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医讲寒热、虚实，但却没有细菌理论。中医不把导致疾病的原因归结为某种单纯的病原体，而将其看作是身体各机能关系失衡的结果。
中医以“阴阳”关系为指南，中医认为，机能亢进、津液淤积等热证多属阳盛，而机能衰退、津液消耗等寒证则多属阴盛。“阳盛则身热，腠理闭，喘粗为之俯仰，汗不出而热，齿干以烦冤，腹满死，能冬不能夏。阴盛则身寒，汗出，身常清，数栗而寒，寒则厥，厥则腹满死。能夏不能冬。此阴阳更盛之变，病之形能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第五》）不仅如此，阴阳之间还有着一种彼此消长的辩证关系。
“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第五》）
凡一切活力不够，少气、怕冷、懒言、疲倦、易累等症，均属阳虚之症；凡一切功能缺损，血少、面黄、体瘦、骨热等症，均属阴虚之症。阳虚就要补阳，补阳的药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增强人体活力；阴虚就要补阴，补阴的药能够补充体内的物质消耗，维持机体的正常运作。这就是所谓辩证施医、综合治疗。
“阴盛而阳虚，先补其阳，后泻其阴而和之。阴虚而阳盛，先补其阴，后泄其阳而和之。”（《黄帝内经·灵枢·终始第九》）
中药的服用意义不在于“吃”元素，而在于“吃”阴阳。
中药的配制不讲究“提纯”而讲究“配伍”，即因地、因时、因人、因症而不断调整配方，使阴阳有变而法无定法。
中医的治疗方针并不是从“因果”关系出发，要用一种物质（如抗菌素）来消灭另一种物质（如病菌），而是从“阴阳”关系入手，采取表里双解、攻补兼施的方法，使原来失去平衡的身体机能恢复常态。
中医不仅“重结构，轻元素”，而且“重功能，轻实体”。
以五行学说相比附，中医主张肝、胆配木，心、小肠配火，脾、胃配土，肺、大肠配金，肾、膀胱配水。
这是由于，木的性能是向上舒展的，故与肝、胆善于疏散的功能相同类；火的特点是炎上的，故与心和小肠开窍于舌、发赤于面的特点相等同；土为生长万物之母，故而比作具有消化和吸收功能的脾、胃；金能发出声响，故而犹如上下鼓动的肺和大肠；水则具有向下流淌的特点，故而与具有排泄功能的肾和膀胱相比附…
中医也有“藏象”理论，但其所谓的“五脏”、“六腑”又不能与西医的种种器官等量齐观。
“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高取之；病在头者，取之足；病在腰者，取之腘腘。”（《黄帝内经·灵枢·终始第九》）
这里，体现中医之道所包含着的有机论和系统论的因素。
如果说“藏象”理论确立人体有机系统的基本结构的话，那“经络”学说则是要解决这些结构之间的能量转换和信息传递等问题。
人体各脏腑与脏腑、脏腑与肢体、肢体与肢体之间，分布着复杂而有序的信息渠道，从而将各个部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人们可以根据这些经络，发现由不同脏腑所传达出来的信息，从而进行诊断；人们也可以利用这些经络将信息传达给特定的脏腑，从而进行治疗。在中医看来，人体绝不是一些器官的机械组合，也不能用简单的因果关系来加以解释。人体是一个复杂、生动、和谐、有序的生命系统，它有其协调、共生、循环、反馈的辩证规律。
天地之“阴阳”与人体之“阴阳”也有着同形同构的联系。
按照这种传统的思维结构，人体自身是一个有机的系统组织。
“黄帝日：余闻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其合之于人奈何？岐伯日：腰以上为天，腰以下为地，故天为阳，地为阴，故足之十二经脉，以应十二月，月生于水，故在下者为阴；手之十指，以应十日，日主火，故在上者为阳。”（《黄帝内经·阴阳系·日月第四十一》）尽管这类“天人合一”的思想显得过于粗糙，甚至有牵强附会之嫌，但其所暗含的人与自然之间的有机与系统联系却又是富于启发意义的。
“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故喜怒伤气，寒暑伤形，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厥气上行，满脉去形。喜怒不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故重阴必阳，重阳必阴…”（《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不仅中医的存在离不开“阴阳”，我们的古人在考察其他自然现象的过程中也常常利用这种传统的思维结构，以发现自然中所存在的矛盾运动的辩证规律。
