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县的城内，可算是我们的老家，因为父亲每次从公职卸任下来，就回到那里去，虽则我家在那里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没有自家的老屋，随时都得租别人的房子来住。不过我外祖家确是固定在那里不动的，城里有住宅，总上有商号。外祖父是江西人，是以做盐票生意发财的。听说江西有个离山，湖南有个招山，他离开江西，便被湖南招来了。我家也不是湖南的土产，而是从江苏常州来的。我祖父离开家乡，到湖南来做百里侯，是因为当时的规定，不许在家乡做父母官。他和外祖父因官绅关系，便结成了儿女亲家。
我们每次从外地回到湘潭时，虽然没有自己的家屋，但因为外祖家的关系，仍不免有衣锦还乡的感觉。这时如果在中途进不了学校，我父母就常要把我塞进外祖家的私塾中去寄读，时间当然也是短期的。等父亲挂了牌，又将出任某县知事的时候，我又得跟着前去。我在外祖家寄读过两次，一次是在外祖父住的地方，同塾的为两个比我年。龄略长的舅舅，有一个和我同年的九姨。读的是《四书》、《五经》，老师姓什么都忘了，只记得后来六舅生病死了，我做了一副挽联送他：“听说坟墓那边，有个乐园可住。想到渭阳诗里，何堪旧事重提。”不仅自己撰，而且自己写，挂在灵前，吊客们看了我用白话撰挽联，倒有一种新奇之感。没有人骂我小孩子乱搞的。
另外一次是寄读在三舅家，同学是我的表弟妹，他们都比我小，我便获得了老师的特别垂青。老师袁逸先生，是一位艺术家，会写字，秦篆汉隶都写得好，他最拿手的是刻图章。常有人出重价来求他刻印。我一天呆在书房里，对老师这些教书以外的特技，特别欣赏。我临《峄山碑》的小篆，也临《史展碑》的隶书。尤其爱学袁老师刻图章，他教我怎样捉刀，才不至戳破手。先把石章在锉上磨平，然后把要刻的篆字用墨笔写好，反贴在石章上，再点水润湿一下，再用乾纸包着，用指甲磨擦上去，便可打开来照刻了。不管阴文阳文，初刻完了之后，再在字的表面涂墨，以便加工完成。
袁老师把刻图章的技巧，完全传授给我后，有时他为别人刻印时，甚至要我代他来进行初刻，以后再由他自己来加工。我不但能刻石章，也能刻牙章。
图章上我不但会用小篆，也会用大篆，对于布局颇有心得。我为自己刻的“西蠡顽民”一印，就是用的古籀文字，至今还保存着。
记得清道人李梅盒曾说，学写字不从秦汉人手是不正当的。我就是那时打下了一点写字的基础，终身受用不尽。六十年不用毛笔写字，偶然还能为人写张条幅，甚至几个篆字，也还能站得住。
我对于这些旁门左道，比读经书有心得多了。《论语》、《孟子》等基本经典，我都没有好好读完过一遍，只是把一部印刷精美的《资治通鉴》，标点得一塌糊涂，现在想来真是暴殄天物。
我读私塾的时间，比进洋学堂当然短多了。在小学的阶段，我现在还有点印象的，只有明德了。明德学校是和我同年的，由校长胡子靖先生一手创办，黄克强先生不但大力协助，还把这些学校当作从事革命的基地。我在民初追随三个长兄之后（他们是在中学八班），进入明德小学，颇为那堂皇的校舍和校园的风景所慑服，在幼小，12，灵中是从来未见过的。
那时我第一次离开父母，跟哥哥们到长沙去上学，和三哥同睡一床。父亲把我三个哥哥托给胡校长，学校与家庭之间，已经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联系，所以再加一个小学生在那里上学，父母也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在我个人，也乐得出来见见世面。置身在这样一个优美的环境中，又有那么多的同学，下课后大家在校园中跳跳蹦蹦，确实比在私塾读书活跃得多，眼界也广阔得多，因此对洋学堂颇具好感。
