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赵扩派人抄了韩府，果然搜出了私藏龙袍三套，开了府库，搜出奇珍异宝四千余件，金银三千余万两，韩侂胄被削了爵位，腰斩于市。其同党亦是该斩的斩了，该罢的罢了，该流放充军的流放充军了，偌大一个朝廷，只剩下几个人了。
韩侂胄身败名裂，应验了朱熹所言：“君心不正，近习弄权，人欲横流，纲常不振，国家大乱。”
此刻却有国子监的太学生作了奏章呈进，请求为已故宗师朱熹平反昭雪。
“已故侍讲朱晦庵，学问纯正，本质刚烈，凌节不屈，蒙冤九泉，堪为人伦之表，今阴霾已扫，奸佞已除，祈叩陛下，追复晦庵之誉，而伸理学于天下。”
本来在朱熹死后，施康年上折之时，宁宗就有过为朱熹平反之心，今见太学生复奏，正中下怀，即命礼部考了朱熹政绩、行状，不久降旨天下，大言朱熹功劳，追谥朱熹“文”，同时，诏告天下，解除党禁，恢复被禁儒经为开科取士的必读之书。
赵扩在铲除韩侂胄集团后又为朱熹、赵汝愚等平反昭雪，进行了一系列追赐封诰，天下可算是太平了。蒙古人铁木真异军突起，在消灭了辽国、夏国，统一了北边以后，挥戈向大金国推进。为了应付铁木真的战争，完颜氏哪里还有精力顾及南宋的事？因此南宋天下真是少有的海晏河清，歌舞升平了。
如此过了十多年，赵扩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驾崩了，赵昀继承了皇位，叫做理宗。
赵昀做了皇帝后，一日检阅前朝奏折，见有朱熹批评先皇宁宗的折子，乃细看，折云：“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进退宰执，移易台谏，甚者方聚进而忽退之，皆出于陛下之独断……况中外传闻，无不疑惑，皆谓左右或窃其柄……”
见折子字字珠玑，充斥儒雅之气，无不刚直，赵昀读毕，竟是大发感叹：“真诤臣也！”以后理宗专找朱熹的折子来读。这理宗，本是很聪颖的，读了朱熹的折子，在朱熹的折子中便感悟出了朱熹理学的“正心”与“诚意”，于是下诏天下，诚集朱熹之书。一时间，朱熹所著有如雪片一般飞向理宗龙案，有数百种之多，内容包罗万象。理宗一一检阅，细细一数，竟有四十八集，五百余卷。
理宗将其合集为《朱子全书》，交付国子监刊刻，特别是对朱熹所集注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进行细读精思。
一日坐朝，理宗对群臣诏谕：“朕读晦庵之书，深得其旨矣，晦庵之书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他甚至断言：“以后无论谁做皇帝，欲复无德王道之治，必来取此法矣。”
他继位不久，就召集了满朝文武大臣，举行了一个非常隆重的仪式，对已经逝去的朱熹进行了册封追赠。他让礼部制发了诏书，亲自授意：“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朕励志讲学，缅怀典型，特赠熹太师，追封信国公，谥如故。”宁宗在铲除了韩伲胄后，依了国子监太学生所奏，对死去的朱熹进行了追谥，谥为“文”。因为有了宁宗帝的谥号在先，且这个谥号于朱熹来说，亦是恰如其分，不再更改。理宗对朱熹进行庄严隆重的册封，天下士子儒生欢欣鼓舞，拍手称快。从此朱文公同至圣先师孔子、亚圣孟子一样，受人崇拜起来。朱文公的故乡更是建起了圣庙专祀文公，国子监各州县学亦将朱文公请进圣庙，享受孔孟圣人的待遇，朱文公的著作也列为学士儒生必读之书。由于宁宗时禁绝“大儒之书”，更定朱文公著作为“伪学之魁”，因此而备遭销毁。如今这般风靡，朱文公著作身价百倍起来，引起“洛阳纸贵”。国子监及各州县官学如此，各地书院更是风靡而起。岳麓书院尽管系朱洞所缔造，而不像白鹿洞书院那样为朱文公亲自建造，然而岳麓书院确实耗费过朱文公许多心血，确实得到过不亚于朱文公对白鹿洞书院那样的厚爱。早年的朱、张会讲，已经给岳麓书院镀上了一层闪烁的光环，从而使得岳麓书院像周式得到真宗召见一样，再一次名震天下，誉满神州。天下学士儒生，朝圣一般，惟岳麓是瞻，致使岳麓书院人满为患。朱熹以后任职湖南安抚使，又学兼岳麓，“假之师帅之职，责以治教之功”，更是亲自主教岳麓，为岳麓书院的更建更是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因此岳麓书院山长及学子认为，尽管岳麓书院不系朱文公亲自所建，但他对岳麓书院所倾注的感情，亦同张栻一样，比他所倾注在白鹿洞书院的感情不减分毫。