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时也在农村“大炼钢铁”，有一次因公回北京见到了她，说起这些炼焦土炉，倒觉忽然找到了业务上的共同语言。本来她的业务和我的业务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是这时这种把文学家向科学“提高”，又把科学家向文学幻想“降低”的办法，使我们奇怪地变成了同行。为了“农业大放卫星”，我还曾写信向四妹求援，她也曾认真地帮我找了几本农业科学的参考书寄来，告诉我应当看哪几节。但是，最后当然是一点用也没有，因为我们放的那种“卫星”，任何书上也不会有。她自己跑了一阵之后，在“大跃进”的运动中又叫她参加编写什么《中国炼焦史》，也算“卫星”。她于是忽然又投入了古书，把自己原来有成果的研究工作全放弃了。到这时，机关支部又曾要发展她入党。人家是好意，觉得她积极，她这时却感到自己实在“跟不上党的步伐”，不敢进入党的行列了。
这以后，紧接着是三年困难时期来到。在最困难的年代又决定把她下放到农村去“劳动锻炼”，当社员，她仍然毫不踌躇，把独生的小男孩放在我们的娘家，自己下了乡。那是1959年。农村食堂还在作为“社会主义道路的标志”，硬维持着。可是粮食都在前一年糟踏掉了，煤炭也浪费完了，食堂简直已经开不出饭来。她就在这样的农村公社里“锻炼”了一年，而且还当上了“五好社员”。在回北京之后有一次见到，我们互谈下放经历，我说起五八年我们那里下放干部因拔了人家的锅，招致农民不满的事。她可说，她那里的农民特别喜欢下放干部，食堂开饭的时候都要下放干部掌勺。因为下放干部最公平，不会因为亲疏厚薄而给这个多打饭，叫那个饿着。不够了常常宁可自己少吃一口。我听得出来，她说的这大概首先就包括她自己，她下乡去给农民分饭去了！
当了这样的“五好社员”回来，她从此可就染上了慢性肾盂肾炎一一最后致命的病了。
但是，即使这样，她回来仍然竭尽全力又在她的实验室里，一天到晚不出来，她那个实验室里常用氰化钾（剧毒），因此，不允许研究人员在室内喝水，要喝水或要出门小便都必须换鞋换衣。喝水要去饮水室’。她为了避免麻烦、节省时间，干脆就整半天不喝水也不小便，直到下班再说。一一当然，这对她的肾盂肾炎很不利。她有一个孩子，但几乎没有家务。起初，她把孩子搁在娘家，自己根本不做菜，以买罐头代菜。有一次我到娘家，她款待我的就是半凉的窝头外加罐头果酱。因为发面太麻烦，蒸窝头简单，她家基本就吃窝头。到后来，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就把孩子领回，雇了一个保姆。她就把每月工资都交给这保姆。随便人家给她开什么饭她就吃什么。甚至连她自己穿的衣服也委托这位保姆去代买代办，给什么穿什么。见了我面就赞扬这位保姆，说是靠了人家，自己才可能投入工作。他们夫妻俩都是高级工程师，收入不少，负担又轻，倒不像现在这些中年知识分子受经济困难和家务的威胁。她是没工夫去管家务，就干脆采取不管态度，她家的厨房收拾很干净，想必也因为食品简单，没有乱七八糟的砧板菜锅等等物件堆放，她就经常以厨房兼作餐厅，甚至为避免干扰，去厨房里读书。
但是，就是这样，她也未能逃脱“文化大革命”那史无前例的厄运。他们的家被抄了，黄云成了走资派兼特务，她是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照片、日记、存款……一切都成为罪证，一扫而空。我的家因为也给抄了，一家人也隔离的隔离，下放的下放了，就有很长时间失去了联系。后来我去干校劳动，四妹曾亲手做了一件的确凉衬衫和一条的确凉短裤寄给我。因为她知道我们那种每天四点钟起来，还只能歇大礼拜（即二周休息一天）的生活，实在连认真洗衣服的工夫也没有。她说：“的确凉好洗一些。”她是从来不怎么会做针线活、也没做过成件衣服的。这身衣服做得可不好看，领子也开歪了。但我一直把我妹妹的这件试制品留着，在干校劳动时舍不得穿，专门在进城时当礼服用。
