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天下之理，保万民之心，这才是忠臣，才是孝子也！他深感自己肩上担子重大。作为御史，他认为，对当前的党禁他有必要力谏，但他也清楚，凭自己一人之力，未必就能撼动大树。为了这“致君泽民”，他几乎未能安寝，孑身孤灯，户外一团漆黑，吴猎深感环境的重压有如乌云压城，因而喟然长叹。时儒学大师陈傅良见朝政如此，忧心忡忡，打算辞官不做，归隐山林。他与吴猎是同僚，亦算政道相近的朋友，于是把自己内心的想法与悲哀尽情向吴猎倾诉：“某观朝局，终为一人之天下矣，韩侂胄所为，比之当年的秦桧有过之而无不及也。”陈傅良把自己的看法告诉吴猎。
“岂止如此？韩侂胄其实在营私结党，独揽天下大权，他在搞党锢也！”吴猎不无心忧地说。
“如此同朝出仕，终究为人所算，而成阶下之囚，某想趁此递了辞呈，以归山林，终究可以保住性命。”
“先生此言差矣！”听了陈傅良忧悒之言，尽管吴猎也有同感，但还是尖锐地批评起陈傅良来：“先生实乃一代宗师，弟子遍及天下，却是如此锐气尽丧，闻虎色变，岂不被天下耻笑耶？为臣者，忧君忧民之事也，今君侧奸佞当道，天聪被蒙，正是我等肝脑涂地、以死进谏之时耳，岂可以一走了之乎？”
吴猎忠心相劝，陈晓利弊，权衡轻重。陈傅良听了，顿觉热血沸腾，放弃了原来的打算，决心与韩侂胄斗争到底。为了给朝中正义忠臣创造一个进言环境，吴猎冒了生命危险，向光宗作了如此进谏：“陛下临御未数月，今日出一旨去宰相，明日出一旨去谏臣，是谓乱政也。”
吴猎因为直谏，反对党禁，因此而落了个被罢官的下场，激起了朝中正义之士的激愤。吴猎的学长、同是岳麓书院张栻高足的彭龟年也奋起反抗，为吴猎大打抱不平。
且说这彭龟年命运比起吴猎来要好得多，一出书院之门就中了进士，开始做袁州的宜春尉，又做吉安永福丞，后来受了郑乔、张均的荐引，引起皇上的高度重视，提拔他做了太学博士殿中侍御史，以后又做中书舍人吏部侍郎等。他做官为人，善恶是非，辨析甚严。他也跟吴猎一样，认为圣贤教人乃在求仁，舍此人心不应，性和命不立。他与吴猎同朝为官，只是他为地方小吏，两位难得一聚，后作了京官，见面多了，志同道合，经常彻夜长谈，切磋理学。吴猎因党禁之锢而舍死力谏而被罢官。彭龟年却偏不以为然，在大臣们都不敢言理学的情况下，独彭龟年反其道而行之。他不惜冒生命之危，大骂韩侂胄为奸臣，“上朝不离班位，伏地叩额，久久不起，以致头破血流，血渍甏甓，以死相谏，为吴猎叫冤”。他的这些过激的言行，早就激起了韩伲胄的不满。韩也欲除之而后快，只是光宗见其忠鲠可嘉，不忍加害，也就只好以罢官作罢。
因“党禁”使得光宗连罢两位舍身进谏的忠臣，朝中其他大臣慑于韩侂胄的淫威，个个噤若寒蝉，光宗从此难听忠言。“难道我南宋王朝竟如此太平！”在听了韩侂胄及其党羽歌功颂德的一片言论之后，光宗不禁皱了眉头。事实上他很清楚，自己偏居南隅已是不幸，而且北方异族时刻都在虎视眈眈，边境烽火没有一天停息过，因为抗战，国库已十分空虚。
为了充实国库，光宗曾把天下所有州县府库掏空，集中国库以资军需，解决了军需之急。然而府库空虚就得加重赋税，因为加重赋税，就造成了许多州县民不聊生，农民起义时起时落，加上近几年天心不顺，旱涝之灾接连不断，国家也并不像韩相所言“主上洪福，天下太平”。光宗皱了眉头，遍视群臣，见群臣个个畏缩，难于启齿，于是顿有所悟，反倒思念起吴猎、彭龟年来，慢慢地开始怀疑韩侂胄，并开始疏远他，不再单独召见他，有些军国大事也不找他商量。韩健胄见光宗如此，自知树敌太多，终究会招来杀身之祸，于是向光宗递交了辞呈，请求罢免宰相之职，愿赐全尸以归山林。光宗接了辞呈后并不挽留，任他去了。韩侂胄被罢了相，党禁也就解了，众大臣也就同奏上本，力保吴猎、彭龟年，光宗依了，复吴猎原职，彭龟年外放重用。