于是奏请潭州知州，征得朝廷同意，拨出专款，于讲堂左侧建了崇道祠，专祀张栻、朱熹。红墙黄瓦，雕梁画柱，四周绿树成阴，溪水长流，内塑了朱、张二儒身像，立了朱、张二儒神主，把朱文公同岳麓书院湖湘学的盟主张栻同等对待。神主牌位之下，设了红术供案，置大香炉于左侧，绘张、朱会讲图悬于正中，绘朱文公任职湖南遗迹图于两侧，命为八题。日：“麓山讲学，衡岳同游，安抚湖南，降谕洞獠，更建书院，节制虎军，录旗忠节，考正礼仪。”每题书年谱于文之首，而各为之作赞于后。在讲堂右侧建了“谕苗台”。这是根据当年朱熹任职湖南时收降蒲来矢起义修建的。当年朱文公任职湖南，出兵于洞獠，然而又召洞獠首领蒲来矢归降，通过说教感化，薄来矢心服口服于他。蒲来矢有感教化之功，亦即召了苗人首领降于朱熹。湖南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潭州，古三苗国之地，洞蛮瑶略有四种，日獠，日狳；狑最轻捷者日猫，猫即苗也。因为古字少，而多通用，所以朱熹认为，三苗即最轻捷者猫。这些少数民族一般居于较为僻静的山区，多数没有教化，有天高皇帝远，山高鸟不飞的闭塞。朱熹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一到任，出兵镇压蒲来矢等少数民族起义时，并不是以军事镇压为主，而是将其集于岳麓讲堂右边之草坪，让其席地而坐，进行集中学习培训，讲解朝廷对于这些少数民族的政策，讲解儒学的“仁义礼智信”及自己所主张的“正心诚意”之学，讲解“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之伦。因为朱文公说教于此，就于此修了“谕苗台”。
理宗继承皇位以后，对朱熹进行了追赠与追封，为他及其理学进行了彻底的平反，使得天下民心归顺，金国完颜囚对要应付蒙古铁木真的战事，更是无暇顾及南宋的事情了，所以理宗帝除了照旧向金主进贡钱币、美女之外，便高枕无忧，优哉游哉地到处巡视民情，游山玩水，享受群臣及天下子民的顶礼膜拜和山呼万岁。他似乎对于做“儿”皇帝、“侄”皇帝已经很习惯了，也许还认为有了大金“父”皇、“叔”皇作为靠山，很是安稳，大有大树底下好乘凉的味道。所以当铁木真的蒙古军队发展壮大、并不断地侵犯南宋的“父”皇时，宁宗也好，理宗也罢，谁也没有去理会。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在其“父”皇、“叔”皇与铁木真短兵相接，大动干戈之时，南宋的皇帝们谁也没有去想“靖康之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谁也没有去想，如果此时发兵北上，在“父”皇、“叔”皇的背上插上一刀，或许可以雪“靖康之耻”。但他们倒是很大度地容忍了这些属于前辈的耻辱，很大度地讲起了“仁义礼智信”来。因为南宋的这些皇帝们清楚：如果乘人之危，而捅一暗刀，是不符合儒家理学规范的；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是为不仁，儿子对老子，侄子对叔父，动起手来，是为不义，亦是无礼。金人战蒙古我乃坐山观虎斗，金人乃南宋之城墙，就让他们去争个鱼死网破，亦或鹬蚌相争，到时还可坐收渔翁之利，是为大“智”也。既是“父子”、“叔侄”就该相互有信，所以南宋的皇帝们才不去做那些伤天害理、有背圣道之事呢。尽管北国烽火连天，血流成河，宁宗也好，理宗也罢，谁也没有去考虑：假如他们的“父皇”金国战败，铁木真会就此勒马而不问鼎南宋天下么？因没了搔扰，他们倒是很安逸地做起太平盛世的皇帝来。
因做太平皇帝少了些刺激，久而久之，觉得无趣，于是宁宗帝今天换宰相、明天易谏臣。理宗帝是读了许多圣贤之书的，特别对朱文公所集注的《大学》、《中庸》等《四书》情有独钟。所以他一承大统，就为朱熹平反正名，大加追赠封赐。在忙完了朱熹一大摊子事情之后，又率了文武大臣、王妃贵人，风尘仆仆地赶到曲阜，对孔圣进行了朝拜与祭祀，对孔圣的后裔衍圣公再一次进行褒勉与馈赠。当然，理宗帝如此出游，亦大开了眼界。尽管江山已只有半壁，没有了北国的风光，也没有千里冰封的壮观与粗犷，然而南疆的青山绿水、鸟语花香，使他心旷神怡。于是他多了寄情山水的闲情逸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