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一把大火烧了圆明园，终于烧醒了老佛爷和光绪皇帝，光绪的一纸圣旨，将科举给取消了，会试、殿试亦是灰飞烟灭，哪里还有“三元及第”？坐落永丰的双峰书院，成了双峰高等小学，蔡和森考入了双峰高等小学的甲班，毕业后，一路顺风入了省立一师，成了杨昌济的弟子，在这里，他结识了毛泽东，结识了邓中夏，结识了大批进步的学子……
离开永丰而入省城，蔡和森真是有些虎入深山之感了，从师杨昌济，听杨昌济讲人生，讲伦理，讲异国他乡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讲先贤王夫之、曾国藩，几乎让蔡和森应接不暇，激动兴奋不已。
“近日读船山之书《击易外传》得‘天下惟器’说，甚是不解，先生能否指点一二？”
毛泽东一日偕了蔡和森、邓中夏等又来到了板仓的杨寓，因为他们已经来了数次，杨昌济于此辟了一问客房，作为他们师生聚会的专用会议室。所以他们的到来，谁也用不着客套，就各自入座。见毛泽东提了如此一个问题，先是微微地笑了笑，用目光扫视了蔡和森、邓中夏等，顿了顿。杨昌济并不善辞令，也不装腔作势：“船山说，‘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也，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无其道则无其器，人类能言之；虽然苟有其器矣，岂患无道哉？’他所言之器，是指客观存在的具体之事物，即西方哲学所言之物质也，道指的是规律，天下惟器就是说世界上只有具体的东两是实际存在的。天下没有无器之道也就没有无道之器。”
“船山先生说：‘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今日之风雷非昨日之风雷，是以今日明非，昨日之明也’不知是何意思？”
“存在即是合理，不合理即不能存在，这就是船山‘日新者即运动也’，运动是绝对的，静以居动，则动者不离平静，动以动而静，而静者亦动而静，也就是说世界的物质是运动的，静止是相对的运动，太极动而生阳，动之动也，静而生阴，动之静也。废然无动而静，阳恶从生载，一动一静，合辟之谓也。由合而辟，由辟而合，皆动也，说的也就是动和静的关系，静是动中之静，静是相对的，就好像历史发展变化是永恒的，静止守旧是相对的。”杨昌济讲到这里，忽然记起了当年他问谭嗣同“天地之大德日生”的问题了。谭嗣同说：“以民为主，如何可以救民，即以如何为是。”于是总结道：“存在即是合理，不合理即不能存在，这就是船山‘日新’说的精髓。”
“船山说：‘势理合一，言势者皆顺而逆之谓也，从高趋卑，从大包小不容走阻之谓。’又应该如何解释？三人轮流发问，使杨昌济格外开心，他为学生的善于思考而高兴，于是继续作答：“船山所言势理合一，其实也就是‘动静’说的补充了，他承认了世界是发展变化的，也应当承认这历史的变化，势者，发展之必然也，理者，规律也。”
杨昌济先生有一位千金，唤做开慧，虽是杨家的大小姐，然而却是十分的开明，杨昌济也不以封建的一套束缚于她，因此毛泽东他们每次来此相聚讨论，这位开慧小姐，先是立于一旁静听，见得久了，听得多了，居然听出了许多的道道来。
她发现这些从学于父亲的年轻人，根本不是终日只知“之乎者也”的碌碌学子，而是极有思想极有抱负的有志之士，他们经常讨论的“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的问题，让她听了，几乎有些向往了。特别那个英俊魁梧的毛泽东，更是让她动心。他的英俊，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他所提的问题的深度，几乎让她崇拜。她很想听毛泽东说话，因为毛泽东说话，往往非常幽默，逗得所有的人哈哈大笑。然而大笑以后，仔细地想一想，却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开慧对毛泽东由接触到心动而由衷地产生爱慕了，所以她每次见到毛泽东，就禁不住心跳加快，两脸绯红，当然这一点，只有她自己清楚。在毛泽东他们的眼里，这开慧却是一个极其聪颖而又开明的妹妹，是一个贤惠而又大义的姑娘，所以大家都喜欢她，都疼爱她。杨开慧的心思终于有一天让他的父亲发现，杨昌济在他的日记里，有一段记叙毛泽东的日记：
“毛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处，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
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败，其弟亦务农，其外婆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淡俊秀若此，殊为难得……”
一日杨开慧偶读此日记，恰巧被杨昌济碰见，羞得两颊绯红。杨昌济见女儿读了自己所记日记，而有如此之态，心里明白女儿此时已是动了芳心。杨昌济是十分开明的，他非但没有怪罪女儿越礼，倒是笑吟吟地看了女儿，认为女儿巨眼识得英雄，每每闲暇，竟是把毛泽东的轶事说给女儿听。以后又促成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婚事，使毛泽东做了自己的乘龙快婿。
这本是后话，待后再述。
杨昌济回答了三位学生提出的问题，然后又与学生一起讨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虽然已经推翻了满清王朝，也结束了中国自秦始皇开创的封建帝制，却能说革命成功了么？”
“应该说就辛亥革命本身来说革命是成功的。”杨昌济指出，“因为这毕竟比康、梁的变法要进步些，康、梁的变法是英国、日本式的君主立宪。”
“其实不然，假如当年的康、梁变法能成功的话，也许国家会富强些，就是‘君主立宪’也不差。”邓中夏接了杨昌济的话。