我小学并没有毕业，不知怎样一下子就转到青年会中学，去读初中一年级了。那是我第一次进到真正的洋学堂了。学校中的主事者是洋人，一个姓会雅的英国人，他也是我们的英文老师。他平时会说中国话，但上课时全说英语，不说一句中国话。他不但训练我们用英语对答，还要我们能说能写，所以在讲堂上常说出一个生字，要我们马上拼出来给他听。有天他来上课，进入教室对大家说“早”，全堂所有的学生都大声拼出那字：M一0一R—N—I—N—G，使他大笑，说他知道此字大家都会拼的，现在是向大家道早安呢。
我对数学从小就不感兴趣，来到这学校以后，一个中国老师教我们的代数，却用的是英文课本。我要经由英文来学代数，更增加了我的困难，减少了我的兴趣。每次做习题，最差劲的都是我。不但老师对我责骂，全班同学也都瞧不起我，最后使我冒火了。我不能在屈辱中呆下去，于是下了决心，要迎头赶上，废寝忘食地努力钻研了一回，便豁然开朗，习题都迎刃而解。进入课堂，别的同学做不出来的习题，我都全解答出来了，同学大为惊讶，老师也夸赞不绝。我这时的感觉是：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不知为什么我又回到湘潭去上学了，进的是益智中学，也是教会办的学校，附近还有一个女校，大家在一起去做礼拜。这学校的毕业生，最高的理想就是留美。如学历史的蒋廷黻（做过中国驻美大使），便是益智毕业留美的，他比我高班，在校时并不相识。这学校学生的英语，我觉得远不及青年会中学。
我只记得有位快要毕业，并准备留美的高班同学，称呼鸡蛋为二哥哥。
这儿英文班虽不出色，而国文却是首屈一指的。国文老师是当地有名的学者，对学生循循善诱，颇培养了不少的人材。我只记得他对某一学生特别赏识，教他做诗，不遗余力。有次指定某一个韵，要他做一首古风，把韵上所有的字都得用到，不能缺少一韵。这确是不容易的。
我在益智的时候，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大家在校园中谈的都是这件事。我那时正十五岁，也略懂一点世界大事，一位同学老大哥，自命不凡地在操场中对大家高声地说，“中国的救星就是威尔逊呀。”可怜中国连年内战，小民只好寄希望于洋人了。
父亲的仕途似乎已走得快到终点了，年龄还不到五十，不能作归隐的打算，只好改途易辙，另辟途径，恰好我三哥的岳家，为着运销钨磺的关系，在益阳县成立了一个久通公司，聘请父亲去当经理。我们便全家迁去益阳居住。
父亲命我刻了一颗“资江商隐”的图章，当作闲章盖在他为别人写的字屏上，可见他已不想再出山担任地方官了。
我们在益阳定居之后，我便在那儿进了当地首屈一指的信义中学。那是信义会的教会办的，校址设在风景区桃花仑。校长是挪威人，姓薄格。他对我这个省城来的新学生颇为重视，给了我许多挪威邮票。教我们英文的，是校长夫人，当然也是挪威人。我是从英国人学过英文的，至少在发音上相当正确，对于挪威腔调的英语有点听不顺耳，尤其老师把星期三念成“威得累死对”，我听了暗自好笑。
依照我的年龄，高中都快毕业了，我因失学，却还留在初中，父母为此颇伤脑筋。想把我送到北京清华大学去，读过八年、十年，大学毕业后，还可全班送去留美，一切公费。这就不必再为我的学业，乃至前途的发展犯愁了。可是一经打听之后，才知道清华招考学生，年龄不能超过十三岁，而我这个十六七岁的人，是没有资格参加考试的。我不能老呆在桃花仑的信义中学呀。眼看着我年龄一天一天地增长，父母忧心如焚，除就近和在教育界的，我的堂兄森哥商量外，又写信去日本问我的胞兄二哥，看要把我怎么办。
