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体系的体系中，没有任何国际条约规定任何货币的特殊地位，美国降为无体系的体系中凭实力竞争的“平等”一员；但由于市场的选择，尽管跌宕起伏，险象环生，美国主权货币美元仍然维系全球主导货币地位于不坠。美元事实上仍是通行无阻的世界货币，是世界贸易结算基本单位和主要国际储备资产。
究其原因，当然是美国的实力赋予了美元在世界货币市场中的竞争力，让世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美元。尽管浮动汇率给了各国更大的政策自主权，一些经济强国从此实行浮动汇率，但许多发展中国家仍选择盯住单一货币或货币篮子，很少任由汇率自由浮动，一些国家甚至彻底实行了美元化，以求稳定金融市场。
较之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主导的无体系的体系具有较高的灵活性，更能适应经济动荡、多变和发展不平衡的世界。首先，在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下，以浮动汇率为主的多种汇率安排体系能够比较灵活地适应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需要；其次，国际储备多元化有利于解决特里芬悖论，避免出现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信任危机，有效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的正常运行；再者，多种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相互补充，增加了调节的有效性。从总体上说，无体系的体系有其积极的历史作用，因此这三十多年来，全球经济快速发展，许多新兴经济体得以蓬勃兴起。
然而，历史证明，只要一国取得了相对其他国家的绝对优势地位，在国家利益和信息不对称的驱使下，随时都会发生道德风险。
还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讲得明白，“自远古以来，当权者无论是国王、皇帝，还是议会都试图用增加货币数量的办法作为进行战争所需资源的手段，或是建立不朽功绩或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他们经常受到这种诱惑，但每当他们真的这样做时，通货膨胀就会接踵而至”。
美国庞大的国际事务开支，特别是近年来伊拉克战争和反恐开支，减税压力和成倍增长的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医疗保险、社会福利支出，以及习惯性的过度消费等，加上周期性经济衰退的影响，使得美国财政常常入不敷出，赤字居高不下。如果不能循正道开源节流实现平衡，美国还可借助美元霸权，享有两大方便应对之道：
第一，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全世界仍然认同美元，美元变成了没有制约的可以向世界透支的特殊货币。美国可以随意发行美元，当作超前消费的一大法宝。当美国出现财政或贸易赤字时，政府可通过印刷美钞来弥补赤字，维持国民经济的平衡，并通过不断扩大的全球美元流动性，将通货膨胀转嫁给其他国家。
美元贬值还能减轻美国的外债负担，刺激出口，这些都有助于改善国际收支状况。这正是战后美国虽经历了数十年的高额财政赤字却依然能保持经济稳定的主要原因。
第二，在世界上美元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美国得以大量发行债券，便于举债度日。美国现时共有十多万亿美元国债，占GDP的80％，成为全球最大的负债经济体。美国的各种外债以每12个月至15个月增加1万亿美元的惊人速度攀升。最近因为美国政府大规模救市以及福利开支增势高企，相对于历史水平，其债务水平将大幅度增加。
在无体系的体系中，美国一直将上述两手并举，交互为用，事实上就像上了毒瘾一般，乐此不疲，欲罢不能，似乎好日子可以永远这样过下去。
除了美国，我们无法想象任何国家可以在这种情况下长期支撑下去。美国可以借助美元的特殊地位强行向全球透支，还能找到债主自愿购买美国国债。前者如果搞过了头，会引起举世谴责和抵制，导致经济和政治危机。后者则是一种自愿的互动行为，稳妥安全得多，因此有经济学家认为，只要借债收益大于利息支出，就是行之有效的财政政策。但是随着美国储蓄率的下降和债务率的上升，这种举债度日、寅吃卯粮、以债养债的经济运行方式，越来越等同于一个超级金字塔型骗局，不仅构成了这次危机的基因，而且正把世界经济绑在一起，一步步推向崩盘的悬崖峭壁。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国依然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因此美国有责任维护其金融体系和美元的信用。正因为这样，美国才不停地在国际收支赤字与美元贬值之间，在维护美元国际地位与保持本国经济发展之间寻求平衡。但是这种平衡之道，总不免陷于自身特权的诱惑而不可自拔。
强势美元每况愈下，随着美国经济实力下降，尤其是贸易逆差不断扩大，20世纪70年代是美国经济政治动荡的年代，也是美元持续贬值的年代。
当时货币主义盛行，福特政府和卡特政府的财政部官员几乎都是浮动汇率的支持者，坚持让市场决定汇率，实际上就是听任美元贬值，来取得出口竞争的优势。