数年的罢官并没有挫伤吴猎、彭龟年的锐气，光宗依了众臣所奏复了吴猎原职，上朝的第一天吴猎就向光宗帝提了尖锐的建议。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南宋王朝的懦弱与妥协，一味迁就金人，完全忘记了“靖康之耻”。一席诤言，把光宗帝说得满脸通红，然而却是事实，光宗帝又不好乱动天威。吴猎指出朝廷“以偷安为和平，以不事事为安静。天经地义，陷溺而不知，以养不耕不战之军”，把以光宗为首的满朝文武骂了个狗血喷头，忠义之士个个拍手称快，却又都为他的性命担忧。伴君如伴虎，吴猎如此尖锐的言论，足以激怒满朝自光宗以下的每一个大臣。但光宗并没有大怒，事实上他也不应该发怒，因为南宋目前面临的实际他十分清楚，于是他命吴猎作了户部郎总领京湖财赋，兼任荆湖北路安抚使，总领中路的备战工作，准备北伐。吴猎力谏北伐，力谏朝廷有所作为，没有想到却为自己讨了份苦差，上好的京官不做，一介儒生竟做起武将来。但吴猎自己觉得有些趣味，所以他一面研读儒家经典，一面又研读起兵家的著作来，竟把儒家的经典与兵家的著作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他“移书当路，到处张贴、散发广告，号召有志之士克己勤王，保卫边疆，刺子弟以补军实”，到处招兵买马以补充兵源，筹集粮饷八十余万担，做了充分的物质准备。战争开始，他以荆湖北路安抚使“节制本路兵马”亲临前线指挥战斗。金人凭他们军强兵盛的优势，和多次与南宋交战的经验，兵围襄阳、德安，接着又挥兵竞陵。当时局势相当危急，吴猎以一介儒生为将，竟秉承“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儒学精神，以及“致君泽民”的理学道义，临危不惧，指挥若定，驱兵相拒，短兵相接。金人善骑，最善于马上作战和远距离作战，对于这种以死相拼的短兵交战却并不习惯。特别是吴猎那种以死报君的果敢行为，使金人吃惊不小。因此不久，金兵就战败而去。虽然光宗北伐，整个战争并没有取得全面胜利，但吴猎这个儒生所节制的本路兵马却取得了中路军两部战区战争的全面胜利，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了南宋王朝一个小小的安慰。当吴猎潇洒战场、与金人大动干戈之时，作为学长的彭龟年正在袁州作官。吴猎的捷报传到京城，又传至袁州，彭龟年可羡慕得要命，他连夜作书，阐述岳麓书院经世济国的精神，对吴猎大加赞赏，并表示祝贺。而事实上，彭龟年在袁州亦是政绩显赫，可谓与吴猎相驱并进。金人对南宋长期用兵，早已造成南宋国体肢残，民不聊生。南宋朝廷为了抗金，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地方官府又层层盘剥，彭龟年以一个理学家的眼光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民，国之本”，把普通的百姓当成了人，而且当成了国家之本，于是在他行政中处处为民着想。当然彭龟年的“泽民”反过来也是为他的理想“致君”服务的，只有“泽民”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致君”。事实上也是如此，没有民何来君？所以在他治内确实采取了许许多多的与民生息的政策，他“罢和籴以平米价，治市侩以宽商旅，撙浮费以除鱼湖之输，又层层扫清社会的尘渣，还治内一个太平安乐的环境。他鼓励商贾从事商业活动，又亲自对赋税的现状作了调整。在他任职期间，其治内也就国泰民安，民间欣服。由于他从政清廉，政绩显赫，于是进一一步得到朝廷的重视，不久就迁升作了宝谟阁侍制致仕，作了朝官。远离了人民，却亲近了皇帝，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而今已远离江湖，近居庙台，彭龟年又恢复了被罢官前的本性，通过数载当地方官的磨砺，数载与民的接触，他更成熟、更理性了。
作为一个忠臣，彭龟年当然寄希望于“圣君贤相”，但是从他数十年官宦生涯的体会得知，“君圣”“相贤”似乎并非一件很容易、很简单、说做到就能做到的事。大宋一代，自太祖开基以来，“圣君”有几个？贤相又有几个？当然，“圣君”是主要的，要有圣君才会有贤相，然而什么样的君才是圣君？他认为“致君泽民”理想的实现，最终就是要勇于进谏，使“君”保持清醒的头脑而致“圣”。也就是说，要敢于对君的过失说不，敢于弹劾，但要做到这一点何其难哉？
