同元年（535），皇太子萧纲与刘遵从兄阳羡令刘孝仪说：“良辰美景，清风月夜，鹢舟乍动，朱鹭徐鸣，未尝一日而不追随，一时而不会遇。酒阑耳热，言志赋诗，校覆忠贤，榷扬文史，益者三友，此实其人。”《梁书》卷四十一《刘孺传》。无限神往的追忆之情，也正说明“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在时人心中的美好印记。当然，这种酒宴间以“剧韵”赋诗，可能一时产生不了真正高水平的诗作；但对于磨炼其文学才华却相当奏效，因为这种赋诗特别讲求速成，文不加点，只有文思敏捷的人才能胜出，更能在互相切磋中提高技艺。陈郡谢氏家族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提高家族的文学水平，也由此出现了谢灵运、谢庄、谢朓等一流作家。但毕竟，视野的窄狭大大限制了磨炼的成效；不过，一旦这种潜能因外界条件的激发而释放出来，其文学才华无疑会有突破性的进展，庾信、沈炯等人的创作就是这样，历经梁末天翻地覆的动荡、漂泊，而终于成就其文学声誉，梁时的唱和、酬答功不可没。
第三节 隶事手法的纯熟与高妙
如果说，引用前人成辞，略加变动，换易一二字，或融会、点化故实是宋齐以来较常见的隶事方式，也是句内隶事的一种方式；可参见《骈文成熟下的进一步开掘》一节。那么，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就整个文段、文气而言，比拟、衬托、夸饰等手法更为关键，这是因为行文不仅在于锤词炼句，累积一些美丽的石子，更在于通篇的体制风格和结构，以此建造雄伟或轻盈的楼阁。这些手段，对魏、西晋人来说，运用得较少，因为它只有建立在单句内融会、点化故实熟习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发展，是高一层次。孙德谦《六朝丽指》第35条指出“文章运典，于骈体为尤要”，为此举“罗列旧典，贵能变化”的五种方式，即“陈古况今，并足其文气”，“借以衬托，用彰今美”，“别引他物，取以佐证”，“无涉本题，尽力描摹”，及“随拈往典，于题无关，可以供我驱遣”。孙氏穷尽心力，以“垂三十年”的光阴精心研读骈文，确实有独到之处。但因孙氏多是举例，并未具体指明，因此略作分析。
一，“陈古况今，并足其文气”。孙氏举萧纲在南康简王薨后《上东宫（萧统）启》：“伏惟殿下，爱睦情深，常棣天笃，北海云亡，骑传余稿，东平告尽，驿间留书。呜呼，此恨复在兹日！”北海，指孔融。这样，以前人的事例来衬托，并足其文气，就很好地表达了悼亡之情。
再如，萧绎《荐鲍几表》：“故已物无遗宝矣。振鹭有充庭之讴，白驹罕空谷之咏，洋洋济济，无得而称者焉。”“振鹭”见《毛诗？周颂》：“振鹭于飞，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白驹”见《诗经？小雅》：“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即借礼遇贤人的故实来进一步补足文意。
二，“借以衬托，用彰今美”，实际上是衬托手法。孙氏举卢子行《为百官贺甘露表》：“昔魏明仙掌，竟无灵液；汉武金盘，空望云表。岂若神浆可挹，流味九户之前；天酒自零，凝照三阶之下。”仙掌事，见《文选？西京赋》“立修茎之仙掌”李善注：“《汉书》曰：‘孝武作柏梁、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三辅故事》曰：‘武帝作铜露盘，承天露，和玉屑饮之，欲以求仙。’”即借汉武帝、魏明帝时的仙掌、金盘事，用“岂若”一词转折，来衬托古不如今，以彰今美。除此之外，第6条亦专门谈了烘托的手法，作者举刘孝仪《谢晋安王赐宜城酒启》“岁暮不聊，在阴即惨，惟斯二理，总萃一时。少府斗猴，莫能致笑；大夫落雉，不足解颜”等，认为“竭力烘托，以彰酒之美也”。并据此总结此“六朝佳处，学者当善体之”。
再如萧纲《谢敕赉善胜威胜刀启》：“赐韩非之书，未足为比；给博山之笔，方此为轻。”认为韩非子《五蠧》等文风犀利，博山如椽之笔，都不能比匹，也构思轻盈、奇特。