汇率浮动后，美元对所有主要货币的汇率一路大幅度下滑，两年里三次大幅贬值，特别是对主要贸易顺差国日本和德国。美国曾联合其他西方国家进行干预，但未能抑制住贬势。1978年10月，美元较年初贬值近25％，通货膨胀率也升至近9％；与固定汇率时期相比，日元和德国马克对美元都升值100％左右。
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滞胀（stag-nation），也就是通胀率与失业率同时居高。美国战后奉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束手无策。
美元贬值不止，国际货币地位何以为继？甚至美国官方也不得不从全球化的视野，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中，试图削弱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寻求至关重要的某种平衡。前美国财政部官员鲁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财长所罗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沃尔克等，都在努力寻找管理浮动汇率、汇率目标区、一揽子货币替代美元等可行方案。
1981年1月，69岁高龄的罗纳德·里根凭借“强大的美国”口号在竞选中获胜，入主白宫。他在就职演说中，留下了一个名句：“就目前的（经济）危机而言，政府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这意味着宣布政府管理失灵了，必须改弦更张。以上讨论即告搁置，美元政策也陡然变化，美元汇率转进了一个强势周期。
启发里根的关键人物之一是芝加哥学派的领袖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首先质疑罗斯福新政的经济政策原则。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并非是自由企业制度造成的，恰恰应该归咎于政府管理货币的失败。因而其后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无异于缘木求鱼，滞胀乃是必然的。在芝加哥学派看来，国家干预总是弊大于利。他们提出的原则是：打碎大政府，让市场竞争发挥效力；政府应当放弃凯恩斯青睐的财政政策，更多地关注货币供应状况。弗里德曼建议，为了防止政府刻意操纵，中央银行应按照一个固定的速度向市场供应货币，以保持价格稳定。
影响里根的另一个经济学派是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供给学派，代表人物有拉弗尔、费尔德斯坦和蒙代尔等，主张全面恢复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竞争原则，抛弃凯恩斯理论的国家干预主义原则，认为财政政策的作用应该影响供给方（即企业活动）而不是影响需求，亦即创造条件，让企业进行最广泛的自由竞争。他们由此得出了一个似乎令人困惑的假说：减税才有可能增税。
里根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这两个学派的理论相结合，形成了所谓的“里根经济学”，包括四个主要部分：削减联邦开支、减税、放松管制和反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1981年美国通过了减税法案，这是里根经济学的核心部分。该法案被指责过于偏袒富人，而且在税收大幅度减少的同时，政府并没有同步削减开支，财政赤字的增加不可避免。
按照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里根政府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以控制通货膨胀。时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宣布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从利率转向货币供应量。1980年底，美国商业银行优惠贷款利率超过了20％，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惊呼，美联储制造了“自耶稣诞生以来最高的利率”。
高利率吸引资本流入，美元转而走强，汇率开始反弹，不到半年就升值20%。1984年底的美元的国际市场汇率基本回到了1973年的水平。
坚挺的美元有利于吸引国际投资进入美国证券市场，为华尔街带来了繁荣。
美元高利率政策产生了以邻为壑的恶果。发展中国家是最大的受害者。美元利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偿还外债的利息负担就要增加40亿美元，导致这些国家爆发了全面债务危机，私人资本净流人从1981年高峰时期的近490亿美元一路下降到1984年净流出50亿美元。拉美债务国尤其损失惨重，1982年墨西哥危机拉开了国际债务危机的序幕，20世纪80年代成为拉美“失去的十年”。
里根经济学造就强势美元，刺激经济繁荣，改善就业状况。里根第一任期间，美国经济持续增长，赢得了选民好感。1984年11月，里根赢得了连任。