终于二哥回信来了，说我如在国内没有办法升学，就不妨去日本碰碰运气。因为还有最后一个机会，可以考取公费留学的。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订了一个有关中国送学生去日本留学的条约，规定凡考取一高、高工、高师、千医四校中任何一校的中国学生，中国政府即给与公费。考试和取录全由日本各校当局主办，中国政府不得干预。录取了的学生，依照各人的籍贯，向各省领取公费。
我二哥是明德中学毕业后去日本的，他现在已是湖南的公费生了，专攻电学，进的是高工。那种有关的中日条约，还剩下两年就满期了。我现在去日本，第一年只能补习日文和要考试的科目，第二年也是最后一年，才能参加考试，成败利钝，在此一举。
这就决定了我的学业和前途，二哥终于为我找出一条路来了。在五四运动的第二年，二哥的朋友凌孟群，在回国度过暑假后，便把我带去日本。我那年正十七岁，过一年后就应该进大学的年龄。我决心要争取这影响我一生的入学考试的胜利。
初到日本第一步就是学习日文，因为其他的科目，都得经由日文去学习，日文是请老师来家教授的。等日文学到略可听讲的时候，就去进东亚预备学校，学习数理化。要考试的科目，为英文、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等，除英文我可在家自修外，其余都得去上课学习，并做化学实验。这个学校的功课，就是专门为考大学而开的。
日本那四个大学的入学考试，时间是有先后的。排列的次序为高工、高师、一高、千医。我的目的在考取公费，至于学哪一科，根本不在考虑之列。我各校都报了名，照次序去应考。高工我去考了两天，第三天就剥夺了参加考试的资格，因为我的三角考坏了。记得当时报考的是建筑系。
第二个考试的目标是高师。我报考的是英文科。皇天不负苦心人，居然一下子被我考上了。是意外吗？不，应该是意料中事，否则，一年半日夜的努力岂不白费？一分努力，必有一分成果，努力而得不到成果，那就是命运的戏弄了。
二哥所以要我来碰碰运气。
现在名为教育大学的前身，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给我们外国学生增加一年特别预科，连本科四年，要五年才毕业。那四年本科的课程，比大学里的只有更多而无不足。英语系中有一位日本首屈一指的英语学者冈仓由三郎，单只这一点就足够使学生向往了。我对英语学和英文学，发生了不可磨灭的兴趣，是和冈仓的循循善诱分不开的。
这是我惟一读到毕业为止的一个学校。有人认为学英文系，不到英美，而去日本是有缺憾的，我倒没有任何遗憾，觉得日本留学生对英文的阅读能力，似乎比英美留学生还强呢。我素来认为读英美的文学作品，第一要彻底读懂语文，否则是不能真正欣赏文学的。在日本研读英文学，只有一点缺陷，那就是不能核实文学作品的背景。这就是为什么我毕业十年后，又再去英国伦敦大学进修了一个短时期的缘故。
在英国住了三年，也访问了莎翁的故乡，游览了湖区，探寻华兹华斯的足迹。狄肯斯诸人笔下的伦敦，更是了如指掌，在伦大听的课，却是现代文学。
我在伦敦时，也进过美术学校去学木刻，至今还留下十来幅木刻作品，一幅自画像，曾刊在《湖山入兴楼诗》一书的首页，但书是限定版，流传不广。
到英国去游学，游览的性质超过学习的目标，到大学听课，既不为研究，又不为文凭，只是去领会一点英国大学的气氛而已。
另外我请了一位老师，来为我补习英文，重点放在写作上。除阅读时下的一些作品外，我每天都要写上若干页的作文和中译英，老师一再修改并解释字句的用法。我在快离开伦敦返回中国前，又写了一本《中国童话》，自己插图，交乡村生活社出版。现今我还保存有一个样本。
说到我进过的学校，最后我还应该补充一句。在东京留学的六、七年间，我还进过音乐学校，先弹钢琴，继学小提琴，甚至还练习唱男高音。六十年后的今天，甚至音符都不认识了。留下的惟一的纪念，是中华局出版的《世界名歌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