三，“别引他物，取以佐证”，即事有前例。孙氏举庾信《为齐王进赤雀表》：“南阳雉飞，尚论秦霸；建章鹄下，犹明汉德。当今天不爱宝，地必呈祥，自应长乐观符，文昌启瑞。”这里用《汉书？地理志》“南阳郡雉县”条引“《太康地志》云即陈仓人所逐二童子名宝鸡者，雄止陈仓为石，雌止此县，故名雉县”，以及《汉书？昭帝纪》“始元元年春二月，黄鹄下建章宫太液池中。公卿上寿。赐诸侯王、列侯、宗室金钱各有差”来加以证明祥瑞。
四，“无涉本题，尽力描摹”，即与本题并无关涉，只是用来描摹、铺写。孙氏举刘孝仪《从弟丧上东宫启》：“虽每想南皮，书忆阮瑀，行经北馆，歌悼子侯，不足辈其深仁。”此处，东宫指萧统，昭明太子爱文学士，特别器重刘孝绰，《梁书》卷三十三《王筠传》：“昭明太子爱文学士，常与筠及刘孝绰、陆倕、到洽、殷芸等游宴玄圃，太子独执筠袖抚孝绰肩而言曰：‘所谓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见重如此。”刘孝仪正是刘孝绰的弟弟。南皮见魏文帝《与吴质书》：“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以下还有“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闲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子侯事，见《文选？扶风歌》李善注引宋子侯歌曰：“吾欲竞此曲，此曲愁人肠。”而这些，都不足与此并论。摇曳笔端，而足见其深情。
五，“随拈往典，于题无关，可以供我驱遣”。孙氏举江总《为陈六宫谢表》：“借班姬之扇，未掩惊羞；假蔡琰之文，宁披悚戴。”班姬，即班婕妤，楼烦人，班固的祖姑。成帝初，选入后宫，拜婕妤。曾作有《怨歌行》。《玉台新咏》载此诗序为：“昔汉成帝班婕妤失宠，供养于长信宫，乃作赋自伤，并为怨诗云云。”诗为“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飚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蔡琰，指蔡文姬，蔡邕的女儿，东汉兴平中，大乱，琰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十二年，生二子。后为曹操赎归，重嫁陈留董祀。曾作有《悲愤诗》。《后汉书》载：“琰归董祀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二者内容，与六宫本不大关涉，但用来发抒情感，一如孙氏所言“盖是借其扇以写惊羞，假其文以形悚戴”。
大体说来，这些驱遣自如、灵动的隶事（修辞学上称引用），多是暗引，显示出引用的技巧。这基本上都是齐梁以后的文章，也说明了这一时期隶事技巧的成熟。但运用故实，都不免会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可资化用的故实往往有限，进一步，有限的几个故实中，即便不考虑重复、因袭，或堆砌，也可能不甚恰切，因为历史不可能再现。这样，直接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就势必采用其他方式，加以侧面比拟、烘托、夸饰等，增添表达、修辞效果，也即孙氏所说的：“凡事有古无今有，稽之载籍而无从采伐者，惟用比兴之体，乃可以因应无穷”。孙氏说的“比兴之体”，就是“善于譬况”，即比拟、衬托。这里借《文选》卷五十九沈约《齐故安陆昭王碑文》为例进一步加以说明：
全赵之袨服丛台，方此为劣；临淄之挥汗成雨，曾何足称。
虽春申之大启封疆，邓攸之缉熙萌庶，不能尚也。
刑政繁舛，旧难详一。南山群盗，未足云多；渤海乱绳，方斯易理。其间所用故实，为节省篇幅，不再一一指出，自可参见《文选》李善注。
