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张之洞接到王先谦等湖南乡绅的公呈后，读了《湘报》上所刊登的文章，他觉得十分棘手，一方面他确实有些支持维新，另一方面呢，觉得《湘报》上的文章，确实有些过火，有些太直白了，“君主立宪，这岂不是要推翻帝制，让皇上放权？这可是万万使不得的呀！”张之洞仔细地权衡了一番，终于允许陈宝箴停办《湘报》。《湘报》的停刊，有如闷棍打得谭嗣同不知所措了。
“维新，维新，怎么个维法？又是怎么个新法耶？”口舌断了，食之安进？谭嗣同茫然了，康有为十分心痛，于是向光绪上折，保荐了谭嗣同。
“谭复生，仁人壮士也，乃已故湖北巡抚继洵之子……”
见康有为保荐，光绪大喜，即降旨湖南，命谭嗣同进京，做了个四品京官。
再说康有为，联合进京的举人，搞了个“公车上书”以后，自以为可达天聪，可谁知，自己的一片苦心，却让朝中的大臣匿销了，并没有转呈到光绪皇帝手里。后来，康有为中了进士，受命做了工部主事，有机会见到光绪了，更是三天一条陈，五天一奏章地向光绪进言，终因位卑言轻而没有引起光绪的重视。这回见李鸿章签约出租了大片国土的主权，光绪有些痛心，康有为抓住时机，又乘机上书，请求变法。奏云：
“四邻交逼，胶警复乘，万国报馆，竞议瓜分中国。及时变法，犹可补牢。”
奏疏传到光绪帝手里，光绪瞧了又瞧，觉得十分新鲜，不禁击掌叹赏。于是15原折交下部议，各部大臣有说可行的，有说不行的。其时有几个康有为同党的大臣，默窥皇上有志维新，纷纷上折奏陈，或请开设经济特科，或请颁发昭信股票，或请先立京师学堂，或请文科改试策论、武科改试枪炮。光绪帝言言采纳，事事听从，变法各诏，次第下颁。于是变法很快在北京、上海进入了高潮。
谭嗣同（1863—
1898），湖南浏阳人也，字复生，号壮飞。其父日继洵，字敬甫，进士出身，官至湖北巡抚。同治四年二月十三，谭嗣同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大官的家里。这一天正是早春万物复苏百花待放之际，天下着大雨，狂风怒吼，雷电交加，满天的乌云笼罩了天空，像真有翻天覆地之势。
说来也怪，这谭嗣同一出生，顿时也就风停雨住，雷息电止，满天的乌云尽散，竟有万丈阳光自薄云而出。敬甫见小儿的出生有如此的征兆，认定这新出生的小儿，定是有些来历，不禁大喜。随着岁月的流逝，年幼的谭嗣同却表现了与众不同的聪颖与顽皮，四岁随父读书，竟是将那深奥的《四书》、《五经》读得滚瓜烂熟，背诵如流。其父见了，更是暗暗地高兴，一心想把谭嗣同培养成曾文正一流的人物，及稍长，亦是示出曾国藩的行状日记及曾国藩的著述，让其攻读。谭嗣同从曾文正的日记及著述中读到了曾国藩治国、治军的方略，了解到曾国藩的为人，他极服曾文正，认为曾文正的洋务思想确是找到了济邦安国的一条道路，亦是从曾氏的著述中确立了初步的洋务思想。正是谭嗣同准备以曾文iE作为榜样，以科举敲开仕途之门，以求拜相封侯之际，一场可怕的天花却让他几乎丧生。他感染了天花，昏睡了三天三夜，迷迷糊糊总是高烧不退，遍请京城名医，一剂又一剂的汤药灌下了肚，却总难以见效。随着兄长、妹妹的相继夭折，其母亦因天花殒命。谭敬甫见家庭如此败落，妻死子亡，悲哀已极，家庭的破碎几乎让他一蹶不起，而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他守在谭嗣同的床头，不时用手去抚摸他的额头，用凉水毛巾覆盖，却终是难以退烧。该想的办法都已想了，能做的都做了，所有的法子都已使尽，京城的大夫再无人应诊。谭敬甫绝望了，望了谭嗣同通红的脸和紧闭的双眼，摸了摸他火烫的额头，探了探他微弱的脉息。谭敬甫清楚，只要这一点点微弱的呼吸一旦停止，他谭敬甫也就什么都没有了。尽管京城的名医都已请遍，但他尚不死心，他相信奇迹，亦相信命运，谭嗣同出时的征兆，他记忆犹新，他相信谭嗣同“有些来历”。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老天也好像在考验这谭嗣同似的，让他昏睡了三天三夜之后，竟然突然退烧，慢慢地恢复了健康。谭嗣同终于从阎王的手里挣脱了那沉沉的枷锁，回到了这个世上，这谭敬甫激动得不得了。尽管有过亡妻丧子的悲哀，老天却终究垂恩，总算保住了他谭家的一脉香火。于是他将大难不死的谭嗣同改名复生，以纪念这次因天花而造成的悲哀。
