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
哲学的乐趣
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又说：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孔丘的意思是说，一个人虽然在贫穷的环境中也可以有快乐幸福的生活。
他不是说，贫穷的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快乐。孔丘和颜回所乐的并不是贫穷的本身，他们只是，虽然在贫穷的环境中而仍“不改其乐”。他们所乐的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一个问题。周敦颐教程氏兄弟“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就是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程颢说，他们兄弟所得于周敦颐的就是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后来成为道学的一个主要内容。
“孔颜乐处”究竟在什么地方，“所乐”的究竟是什么呢？周敦颐在《通书》中作了部分的回答。（《通书》说：天地间有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世俗的富贵）。见其太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齐贫富贵贱），故颜子亚圣。（《颜子》第二十三）
这个回答并不全面，因为他没有说明究竟什么是“至贵、至富”，也没有说明，所谓“至贵、至富”为什么是“至贵、至富”。
照周敦颐《太极图说》的解释，《太极图》所表示的是一个宇宙生成论，它从“无极而太极”开始，一层一层地往下来。一直到“万物化生”。它用了许多“生”字，可是，什么是“生”，它没有说。这个“生”可以是有生命的生，就像母亲生个小孩子那佯，也可以是没有生命的生，就像工厂生产一部机器那样。
《周易·系辞》说：“天地之大德日生”，这个“生”是什么样的生也没有说。《太极图说》中用了那样多的“生”字，周敦颐的意思也可能是“天地之大德日生”，周敦颐虽然没有明确地说明“生”是哪一种的“生”，但我们可以推测他所说的“生”是有生命的“生”。他喜欢“绿满窗前草不除”。别人问他为什么不除，他说；“与自己意思一般。”又说：“观天地生物气象。”照这几句话看起来，他认为“天地”是有“生意”的，也就是有生命的。这个“生意”是“我”和万物共同有的。这种“生意”在道德上的表现就是“仁”。由此可以知道，“孔颜乐处”就在于“仁”，“所乐”的“事”也就是“仁”。这个道理程颢在他的《识仁篇》中讲得很清楚，就这一点说明周敦颐真正是程颢的老师。
程颢说：自再见周茂叔，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
什么是“吾与点也之意”？朱熹在《论语集注》有一大段说明，所讲的就是人在生活中可能得到的最大幸福。程颢不可能看到朱熹的这段注，但朱熹的这段注可能吸取了程颢的意思。佛教给人一个“极乐世界”的幻想，道教给人一个“洞天福地”的幻想，宣扬它们可以使人有一种幸福的生活。道学批判道、佛，也说是可以使人有一种幸福的生活。道、佛的所谓“幸福生活”是以否定社会，否定人生为基础的；道学的幸福生活则是以肯定社会，肯定人生为基础的。这是道学的显著的优点。还有一个特点，道学认为快乐幸福的生活是修养的一种副产品，并不是“希圣，希贤”的主要目的，“希圣，希贤”的主要目的是要做一个合乎人的标准的完全的人。完全的人自然有这种幸福，但是一个完全的人是自然而然地有这种幸福，而并不是为了这种幸福而要做一个完全的人。
如果这样，他就是自私，就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并且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全的人。
程颐早年写过一篇《颜子所好何学论》，文中说：颜子所独好者，何学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
这句话说出了道学的总目标。这是程颐在太学当学生的时候所作的论文，他的这句话可能是从周敦颐学来的。周敦颐的《通书》中本来有一章题为《志学》，其中说：“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程颐并没有提到颜回的“乐”，因为这种“乐”是学圣人的精神境界副产品，并不是学圣人的目的。
明朝的一个道学家王艮所作的《乐学歌》说：
人心本自乐，自为私欲缚。
私欲净尽时，人心还自乐。
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
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
这个歌的前四句讲的是道学的道理，以下就不对了，特别是“学是学此乐。”如果这样说，颜回所学的就是求乐之道，不是“以至圣人之道也”。
总的看起来，周敦颐对于道学的主题，都已提出来，并且作了初步的解决。
道学家们都推崇他为前辈，这不是出于偶然。
读史贵思辨
戴震十岁时候读《大学》。朱熹的注说：《大学》的《经》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他问老师，怎么知道是如此。老师说：“这是朱子说的。”戴震又问朱子是什么时候的人，老师说是宋朝人。他又问曾子是什么时候的人，老师说曾子是周朝人。他又问从周朝到宋朝中间隔多少年，老师说隔了几乎两千多年。
他又问朱子怎么样知道是如此，老师没有话可以回答。朱熹的话本是一种揣测之词，并没有史料上的根据，所以经不起戴震的追问。戴震的这种追问精神是可贵的，科学的历史必须能经得起像戴震这样的追问。
戴震的追问涉及到的问题，就是从史料的历史审查史料。这是审查史料的一个主要方法。
中国哲学史的史料主要是书籍。古代特别是先秦时代保存下来的书籍，都有它们自己的历史，有它们自己的源流。它们总是经过一些发展变化，才具有目前的面貌。我们对于这些书的历史，必须加以考察，然后才能了解这些书究竟是什么样的性质，才能肯定它们的可靠程度。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我们要分析史料“不同的发展形态”。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一个内容也就是要讲关于古代主要哲学典籍的源流，看它们是怎样形成现在的面貌的。
研究古代书籍的历史，是审查史料工作的一方面。审查工作还有其他方面。从一部书的语言、体裁上，从它的内容上，也都可以看出它的时代来。譬如说，现在《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我们一看就知道它是解放以后的作品。
在解放以后，中国的语言和文章的体裁，有很大的变化；所讨论的问题也大不相同。所以即使有专门伪造古书的人，把（《人民日报》的社论刻成木版，用很旧的纸印出来，但是我们一看还是可以弄清它的时代的。
我们从史料的历史，从它的语言和体裁，从它的内容（包括所讨论的问题和涉及的时事），都可以看出史科的时代。审查史料所用的这些方面的证据叫“内证”，因为这些证据都包括在史料的本身之内。
此外，还可以从各时代的目录看。例如《汉书·艺文志》是西汉以前的书籍的总目录。如果有部号称先秦时代的著作，而其名不见于《汉书·艺文志》，这一著作的来源就很可疑。
哲学著作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任何一部哲学著作，都是哲学家参加当时的思想斗争的产物，所以必然要在当时的思想斗争中留下痕迹。一部特定时代的哲学著作，倘若在那个时代的学术思想史中没有一点痕迹可寻，这部著作的来源也就很可疑。
审查史料所用的这些方面的证据叫“外证”。因为这些证据都不在本书之内。
以前的人，特别是汉朝的人，“喜欢“托古”。他们往往把自己的著作，托名于更古的权威。这不一定是有心欺骗，而是一时代的风气使然。也有人在编辑前人的著作的时候，无意之中把后人的著作编入，这是出于一时的错误。对于大量的史料，必须仔细审查，以鉴别其真伪。
判定史料的真伪，主要的是确定它的时代；这与它本身的学术价值，不能｝昆为一淡。一部伪托古人的哲学著作，就其伪托说，是一部伪书；但就其具体内容说，可能是很有价值的。哲学史还要讲它，不过要放在真正产生它的时代里去讲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