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叶性，在苦苦地追求摸索了一段时间以后，终于等来了一次机会，那就是王阳明的被贬。王阳明因得罪朝中权贵，被贬到贵州一个叫做龙场的地方作驿丞。途经株洲，因想到岳麓书院乃南宋理学圣地，于是迂道六十余里而登山拜访，受到了叶性的欢迎，并邀他登坛讲学。因王阳明乃当朝第一大名儒，儒学宗师，而且王阳明乃陆学的传人，系陆九渊心学的集大成者。陆学与朱、张学又一次会于岳麓，该又是一次怎样的盛会呢？天下士子学人，也就风起云涌一般集结书院，从此亦是使得中断百余年的岳麓书院又一次出现了像当年朱、张会讲以后一样的盛况。王阳明的被贬，对王阳明本人来说无论如何是一种悲剧，而对岳麓书院来讲却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是一种英大的幸运了。
王阳明，字守仁，又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氏。其先祖乃千右军王羲之。高祖王龠禾乃国朝一代大儒，对《礼》、《易》尤有研究，著《易微》数千言。曾祖王世杰，人呼槐里子，亦为国朝大儒，祖父天叙号竹轩，有《竹轩稿》、《江湖杂稿》流行于世，曾作翰林院修撰。其父王华，字德辉，号实庵，尝读书于龙泉山中，又称龙山公，明成宗辛丑年间赐进士及第第一人，官至南京吏部尚书，进封新建伯。王守仁就出生在如此一个官宦之家，系钟鸣鼎食大户，实实在在的书香门第。
据传守仁在母胎中生长十四个月。出生之时，天降瑞云，其祖母似梦非梦的，见瑞云之间一神人端坐，金光四射，送子至儿媳所居室内。迷迷糊糊中听到儿媳的呻吟声，睁开眼睛跑到儿媳房中，见儿媳正捂着腹部，额上豆粒般的汗珠直滴，便叫仆人前来侍候。仆人到来，知道是主人临产，急忙准备分娩工具，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喊叫声中，终于传来了婴儿呱呱坠地的声音。仆人抱起一看：“是个儿子”。祖母见儿媳产一儿，白白胖胖的怪是可爱。祖母清楚，此儿乃上天所赐，其前途或许不可估量。只是天机不可泄漏，于是只把王守仁出生之楼命名为“瑞云楼”。
王守仁幼时木讷，五岁不会言语，家人以为傻，而低估之，惟其祖母则一如既往地爱若掌珍。常与人日：“此儿非痴，乃大富贵之人耳”。小王守仁虽然不善言语，但却聪颖异常，随其祖父读书，过目能诵。其祖父亦以为异，及稍长随祖父出游。一日随祖父赴京师途经金山寺，金山寺方丈道祖禅师，乃其祖王天叙老友，早年亦做儒生，对儒学颇有研究。
老友相聚，于是设宴款待，饮酒赋诗，附风随雅，二老终究才思不及，搔首寻句，尚未成章。一旁的王守仁竟是高吟：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
醉依妙高台上月，玉萧吹彻洞龙眠。
道祖大惊，接着以“蔽月山房”为题令守仁作诗，亦是随口而占：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
道祖听了，便觉有圣贤之气，于是向老友王天叙作揖贺之：
“令孙人小志高，有搅江揽月之志，聪慧异常，若以‘格物致知’之学以规之，定成大器，切忌滥于辞章之间也”。
临别道祖禅师以戒语嘱天叙，道祖禅师乃道德高尚之士，于儒佛之间亦是通才，听他之所言，天叙也就认定，守仁非等闲之辈，更兼其祖母，梦见神人送儿故事，天叙更是钟爱，于是携他游历了大山名川。使他于壮丽山河之间，领略自然的神奇，造化的灵秀。有了如此经历，王守仁的心境，竟是前所未有的开阔。次年，命读于京师，问学于国子监，学业突飞猛进，居同窗之首。尽管王守仁才高八斗，然而科举却屡不得志，作了举人以后，参加会考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失利，以至于同窗都不以他为荣，而以为辱了。但王守仁并不因此失意，加之恩师的劝慰而更加依自己的方向努力。
到了弘治十二年，离他第一次参加会考的弘治六年，已经又六年了，才勉强中了进士，赐二甲进士出身。不久因上书陈述有关西北边防的八条策略而被任命为刑部主事，不久又补任兵部主事，兵部主事是个正六品上的小官，但王守仁不以位卑忘忧国。