没有冒死犯颜的气概，谁敢？然而朝廷的确存在近小人远君子、忠佞不分的现象。当此之时，光宗皇帝自觉年老体衰，无力主政，也就引咎辞职把皇位传给了太子宁宗。却说这光宗皇帝“禅42＿”帝位给了宁宗以后，位是让了，可官却没有让，实权仍旧在握，仍旧住着象征南宋皇权的泰安宫。宁宗继了皇位，可没有入主泰安宫，于是很有一些想法。为了显示自己乃一帝之尊，宁宗于是决定另造泰安宫以示分庭抗礼。皇室修建宫殿，大兴土木，这又会给天下黎民带来多少的灾难！彭龟年听到这个消息，联想到他做地方官时与民相处的情景，因战争民不聊生的现状，因战争官府盘剥的惨相，他只觉得热血上冲，浑身沸腾，于是连夜上书，犯颜力谏宁宗。乃云：“当今社稷，金人累以兵相犯，数十载边境不得安宁，本朝连年用兵，国库渐虚，虽集州县之财以充国库，然则州县已空，亦为国者所不能忽视者。国库已空也就重赋税，难以与民生息，民急而反，前朝有鉴，臣实为陛下担忧。臣闻：古人披荆立朝廷，尚可布政出令，况重华一宫岂为不足哉。”
宁宗皇帝当然很清楚，兴木动土，是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与财力的。他也清楚目前国家的情况，但是觉得彭龟年的苦谏触犯了皇帝的尊严。宁宗认为，作为一国之君想建一座自己居住的宫殿尚且有人拦阻，这是藐视皇权，藐视天威，于是大发雷霆，当即下令要将彭龟年推出午门斩首。其时吴猎因战功作了京官而且升了户部员外郎，见皇上真的动了天威，慌忙跪奏为彭龟年请罪求情，满朝正义之士见吴猎如此，也麻着胆子跟了跪伏。见宁宗并不允许，吴猎竟是以死相谏：“龟年之言，忠心可鉴，望陛下三思。”吴猎既出此言，亦是于生死而不顾了。“仅为一己之私，而轻财力、物力、人力，而斩杀忠臣，陛下三思也！”吴猎以死相谏，倒提醒了宁宗皇帝。
宁宗皇帝终于宽容了彭龟年，收回成命，免去了对彭龟年的所有惩罚，也放弃了另造泰安宫的计划。
彭龟年以死相谏，终于改变了宁宗皇帝的计划，为天下百姓减少了许多负担。就在宁宗听了吴猎诤言之后，突然猛省：“若非吴爱卿诤言相谏，朕几乎铸成大错，而误杀一忠义之士矣。”事后宁宗竟当了满朝文武的面，下诏谕告天下，说彭龟年“忠鲠可嘉”，而且赐了他免死金牌一面。因为宁宗清楚，彭龟年乃忠义之士，忠心之臣，直谏难分场合，不顾言辞，抑或触怒天威，金牌可免一死。有了免死金牌，彭龟年更加有恃无恐地直谏了。宁宗做皇帝后，尽管国难如此，可他仍旧很讲自己的威风，不崇实而骗瞒天下，彭龟年对此极为不满，于是上书直谏：“臣闻君道尚实，君道实则天下安矣，君道不实则天下危……故臣区区欲望陛下自兹以继，出一言必求其信，行一事必责其效，毋使人谓徒事虚文，以欺天下。”
彭龟年竟把皇帝哄骗天下之事作为自己直谏的内容，其胆子确实也是太大了些。听了彭龟年的谏言，宁宗确实一时无以为辞，却又明了彭龟年确是一片忠心，也就不与他计较，改了自己的过错。彭龟年的一生以规谏为志，以岳麓书院的“致君泽民”理想作为他一生行动的指南。正如他自己所言：“臣所居之官以记望人君言动为职”。尽管他的规谏有时确实让皇上难以接受，过激的言论，辛辣的言辞，经常把宁宗皇帝搞得面红耳赤，但是到头来，皇上还是宽容了他，为他的忠心所感动。所以在彭龟年死后，朝廷给予了他崇高的礼遇，谥为“忠肃”。
却说吴猎，自从以荆湖北路安抚使“节制本路兵马”带兵作战，取得抗金胜利以后，也得到了升迁。彭龟年以死相谏，几乎丧失性命，亏了吴猎以死相救，终于感动圣上，才免了彭龟年的一切惩罚，满朝文武对这一双岳麓巨子，也就更是另眼相看。彭龟年死后，吴猎离了京城，过半官半隐的生活。因为他一生以致君泽民、经世济国为己任，自离开书院告别恩师以后，或戎马沙场，或仕京都，却很少关心学问之事，如今年事已高，亦倦于仕林，于是专心研究起学问来。
他承继恩师张栻的衣钵，对儒学之“仁”特别强调。他认为“仁，人心也，率性立命，任天地而宰万物”。在岳麓书院求学问道之时，他就曾辑录过孔子及其弟子关于仁的问答，以及宗儒二程有关论仁的论述，当时求教于恩师张栻，就得到过恩师肯定。如今几十年过去，恩师亦是作古多年，这几十年间所见所闻所作，有了许多的关于“仁”的心得，于是他闭门谢客，埋头著述，竟撰写了许多的著作以遗后世。嘉定六年，吴猎谢世。为了彰其人格，南宋王朝谥他为文阁直学士。
正是：
初登坛席震儒林，沙场征战立奇勋。
丹心一片为民众，至死犹念济国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