我们看这些比拟、衬托，说吴郡富饶、繁华，士民众多，则“袨服丛台”、“挥汗成雨”，都“方此为劣”，“曾何足称”；述治绩显赫，则春申君“大启封疆”，邓攸“缉熙萌庶”也未能多比，“不能尚也”；辩会稽郡难以治理，则以“南山群盗”、“渤海乱绳”反意作比；言萧缅以仁政化人，则“南阳苇杖”、“颍川时雨”，都无以“比其仁”、“丰其泽”；叙萧缅死后，人情哀伤，则“邓训致劈面之哀，羊公深罢市之慕”，都“远有惭德”；论萧缅智思巧妙，则“弈思之微，秋储无以竞巧；取睽之妙，流睇未足称奇”，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史籍上有名的类似事件都不能与今日相比。这样，侧面烘托之下，而见其意义非凡。这些例证，也可佐证孙氏的论断。这当然是一种典型的隶事思维方式，齐梁时屡见不鲜，即古时某某远不比今日某某。但用得多了，滥了，也就成了一种俗套，而了无新意。
孙氏曾比较过齐梁时的大家任昉、沈约的优劣：“彦升用笔稍有质重处，不若休文之秀润，时有逸气为可贵也。”。一定程度上，任昉、沈约用事都较繁多，特别是任昉，“昉既博物，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但之所以沈约文“秀润”，“时有逸气”，就与这种比拟、衬托有很大关系：
然则彦升之诗，失在贪用事，故不能有奇致。吾谓其文亦然，皆由于隶事太多耳。语曰：“文翻空而易奇”，以此言之文章之妙，不在事事征实，若事事征实，易伤板滞。后之为骈文者，每喜使事，而不能行清空之气，非善法六朝者也。
孙氏的解释很有说服力，即“事事征实，易伤板滞”，而不能行“清空之气”。在《齐故安陆昭王碑文》中，沈约用事确实不少；但文气流贯直下，却也不用讳言。此文为《文选》所选，也看出了价值。当然，孙氏说的“秀润”、“逸气”，也可能涵指《拟风赋》、《丽人赋》、《伤美人赋》、《愍衰草赋》等作品。此不多论。
但比拟、衬托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不可超越一定的限度，否则，就可能以辞害意了。
在刘勰看来，“文辞所被，夸饰恒存”，是自然而然的事，《诗经》、《尚书》中都有这种例子，如“言峻则嵩高极天，论狭则河不容舠，说多则子孙千亿，称少则民靡孑遗”，但还没到“害义”的地步。不过，到了宋玉、景差等人所作的《楚辞》，以及袭《楚辞》而来的汉大赋，这种铺张扬厉、夸饰之风却一发不可收拾了：
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相如凭风，诡滥愈甚。故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从禽之盛，飞廉与鹪鹩俱获。及扬雄《甘泉》，酌其余波，语环奇，则假珍于玉树，言峻极，则颠坠于鬼神。至《东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验理则理无不验，穷饰则饰犹未穷矣。
到了齐梁，时人更纷纷仿效：“辞入炜烨，春藻不能程其艳；言在萎绝，寒谷未足成其凋；谈欢则字与笑并，论戚则声共泣偕”。但这些夸饰，“验理则理无不验（内容上诡异），穷饰则饰犹未穷（未极尽夸张之能事，指言辞淫丽）”，出现了严重的弊端。刘勰不无批评的语气中，道出了当日的夸饰有时确实是不分场合、情态而一味肆意夸饰、骋辞。这种情形，即便在较为看好的《齐故安陆昭王碑文》中也比比皆是，再如沈文中，说恩泽无所不及，甚至“蝼蚁之穴靡遗”；说照察天下，是“容光之微必照”。孔子曾说过“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而萧缅理境，竟还不用一个月，就地方大治，就“倾巢举落，望德如归”，“卉服满涂，夷歌成韵”，“风尘不起，囹圄寂寞。富商野次，宿秉停菑”，甚至连虫子也不来侵害。这跟蔡邕追悔诔文之作，后人称为“谀墓文字”，又有什么质的区别呢。尽管其间不无现实人事的纠葛、掺杂，但沈约在非古是今中骋辞夸饰的萧缅才、德、能等，赞其峨峨功德，还是不免让人有汗颜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