谭敬甫自妻亡子丧之后，很是悲哀了数载，亦是一心一意地调教年幼的谭嗣同。时间久了，亡妻丧子之哀慢慢地成为了记忆，这记忆又慢慢地被时间的流逝而刷洗得干干净净，于是春心大发，老当益壮，也就续娶，替谭嗣同找了个后娘。
说起谭嗣同的这个后娘，虽是貌美绝伦，亭亭玉立，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姣美的外貌却掩饰不住内心的狠恶。她因为谭嗣同不是己生，把谭嗣同视为眼中之钉、肉中之刺，肆意地打骂虐待。谭敬甫虽然对谭嗣同有些偏爱，却终究长年在外任职而无法顾及家庭的一切。谭嗣同终于由一个充满溺爱、充满温馨的官宦家庭的纨祷子弟，变成了家庭的多余人。到后来谭敬甫也终于禁不住后妻的枕头之风的吹拂，父子离心，于是应验了中国的俗话“有后母就有后父”。谭嗣同失去了母爱，既而又失去父爱，他的人生之路，由充满鲜花、充满阳光而变得暗淡起来。他看到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来所传的“美德”了，“三纲五常”的虚假，于是在他年幼的内心，萌发了叛逆之苗。“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他憎恨这种封建的伦理，继而对儒学的“仁义礼智”也就由崇拜而化成了怀疑，化成了仇视，他一改过去死守书房之志，拜专以“锄强扶弱”的大侠王五为师，学习拳击与剑术。
谭嗣同因为家庭的歧视而对传统之学产生了厌恶，因此弃了儒业而改拜王五为师。这王五呢乃回族人，名正谊，为人十分热心正直，有一身上乘的武功，特别是手中的那把大刀，一旦舞了起来，真是水泼不进。本来正值国难，实乃用人之季，朝廷亦曾多次诏其入京任武职。这王五见了清廷的腐败，官场的尔虞我诈，相互倾轧，就对大清王朝失去信心，多次拒旨违诏，不愿与满清同流。其时天下已经渐乱，这王五竟是凭了一身的功夫，一把大刀，干起了锄强扶弱的义举，在社会上有了侠义之名，而唤做了大刀王五。那些流氓无赖，只要听到这大刀王五的大名，几乎没有不战战兢兢。王五没有读过多少书，因此对于文字却是少有通晓，自从与谭嗣同结交，在谭嗣同的身上看到了一股令其羡慕的儒雅之气。谭嗣同激进的思想、叛逆的精神，几乎让王五佩服得五体投地。因此，尽管他们是师徒，却实在是契友，是弟兄。自从拜了大刀王五学拳击剑术之后，谭嗣同的行踪就不再拘泥于京师、湖南的浏阳了。他跟了王五广览天下胜势，亦“目睹了哀鸿遍野、灾民流离之状”，不禁产生了“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的感慨，于是发誓要做一些有益于国家振兴的事业，把自己改号“壮飞”。
谭敬甫见谭嗣同已是壮年，却终不以科举为是，而是跟了王五，做一些打抱不平之事，很是心焦。对于王五，谭敬甫是不屑于齿的，于是花了银子，找了关系，替谭嗣同捐了个候补知府的官衔，并且一再催促，让其赴南京候补。其意自然十分清楚，就是让他脱离王五，而与官宦绅仕接触。
中法战争失败以后，中国的情形更加恶化，志在救国救民的康有为强烈要求改变现状，奋发图强，一八八八年他趁入京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第一次向光绪皇帝上书，陈述变法图强的紧迫性，指出在面临“强邻四逼于外，奸民蓄乱于内”的严峻形势下，“一旦有变其何以支”，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成法，力图自强。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康、梁变法的消息一传到湖南，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其时，陈宝箴做湖南巡抚，江标做学政，这陈宝箴虽是进士出身，所宗亦是程、朱理学，然而国难如此，不能不让他对传统的文化产生了怀疑。因此他也“一意振兴新学”，抱了此心来到湖南。因为巡抚陈宝箴的支持，学政江标的极力维护，湖南的维新运动开展得比其他各省都好。湖南的维新人物，或写信，或亲往谭嗣同处，力邀谭嗣同回省来主持维新的工作。