王守仁生活的年代，虽系明朝的中期，但由于皇室的内部矛盾，及官宦的相互倾轧，朝廷亦是矛盾重重，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当年他游历祖国河山之时，就有畿内的石英、王勇起义，又有：秦中的石和尚刘千斤作乱。朝廷为此事搞得焦头烂额而无可奈何，诸武将却皆有勇无谋或有谋无勇之辈。王守仁有感于此，因此常留意于兵书战策，研读行伍布阵之法。居然很有心得，亦练剑舞刀，持枪弄棍居然练成了一身武艺，以后居官，多次平定叛乱，而累积军功，受到朝廷重视。
王守仁研究儒学之时，朝廷已是纯正的程、朱理学统治天下。由于南宋后期，宋理宗皇帝对朱熹的重视，南宋的理坛亦只剩了孤零零的一个朱熹了。后来忽必烈得了天下，重视儒学，亦是以程、朱之学作为正统之学，是朱非陆，已成了定论。王守仁早年徘徊于佛老之间，特别对于成仙作祖极有兴趣，因此多次想辞官不作，而潜入佛老之门。因此对于佛老之学的打坐修心功夫极为崇尚。对于以心为宇宙本体的陆学也极为叹服。只是他对于佛老的六亲不认的观点极为不满，所以才没有遁入空门，而是以陆九渊的心学作了研究对象。对于朱熹理学的否认，是他中举以后，按朱熹“格物穷理”的法子，去格官署里的竹子，但格来格去，面对竹子，不管早晚，殚精竭思，不仅竹子之理没有出来，自己却因此积劳成疾，而病得一塌糊涂。于是也就认定，朱熹的“格物穷理”有欺世盗名之嫌。尽管朝廷渐渐地对儒学有了宽松的政策，渐渐地确定了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他竟反其道而为之，将淹没了数百年的陆学掘了出来而光大之。慢慢地对于陆学从“接着讲”到“讲自己”了。
王守仁能文能武，文足以安邦，武足以定国。然而他的官运却总是不如人愿，稍有升迁，不久也就遭谗而贬，总是徘徊于升、贬之间，而难以稳定。他的学术，他的思想，朝廷也难以接受。然而使他引为安慰的是，士子学人争相与游，他讲学于白鹿洞书院，使得白鹿洞犹如当年朱熹掌教一样，盛况空前。他的人生也好像当年的朱熹一样，愈是朝廷歧视贬斥，其儒名就愈高，从游者也就愈众。明孝宗驾崩，武宗朱厚照，继了大统，定年号为正德。这武宗皇帝虽系朱氏子孙，却实实在在地反列祖列宗常规，不信佛老，不祀神鬼，独尊程、朱，定程、朱之学为国之正统，为科举会试之必考科目，对于以心为宇宙本体接近于佛老之学的陆学，大加排斥。
却说这武宗，虽是九五之尊，亦尊程、朱之学，却实实在在地是一个好色之徒，为了淫乐，不理朝政，却把大权，一股脑儿交给司礼太监刘谨处理。
讲到刘瑾，旧系苗种，为中官刘中养子，袭姓为刘。武宗在东宫稚年好戏，刘瑾由宫外弄些鹰犬鸟兽之类进宫，以博武宗欢心。武宗但知玩耍，因倚刘瑾为左右手，片刻都离他不得。这时武宗继位，便封刘瑾为司礼监，统掌皇城内一应仪礼并刑门铃束、门禁关防等事。
刘瑾欺武宗年幼，便乘机广植势力，渐渐地干预起政事来。虽有李梦阳、刘健、谢迁等一班托孤之臣竭力把持，但刘瑾自恃宠信，易于进言，往往欺凌大臣。谢迁见政事已现乱像，心里实在忍不住，当时上章直谏，劝武宗整饬朝纲，节制游戏。大学士上国柱刘健，攻讦刘瑾擅干国政，私斥勋臣，请旨查办。李东阳更当殿面陈，宦官专权，朝纲败坏，谏武宗勤修政事，远避佞邪。这位正德皇帝到底年轻脸嫩，怎经得起诸阁臣正言厉色地直谏？把他弄得面红耳赤，嗫嚅了好一会才讷讷地说道：“诸臣请先退去，容朕慢慢地照办就是。”
李东阳等下朝，正德帝回到宫中。自思幼时到如今从不受过谁的气，现在做了皇帝，倒转被大臣们掣肘起来。不是比较做太子，反觉得不舒服了吗？正德帝越气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于是在旁的宫人相劝了几句。这位年轻皇帝很任性，竟放声嚎哭得伤心处，恰好刘瑾进来，连忙跪地叩问缘故，这正德帝便向刘瑾一说。刘瑾跪奏道：“陛下身为天子，万事自由宸衷独断，何致受大臣欺凌”。
正德帝叹口气道：“他们是顾命之臣，不得已略与优容。”
刘瑾道：“那不是这样讲的，倘阁臣专横不奉上命，难道容忍他们胡来吗？况臣权过重，下者骄上，尤须预防有不臣之行，这是历代所恒是的事，元朝的泰定帝乃榜样也。”