人的健康与疾病，并不仅仅取决于其机体自身的调整，而且与外在的自然环境、内在的心理状态都有着千丝万缕甚至阴阳对应的关系。
晋初的杨泉这样认为：“日者，太阳之精也。夏则阳盛阴衰，故昼长夜短；冬则阴盛阳衰，故昼短夜长；气之引也。行阴阳之道长，故出入卯酉之北；行阴阳之道短，故出入卯酉之南；春秋阴阳等，故日行中平，昼夜等也。月，水之精。潮有大小，月有盈亏。”
这种将人的生理与心理，乃至与整个自然和社会环境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的思想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5．易经与中国建筑
建筑作为人造空间，自有人类以来，便与人们相伴且须臾不离。而中国建筑，以其独特的构思、巧夺天工的营造而驰名中外，引起人们的赞美和感叹。
中国建筑的优美与魅力，不仅仅在于它的外貌与身姿，更重要的是它本身所固有的，即《老子》和《易经》所倡导的“大道”之秘。
揭开中国古代建筑的神秘面纱，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在庞大或精小的建筑躯体背后，竟然隐藏和蕴涵着易经宇宙观，使无形的哲理通过有形的建筑而展现出来。
可以说，中国的古代建筑，堪称是道器结合、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典范。
《易·系辞传下》从“上栋下宇”中揭示建筑的本质乃是人造的适用空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
《易传》认为，上古人类同动物一样，居住在天然洞穴和野地之中，日晒雨淋。苦不堪言。后世圣人为拯救众民之苦难，建造房屋，上有屋梁，下有墙壁，让人们居住其中，遮风避雨，这一发明，是从《大壮》卦象中得到启迪的。《大壮》的卦象是下乾上震即天在下，雷在上，雷震于天，声闻千里，极为壮烈，象征大为强盛之意。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援引东汉经学大师郑玄的解释说：“壮，气力浸强之名”，《周易正义》说：“壮者，强盛之名；以阳称大，阳长既多，是大者盛壮，故日‘大壮’。”《大壮》的卦象是四阳二阴，阳多于阴，刚健胜于阴柔，所以，称为大壮。古代的建筑注重牢固，多用砖木结构，以抵挡风雨的侵袭，防止野兽的冲入和盗贼的伤害，保护居民的安全，必须坚固结实，因而取《大壮》之义。清代学者陈梦雷在解释古代建筑与《大壮》卦的联系时说：“栋，屋脊，承而上者；宇，椽也，垂而下者，故日上栋下宇。风雨动于上，栋宇覆于下，雷天之象，又取壮固之意。”（《周易浅述》）陈梦雷认为，“上栋下宇”是指房屋的“脊”和“椽”，是人们营造的“空间”（无），这个空间可以抵挡风雨雷霆，所以取自《大壮》所寓含的“壮固之意”。在古代中国，“大壮”成了建筑物的代名词。
我们从《大壮》卦的取象中，领悟到乾是天，是宇，就盖了一个像天的屋顶，再配上栋梁、下檐宇，于是便支撑起宫室来。宫室是“上栋下宇”，这取象于《大壮》的天、雷之象。建筑取象于《大壮》，这是古人对建筑“法天象地”的初步认识，尔后又进一步体会到房屋的“四正四隅”即是“四象八卦”的象征，包彬就说：“上言户者，屋之户也，此言太极者，即屋在极中，以为喻也，太极生两仪，如屋有向背两面。两仪生四象，即屋之四面。四象生八卦，即太极有四面四隅也”。（《易玩》）包彬认为，房屋有屋脊，正在房屋之中，这与易之“太极”相应；屋有正面与背面，正面为阳，背面为阴，这与“太极生两仪”相应；房屋有东、西、南、北四面，这与“两仪生四象”相应；一句话，房屋的空间方位正好是“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的立体图，从而建筑是易学宇宙生成论的实体表现。
北京明清的故宫，庄严堂皇，雄浑博大，殿宇巍峨，正好应了“大壮”的卦名、卦象；它严谨井然、错落有序、主次分明的规划与布局，又反映了“君子以非礼弗履”（《易·象传》）的大壮卦德。
中国古建筑的设计指导思想，自始至终都力争与易学的“观物取象”、“法天象地”原则吻合，这是“天人合一”论在中国古建筑设计构思上的艺术运用。
中国古代帝王以天子自居，自称“奉天承运”统治人间，在宫殿的建造上，取法天象的色彩异常浓厚。秦始皇吞灭六国后，踌躇满志，以为功过三皇五帝、德配天地，在大兴土木、修建成阳宫殿时，便严格取法天象。