直到我从干校回到，北京，才再到她家去看。只见原来的一套单元房（其实也只两间）被减为一间。她的儿子这时已经初中毕业，也只好和父母同室。这夫妇两个工程师用科学方法合理规划这一间屋，把所有的床一字排开，沿墙摆成一长列，在父母与儿子的床中间夹一个柜子，这半边是睡眠区。对墙摆着书桌书架饭桌，也是一长列，这是工作与生活区。椅子则在两区之间流动。黄云再没有事情可干了，就跑到东单信托商店去，买回一些破旧的录音机、洗衣机、旧冰箱……然后天天自己动手把所有破烂都修复，他说这叫家庭技术改革。四妹则钻研起做菜来。曾有一次，她请我们夫妇和李伍同志吃西餐（李伍就是他俩刚进解放区时，广播台接待他们的同志）。真没想到，她竟做出了全份西餐：奶油菜汤、沙拉冷盆、煎肉饼炸鸡排两道热菜，还有尾食品、牛奶咖啡。刀叉齐备、纸巾也有。她像煞有介事地严格按照西餐规格一样一样上菜。我们参加“宴会”的不能不惊诧，她这个只会吃罐头的人怎么会干这个的？她挤挤眼扬眉一笑，说：“学化学的还能学不会做菜？”噢！她是当作进行化学实验一样地去配菜和下锅的。席间我说：“你们这两个‘反动学术权威’，倒好像都会动手干活。”
她又笑，却带一点儿苦意，说：“造了反的工人考工程师，问这活你会干吗？只能回答不会干。然后人家好在报上宣传说工程师都是废物啊。你怎么敢回答会干呢？”听了她这话，使我当时就想（现在也还在想）：她刚进解放区时，对那些工农学生大有好感的话一一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之间本来并无：芥蒂，现在这样子，到底是怎么造成的昵？
后来，好容易在974年让他们恢复上班了。但是我看这一次他俩的锐气可消磨得快尽了，尤其是四妹，这时她身体已经不大好，可还是天天挤公共汽车上班，仍尽力工作。有一次，由她领导做了一个国外委托的课题，经多次试验做成功了，要她写个总结。她写了出来，却说不行，要写成是怎样经过学习毛主席著作立竿见影才搞成功的。她找遍毛选，也找不出该写上哪句话，后来室里这些“傻里瓜唧”的技术人员们都动员起来帮她找，好容易凑成了这篇总结，交了上去。她竟成了学毛著积极分子。但是，这篇完全不实事求是的总结却把她的思路简直都摧毁了。她痛苦地感到失去了自己苦干的动力。
后来，1975年有一次在公共汽车上，一个乘客手里的铁件，把她的脚砸成了骨折。她回家养伤，索性就趁此提出了退休。其实这时她还不到五十五岁，又是个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可是竟然不想再干了。这时我再到她家去，发现他们夫妇都变得唠叨起来。还是谈政治，谈的是机关怎样人浮于事，一个人的工作分十个人做，谈走后门怎样猖狂，谈姚文元一个电话怎样吓得全局上下不安……
她才退休不久，“四人帮”就垮了。她的脚伤也已经好了，这时她也曾想取消退休，再去复职。可是由于我们的退休制度，却不允许她再回去工作了。
她又曾想帮助附近小厂搞技术设计，可是，那时候这些小厂并无想实行技术改革的雄心和动力。她有力无处用，只能帮原来单位弄一点研究方案和资料。在家窝了好几年，身体越来越坏，看来比我还老。黄云则先患心脏病后又患癌症。
她忙着伺候他，天天跑医院，自己连检查也没有检查。及至检查出来，肾盂肾炎已经到了尿毒症晚期的程度。她倒并不怎么介意。黄云去世之前，两个人就把身后事都研究得有条有理。他去世之后她只活了一年。这一年她就不再看技术书了，改为看文学书，而且专看新作品。到我这里来借书，换得很快，以至她谈起的某些作品，我并没看过。她谈论文学。记得有一次谈到《沉重的翅膀》，我告诉她有的部门认为这本书有影射他们之嫌，很不满意。她忽然正色说道：“就算真是影射吧，一个部里的问题就是这些，能算工作很坏的部吗？田守诚除掉有嫉妒心之外，他到底干了什么真坏事？和那些真实的部比比看！我说呀，谁能做到汪方亮那样就是很好的部长了。大家拍拍良心。”她这样的文学评论真是大出我这个干文学的人的意外。是有点愤世嫉俗，却也实事求是。说明她虽已离开了工作，还在一直思索着她所爱的祖国。
回想她的一生，我感到惘然若失。她是个高级工程师，对于中国的弱粘结性煤和金属中微量元素分析方法有专门研究，有著作。这我都不懂。但是我总想，她还应该能做得出更大成绩而没有做出来，她把分秒时间都当作珍宝，而结果却是大量时间都浪费了。我按常规猾想，党内很多人大概会认为这样一个非党员是个政治上不大开展的，只知技术的知识分子吧。那我就把我所了解的这样一个人记下来。现在已经不能找她自己核对了，自然是为活人看的。让那些使用知识分子的领导干部们多少了解一点这些普通知识分子的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