正德帝听了，正打中心坎，不由他点头自语道：“这话很有哲理。”从此正德帝对众大臣们言辞不大听从，所有奏疏，只批“闻知”两字，日子久了连奏疏也不批了，一股劲地贪玩。而刘瑾故意在武宗淫乐兴头时机，前来奏事，搬出一大堆的文件，请武宗御批。事实上，刘谨十分清楚，正在淫乐兴头的武宗，又岂会顾及这些文件。只见他不耐烦地挥手，怒道：“朕要你们干甚？什么事都来找朕！”
意思也就是，“这些事，你刘谨处理了不就是！”刘谨的奏事，其实也就是为了等待武宗的这一句话。于是大喜，竟是抱了文件回家，大模大样地“看”了起来。刘谨识不了多少字，不能亲自动手“御批”，却让他的妹夫孙聪和心腹张文冕捉笔。
孙聪和张文冕，都是不学无术之辈。虽为代笔，所撰批语也是狗屁不通，让大臣们看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因武宗整日淫乐，不理朝政，朝中大臣也就清楚，这盖着玉玺的“御制”皆出刘府，也就干脆，什么事情都向刘谨请示，大有“不知有天子只知有刘谨”的味道。
朝政如此，朝中正义之臣，也就心急如焚。刘瑾的倒行逆施，惹火了一些正直朝臣。然而大家数次弹劾都没能把他弹倒。反而越弹官升得越快，人们戏称是弹棉花，把刘瑾叫作棉花。
给事中吕’羽中等上疏弹劾刘瑾，请处以极刑。武宗览疏大怒，立刻下诏捕jj中等下狱。奏疏传至南京，南京给事中戴铣见后，大为赞叹，又为其得罪而义愤，便和御史薄彦徽上疏，言辞很激烈，揭露刘瑾祸国殃民的罪行。
这道奏疏竟到了刘瑾的手中，刘瑾恨得咬牙切齿。武宗喜好击球，一击到高兴时候，不顾一切，每有棘手之事，刘瑾就在这个时候去见武宗。这次也如此，只在武宗击球到兴头上去送奏本。武宗见到奏本，不耐烦地说：“你看着办吧？”
刘谨要的就是这句话，于是将吕翀、戴铣等人逮捕杖责，削职为民。
王守仁见此，亦是认为武宗所为，有侮忠臣，有寒朝臣之心，于是上疏以期救戴、薄二人。然而当王守仁的奏折还没有转呈到武宗的手中，刘谨早就扣留了。见王守仁大揭自己的疮疤，而大表戴、薄二人之功，很是恼怒。尽管武宗即位，已正了儒学的正统地位，但武宗所崇仅为程、朱之学，对于陆学，却一直是采取抵制与压抑的。王守仁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洗陆九渊“无实之诬”，要改变“是朱非陆”之定论早就已经引起了朝中大臣及武宗帝的不满了。有了如此机会，刘谨就找了个极好的借口大打出手，竟代拟了圣旨，将其贬到一个很远很偏僻的贵州的一个叫做龙场的小县做了驿丞。
并且将他重打五十大板，打了个半死。从钻心的痛苦中醒来，又将回到钻心的痛苦中去。
于守仁真的不希望自己能醒过来了，就这样含痛地离去，离开这腐朽的是非之地，让灵魂得以解脱，得以升华，那该是怎样一种境界！偏僻的崇山峻岭，没有教化的深山居民，到时他该怎样相处，时常出没于山问林子的蛇虫虎豹，猫狸豺狼，他该怎样面对，那蛊毒瘴疠，对于一个钟鸣鼎食人家出身的书香子弟，该是怎样的一种危险的存在。他更清楚，所谓驿丞，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牧马的总领头，只不过是一个官儿一个兵，二十三匹马儿，二十三副铺陈的家当。到时他将自食其力，亲自砍柴，亲自浇园，亲自采菜做饭，做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夫，不，比一个地道的农夫更惨。因为他必须忙内，亦必须忙外，要做一个男人该做的，还要做一个女人所必须做的。他真的想到死，死其实并不可怕，那五十板重打下去，他只觉得开始有些钻心的沉痛，以后也就不知道了。等到又觉得钻心沉痛以后，上头也就有了通知，让他立即离开京城，赶赴贵州上任。于是他忍着痛，拖着被打得肿如水桶一样的大腿，爬行着。他非常的凄凉，平时的好友，朝中的大臣，却像避瘟神一样的回避他。平时从游的学子友人，亦敬而远之。好像此刻与他接近，就会感染一种瘟疫，一种不可治愈的瘟疫一般。他终于看透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人情世故。于是他想到了佛老，他想到那些看破红尘而遁入空门的佛老之徒。什么仁、义不过是漂亮外衣掩饰下的一张画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