“中夏所言也是，要是国家富强，人们安居，就是‘君主立宪’，却总比这乱哄哄的‘坐轮庄’要强得多了。”一个叫做何叔衡的矮个子学生，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他接了邓中夏的话尾，肯定了“君主立宪”的做法——他也是来请教杨先生的，刚到不久。“当然，已经推翻了帝制又反过来恢复帝制，这样当然是不行的。”何叔衡又补充了自己的观点。
“润之、和森你们看呢？”见毛泽东、蔡和森在一旁沉思，并不言语，杨昌济点起将来。
杨昌济有这么一个习惯，在他的心目中，这毛泽东、蔡和森好像是一体的。因为他俩住处相近，皆湘潭湘乡之地，观点几乎一致，所以每言毛泽东必言蔡和森，甚至呼为毛、蔡。
毛泽东、蔡和森听了邓中夏、何叔衡及恩师的说法，却不以为然。毛泽东认为：“辛亥革命，表面上看起来是成功了，但它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蔡和森更是认为：“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是失败，它虽然推翻了一个帝制，却5L卷入了一场纷争，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杨昌济问：“既然你们认为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就是失败，那末就算将革命进行到底了又将怎样？”
毛泽东说：“首先，孙先生的这场革命是不可能进行到底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所提出的‘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只强调了民族和民权的问题，对于民生，虽然企图通过‘平均地权’来防止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产生的祸害。他忽略了一个问题，中国原来的基础，实乃半殖民地的国家基础；其二，这场革命的发起者几乎都是一些有产者，他们的属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也就是船山先生所言的‘理势合一’适己得理，则自然成势的法则。”
杨昌济听了毛泽东的分析，不觉有些大惊，继而又有些大喜，他杨昌济对孙中山是极为崇拜的，认为孙中山是～一个历史的伟人，没有想到毛泽东居然能够指出他的缺点是“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他更为毛泽东深远的思想、伟大的抱负感到欣慰和骄傲。为了促成他们形成合力，增强爱国家之心，杨昌济除了对他们进行立志教育外，更是把“公共心”作为道德的标准之一，而不断地灌注：“公共心盛，则社会隆盛，公共心薄，则社会衰微。”
“所谓的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理，诚行于生物界之大原则，人类亦不能外此。然人类实有异于他种动物之外，则以其能合群也。”
“民族的复兴寄希望于二子。”杨昌济深情地望着毛泽东与蔡和森，心中有了自己的信念。
再说汤芗铭做湖南的督军，就在他上进劝表，劝袁世凯做中华帝国的皇帝以后不久，一个唤做蔡锷的湖南邵阳人，从岳麓山走出以后，几经辗转几度艰辛，终于在云南举起了倒袁的大旗，袁世凯的龙椅尚未热身，就在蔡锷的倒袁运动中，凄然而死了。袁世凯死去，树倒猢狲散，汤芗铭这个一等侯，灰溜溜地离开了湖南。华世义不是一等侯，终于没有汤芗铭一般的能耐，他没能郁悒地灰溜溜逃亡，却在湖南民众的棍棒下成了肉酱……
袁世凯死了，汤芗铭溜了，黎元洪做了总统以后又是段祺瑞执政，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就在段祺瑞执政之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中国作为协约国的成员，取得了世界大战的胜利，但在分享战争胜利的成果时，却没有中国的半点利益。巴黎和会竟把中国的自身利益全部划给了日本，这岂不是欺人太甚了？此时北京的数千名学生，聚集天安门广场游行示威，要求讨还公道，这就是后来波及全国的五四运动。就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前夕，以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为首的一大批知识分子，有感于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太多，掀起了一场改革文化的运动，这就是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实则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助产剂了。其实就在新文化运动进行之时，在湖南，在杨昌济的身边，以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何叔衡等杨昌济先生的这些学生为主体，围绕“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理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新民学会一诞生，就一直把社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他们创办了一本几乎与陈独秀所主办的《新青年》一样齐名的《湘江评论》。这《湘江评论》更是以初生牛犊不畏虎的气概，对社会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把湖南搅了个天翻地覆，不过这是后话。
正是：
汤芗铭作恶不仁，鬼军阀层出不穷。
杨昌济欲柱长天，毛泽东展翅苍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