“三十五年…于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成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史记·秦始皇本纪》）
自秦、汉以来，这种易经人文下的建筑设计指导思想，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后世。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就是周易“象天法地”的体现。
北京城的布局以皇城为中心，紫禁城作为皇城的核心部分居于全城中心，以此象征居天中心的帝座紫微垣。城内道路经纬有序，井井有条。东有朝阳门，西有阜成门，南有正阳门，北有安定门，崇文门、宣武门分列左右。紫禁城南有天安门，北有神武门，东有日精门，西有月华门。皇城南有天安门、北有地安门。城南建有天坛祭天，城北设地坛郊地。东置日坛祀太阳，西置月坛拜月亮。这种天南地北、日升月降的布局，都是师法天地的构思，同时也与乾（天）南、坤（北）伏羲先天八卦图式对应。
如果从清代城总平面实测图观看，就可以发现，外城的南城墙不是一条直线，而是略向内凹隐呈弧形，这符合城墙内凹以象天圆之说，上城东南角又向外凸出一段，东南方是兑卦所在，兑为泽，为陷，所以修城突出而补填。西北角又凹入一段，这是由于西北方是艮卦所在，艮为山，为止，呈耸立状，所以又令城墙隐入而取平。这是效法天地阴阳平衡的中和思想在城市布局和建筑方案上的典型表现。北京城南的天坛，无论就其形色还是数理而言，都渗透着“象天”观念。先看天坛之形，是一圜丘坛，圆形三层，以象“天圆”；再看其色，以青表示天，以黄表示地。祈谷坛的上檐作蓝色琉璃瓦，中层为黄色，下层为绿色，表示天蓝，地黄，万物葱绿，生机盎然。至于数和理，更是与《周易》中所阐明的天数、天理一一贯通。天坛各层的栏板、望柱和台阶数目，均取阳数以符天。
在清代，为了更加体现天坛“象天”合《易》的数理，《大清会典事例》对四周石栏板的数目也作了严格规定。
上层每面栏板十八块，由二九组成，四面共七十二块，由八个九组成；中层每层栏板二十七块，由三九组成，四面共计一百零八块，由十二个九组成；下层每面栏板四十五块，由五九组成，四面共一百八十块，由二十个九组成；上中下三层台面的栏板数共计三百六十六块，正好与周天三百六十度相合。实际上，上层每面为九块，共有三十六块；中层每面十八块，共有七十二块；下层每面二十七块，共有一百零八块，三层台面的栏板总数为二百一十六块，又合“乾之策”数，易数、天数在“乾”上获得了统一，都以“九”为基数。三层坛台的外围，以圆形的周垣象征天穹，其外又用方形的土遗墙包围，以似地表。
黄鹤楼的平面，明为四方法四象（日月星辰），实为八角法八卦；明为三层，象天、地、人三才，暗为六层，喻《周易》卦象六爻之数。
三层三檐，三角八角，每层十二角，下层十二角法十二纪，中层十二角法十二月，上层十二角法十二辰；平面檐柱二十八根象二十八宿，柱顶外、柱面绘有二十八宿的星象，内柱四根以表四维（东南西北）；三层平座上共有鹊巢形斗拱三百六十个，合周天三百六十度之数；大小屋脊共计七十二条，含全年十二候之意（五天为一候），同时又远应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数。第三层的天花为二阶式，一阶外圈八方分列，画八卦之象；二阶为圆形平板，上面太极图，如日月丽天，分明阴阳之象。内部楼梯，左右分置，楼顶攒尖，宛若华盖，配以紫铜顶，顶装三坛，表示上、中、下三元之意。加上四面牌楼屋脊正中的小顶，合为五岳，又含五行之意。四渎总汇，一山（龟山）远朝，既擅河图之理，又准洛书之数。楼高九丈七尺五寸，是用九、五、七三个阳数，而宽深均为四丈八尺，则是用四、八两个阴数。
《易·象传》对《泰》卦之象也大加赞颂，“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将《泰》卦视为天地相交，阴阳和合，人君法天地、治理万民的“健顺”之道。
明代赵献可对阴阳和谐之理十分推崇，他在论及人体保持阴阳平衡以安康的医理时，也举故宫建筑所蕴涵的阴阳法则为例，他说：“…盍不观之朝廷乎，皇极殿（清代时的太和殿），是王者向阳出治之所也；乾清宫。是王者向晦晏息之所也。”赵献可认为，太和殿在阳区，是帝王在日出时，治理国政之地；而乾清宫在阴区，是帝王在日落时，休息安寝之所。一阴一阳，泾渭分明；一动一静，各属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