实际上，随着财政和贸易双赤字经济模式的显现，美国经济已经陷入麻烦之中。
减税加上庞大的军备竞赛开支，致使财政预算赤字不断扩大。
里根第一任期结束时，美国联邦财政赤字已达GDP的5％。他离任时，财政赤字由上任之初的9 500亿美元上升到了创纪录的29 000亿美元。同时，强势美元损害了美国工业的竞争力，净出口急剧下降。1984·年，美国贸易赤字首次超过1 000亿美元，许多涉外企业受到了惨重的打击。
里根政府为解燃眉之急而透支未来的短视政策还为今天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2009年6月1日《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是里根干的》一文中如此评价：里根开启了一个少数人暴富而工薪阶层收入微薄的时代。
他还打破了长期以来在财政方面慎重行事的规则……里根宣称，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必须释放市场经济的魔力。所以很多预防措施被废除了……我们不总是一个债务高、储蓄低的国家，但在里根放松管制之后，节俭逐渐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中消失了。在金融危机前夕，美国人的储蓄率普遍接近于零。里根上台时，家庭债务只有收入的60％，与肯尼迪执政时期大致持平。到了2007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19％……如今人们会提出种种批评，但造成混乱的罪魁祸首是里根及其顾问班子，这些人忘记了美国上一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致使我们现在不得不重蹈覆辙。
1985年起，美国由债权国转变为债务国，结束了1914年以来长达70年作为净债权国的历史；以后短短3年间，又急剧沦落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于是强劲美元政策受到质疑，国会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重新抬头，美国企业界、经济界和社会各界强烈要求政府干预外汇市场，让美元贬值，以挽救衰落中的美国的对外贸易事业。
严峻的形势迫使美元政策不得不掉头转向。1985年2月，以德意志联邦银行为首的十国集团成员对外汇市场进行联合干预，美元汇率开始滑落，但4个月后出现反弹迹象，催生了众所周知的《广场协议》。
1985年9月22日美、日、英、法、联邦德国五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秘密会议，签署了著名的《广场协议》，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日元、马克等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从而导致日元大幅升值。
《广场协议》签订后，上述五国开始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在国际外汇市场大量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美元又进人了一个长达十年之久的贬值周期。
1993年，克林顿政府上台伊始，美元贬值不止。1995年4月18日，美日贸易谈判破裂，美元对日元汇率突破了80的心理底线。各国政府竞相减持美元，美元在世界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在1980年时为68.％，1984年降至55.3％，1990年更低至49.1％。
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岌岌可危。
重振美国经济，首先必须遏制美元继续贬值。1995年1月，克林顿政府任命的第二任财长罗伯特·鲁宾担当起了拯救美元的重任。每次面对媒体，他都重复一句简单的话：“强势美元最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在8个月里，美国联合其他国家进行了5次大规模干预。
鲁宾和他的继任人萨默斯（1999年7月接任美国财长，2001年至2006年担任哈佛大学校长，2009年出任奥巴马的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是幸运的。适逢美国主导的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IT）革命带动“新经济”兴起，给美国经济注入了活力，美国出现自1854年以来最长的景气周期。在美国经济基本面改善、全球化进程加快、频繁入市注资干预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强势经济支持强势美元，美元止跌回稳，并大幅上扬。从此，美元汇率进入长达6年的上升周期。美国不仅走出了财政赤字困境，还出现了29年来的首次财政盈余。克林顿在任的最后3年，美国连续财政盈余，累计超过5000亿美元。
然而，在美元主导的世界货币领域，美国推行“增强美国经济实力、提高美国经济成就”的政策的衍生效应，将一些国家和货币推上了牺牲的祭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