应陈宝箴及其同仁的邀请，谭嗣同终于辞去了南京候补知府的官职，风尘仆仆地赶回了湖南。
谭嗣同在长沙拜晤了陈宝箴以后，会同江标在长沙创办了新式的学堂，唤做时务学堂，主编宣传维新运动的机关报纸《湘报》，创办南学会，把湖南的维新运动推向了高潮。
却说岳麓书院院长王先谦，在甲午海战失败以后，亦为国耻感到一些悲哀，联系前朝曾文正公的洋务思想，也就认为维新有些势在必然。于是在岳麓书院进行了部分的改革，新置了西洋的有关书籍，开设了算学、译学等新课程。而且鼓励岳麓的学子去听梁启超、谭嗣同的维新演讲，鼓励学子阅读《湘报》。他自己也加入了南学会。然而，他应陈宝箴之约，听了梁启超在时务学堂的一次演讲后，听梁启超大讲了“民主平等”的问题后，只觉得心跳忐忑，冷汗直冒，两股颤抖。他不清楚，原来真正的维新，并不是在学校里增设一两门新课而已，而是涉及国本、国基的大事。特别是谭嗣同关于两千年专制文化的论述，更把王先谦吓得两眼发昏而不能自己，瘫倒在自己的座位上，要不是他的学生们搀扶，他王先谦可真回不成岳麓书院了。王先谦终于明白了所谓维新变法真正的内涵了，其实根本不是曾国藩、左宗棠所谓的洋务；维新崇洋，并不是崇洋人的“长技”，而是欲从洋人的政教，甚至把曾文正的所谓洋务说成了末流的末流。在王先谦看来，这岂不是背叛圣教，甘做无君无父之乱党么？与洪秀全的叛乱，与捻军的叛乱又有何别？在王先谦真正弄懂了维新的真谛以后，也就一反了过去之态，他不能容许谭嗣同他们在湖南如此“胡作非为”，如此“放肆”。他认为作为一院之长，一代儒人，他有责任卫护孔孟之道、程朱之理，他不能让孔圣人成为攻击的对象。与此同时，一起应邀参听梁启超、谭嗣同演讲的斋长宾凤阳亦与其恩师有同样的想法。
这宾风阳，确是一介儒生，只是他太急于功利了，总想通过科举以达到实现自己仕途的目的。见梁启超、谭嗣同所言变法，竟是要推翻政教，提出什么民主平等的口号，要求废除科举，而兴所谓的西洋之学。如此，岂不是要将他宾凤阳美好的前程完全葬送？葬送了自己的前程犹是小事，这样“无君无父”的社会，又岂不是乱糟糟的一片混乱了？于是宾凤阳联合了彭祖尧等岳麓学子，搜肠刮肚地研究了一夜，终于找出了许多的理由来，指出湖南之地本来“民风朴素”，为一“安静世界”，“名教纲常”、“忠孝节义”。然而自从这时务学堂创办以来，梁启超、谭嗣同于此大放厥词，煽动民众，倡什么“民主”“平等”之议，使学生误入歧途，成为“无君无父之乱党”。“康梁用以惑世者，民权耳，平等耳，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表现了一副十足的奴才相。宾凤阳把自己所炮制的抗议书，作了《上王益吾院长书》，意思是以此迫使王先谦出面反对康梁变法。自从听了梁启超、谭嗣同的演讲，王先谦终于明白了维新的真谛，却是要实行“民主”，实行“平等”，而不是自己所提出的和倡导的“实学”。本来入主岳麓书院后，王先谦确实有过维新的思想，他说过：“中国学人大痛，在一空字。日本维新，从制造入；中国求新，从议论入，所务在名，所利在国，言沈天下，而无实以继之，则亦仍然一空，终古风济而已。”但是当真正的维新开始后，他却吓得发昏了。自己本来对于梁启超、谭嗣同的演讲b分的反感，更有宾凤阳彭祖尧的上书，岂不有如火上添油？王先谦联络了在籍的乡绅叶德辉、刘凤苍等，做了所谓的《湘绅公呈》，呈送了湖南巡抚陈宝箴。他们在所谓的《湘绅公呈》中，大肆攻击梁启超、谭嗣同为“康门谬种”、“学子胸无主宰，不知其阴行邪说，反以为时务实然，丧其本真争相趋时，语言悖乱，有如中狂”。叶德辉更是谩骂康有为“人迹悖乱，人所共知”，骂梁启超更是“阐扬师说，贼我湘人，叛圣教，灭伦常，惑世诬民”。要求陈宝箴解除梁启超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之职，停办《湘报》，把《湘报》的言论诬为“中国之巨蠹，不意光天化日之中，有此鬼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