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是就一种术而言。就道教所有的术，即术的整体而言，术成为学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道教的术确实够庞杂的了。任何形态学的分类模式在这里都将束手无策、捉襟见肘、窘态百出。
道教的术，具有操作的个体性、不可重复性，表述上的语言模糊性、逻辑随意性。为什么会形成这一特点呢？把它仅仅归结为经验主义当然能说明一些问题，但我们还可以再次追问为什么。仅仅把这原因归结为其来源的巫史文化是不足取的。因为来源巫史文化的经验实用并不能说明此后的发展也必定始终如此。一种超越的宗教与一种追求普遍性的科学世界观，在根本实质上是一致的。道教的术之所以没有变成科学，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于它不追求普遍性，而是它太过于急功近利，把具体的术的具体操作活动直接等同于普遍性的道，这堵塞了它对术的具体剖析，抑制了它去建立关于术与术之间关系的应用理论，而这是通向普遍性的道的中介和梯子。
术的实践操作是具体的形而下。外丹烧炼的屡次失败说明了道教的言意关系所揭示的抽象对具体、哲学对科学的差距与矛盾已经尖锐起来了。
于是，道教不得不转入心性自然论的阶段，内丹修炼随之在众术之中凸显出来。这首先是对理论指导的渴求。为此，唐代末年、金和元代初期完成了理论的建构。这一时期的总体特点是重视境界的阐释和与此相应的性功的修炼。这是心性境界论的阶段。接下来，元代以后，内丹修炼的操作方法得以被进一步完善，境界的获得过程和与此相应的命功修炼成为这一时期的总体特点。这一次转型同时伴随着纯粹以信仰和心理暗示为基础的斋醮符箓、神道设教之术被逐渐淘汰出局。例如，唐代的程紫嘲笑道友行守庚申之术，作诗说：“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常与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尔三彭说是非。”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和政治的强烈干预，伦理之术也自南宋以来凸显出来，成为道教后期转型的两个方向。但在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不健全的社会运作机制带来的人性的异化也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这样一来，伦理之术悖离了道本有的鲜活的生命精神，迅速蜕变为束缚人的脚镣手铐，成为在内心世界戕害人的生机与活力的刽子手，成为锋利无比的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剩余的就是内丹术。内丹术在社会理性主义思潮高涨的背景中，其长生不死而成仙的终极目标被证伪，内丹术的总体也失败了。不过，内丹术毕竟还是能治疗一些疾病，促进病体康复，强身健体，修炼到一定程度也确实可以开发出一些正常情况下没有的特异功能。这些是可以证实的。此外，内丹术中心性修养的那一部分，基本上是不可言说的。它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自然也无法彻底否定它对提高个体人格的精神境界的有用性。这种精神境界，其实也就是道的境界。就此而言，道教在这里实现了体用如～。不过，得道仅仅只能在个体心灵世界中实现，对于以得道成仙为终极目标并作了前赴后继的不懈努力的道教来说，这样的结局无论怎么说也是显得无奈和辛酸的。
体用如一的道家、道教哲学也有弊病。它既无力促进哲学思辩的深入开展（或者说这是有限度的），从中也不可能最终开出现代科学之花（虽然它的潜在可能性比儒家哲学大得多）。对言意之辩即语言功能局限性的过分强调，对理性智慧、科学技术这柄双刃剑的负面社会作用的夸张，对机、巧的鄙视，以个体生命的整全为本位的立场，限制了道家道教哲学慧思的开张（道教在与佛教学者的辩论中往往败北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以个体生命的解脱为立场本身并不错，也不是不好，但由于肉体解脱见效慢，操作控制复杂，失败多于成功，致使道家、道教的发展不得不越来越侧重于精神解脱，而精神解脱是可以不对自己身外事物的认识和探讨为重点的。这就阻抑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事实也是这样。宋代以前，道教对人体科学、中医药、气象、历法、宇宙论、堪舆、原始化学等等尚多有贡献。宋代之后，这方面就寥若晨星了，甚至在道教最擅长的中医药领域也是如此。
总之，道教之术最后留下来的，就是内丹术。但是，内丹修炼毕竟是个人在自己的私人空间中就可以进行的，除了理论学习、师徒相授外，基本上不具有社会性。那么，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宗教，道教的寿终正寝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明代中期以后道教的总体特点
明代中期以后，道教进入了循道化术的阶段。这一时期对道的阐释，由于前一阶段本着道家哲学提供的框架，在吸收了理学、佛教所有这些传统文化中可以利用的思想资源并进行了数代人的消化之后，已达到了颠峰。没有外来的思想资源，没有比较长时间的积累和思考，显然在哲理方面难以在短时间之内有新的突破。因而这一时期对道的阐释，基本上是因循前人，没有明显的创新。在术的方面，明清两代，斋醮祈禳、禁咒画符、印剑镇妖、占卜算卦、令牌考召、祈雨止风、镇宅镇墓等等道教方术在民间还有流行。这些都不是新的法术。因为道教在此之前已经把中国古代所有的方技、术数等都纳入了自己的括囊中，新术创新的可能性也不大了。剩下能做的就是把各种术进行精致、深入的研究。明代中期之后，理性主义思潮日益高涨，符箓斋醮等那些糊弄人的迷信把戏已经不太符合人们的心理特点了，因而以符策斋醮为本的正一道日益没落下去。符篆斋醮是道教沟通民众和统治者的媒介。所以，从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来说，道教的生存形势，就好比百岁老翁攀枯枝，井上辘轱卧婴儿。不过，比较注重清修的全真教还有一定的发展能量，但人们看重它的也只是内丹修炼这些比较符合科学的方面，而且内丹术往往也是渗透到武术等领域中去，并与它们结合起来得到发展。在各种术得到精致、细密的研究和使用的同时，道教各种法术之间的联系也更清晰地刻画出来了。明代末年著名道士万国枢从伦理之术的角度说过：“自治用《感应篇》，其治人用《太微功过格》，其治神用《女青天律》，其治鬼用《酆都黑律》，劾妖鬼不劾冤魂，祈子嗣不祈官位，分别人鬼，整比法箓，遏恶耸善，拔幽陟明。”（钱谦益，《初学集》卷七十一《万尊师传》）这是正直的道教学者的一种总结，也反映了中下层道教徒们的主导思想。
明末政治动乱，清兵入关，严重打乱了中国社会本该有的向商品经济社会过渡的进程，主符篆斋醮的正一教曾经被作为满清贵族收化人心的工具使用了一段时间，但也因它与社会的理陛思潮背道而弛而见效不佳，导致其地位每况愈下，到嘉庆年间被完全赶出朝廷，道教从此与政治隔绝。失去了政治的支持，道教教团组织的发展也就不再强盛了。
明末清初，道教容纳了一批反清复明之士，由此使民间道教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在遭受清廷的残酷镇压后沉寂下去。嘉庆以后，清王朝政治开始腐败，由盛入衰，社会矛盾激化，一些民间宗教被一部分人利用为发动民众暴动和农民起义的旗帜和动员组织的工具，其中大部分派别在思想、组织上与道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八卦教就是这样，后来的义和拳也与道教有一定的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道教的社会影响。
明清时期，道教宫观成为风景名胜区的点缀之一，因而也变成了道士依靠香火谋生和赚钱的场所，做道士成为一种职业。修道一旦成为一种职业，其效果也就大打折扣了。
总体来说，到了清代末年，道教的气数已接近衰竭。
总之，明代中期以后，道的因循、术的精致与深化，是道教趋于衰败堕落的总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