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良
（一）
我的父亲周叔弢以九十三岁高龄逝世，党和人民给予他很高的荣誉。我们作为子女，也受到极大教育。现就我们所知，追述他生平的一些点滴事迹，以寄托哀思。
父亲九十三年的漫长一生，经历了几个不同时期，而三分之二的时间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他幼年受的主要是封建主义的私塾教育，以后在南京短期间进过当时的新式学堂。曾考取上海圣约翰大学，因患肺病没有去报到。他早年喜欢文字训诂之学，古文和诗词也有根底，同时学会了英文和德文。
辛亥革命后，他随同我曾祖父住在青岛，结识了德国牧师卫礼贤。卫礼贤原是想用基督教来“拯救”炎黄子孙的“灵魂”，来华以后，反被中国孔孟之道和先秦诸子学说所征服。他得到中国学人如劳乃宣等的帮助，把中国一些重要哲学著作译成德文；至今还为西方汉学家所称赞和利用。父亲在卫礼贤指引下，接触到康德的著作。他们两人合作，译出了康德的一封信，定名为《康德人心能力论》，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父亲当时计划，第二步翻译康德的传记，已开始做准备，第三步则是翻译康德名著《纯粹理性批判》。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卫礼贤回国，父亲移居天津，翻译计划因而作罢，但他可能是我国比较早的翻译康德著作为中文的人。
父亲出身于清朝末年封建统治阶级上层的家庭。晚清时封建上层的青年中，吸鸦片和纳妾几乎成为家常便饭。进人民国后，此种腐朽习气变本加厉，周氏家族中的子弟也不乏其人。父亲却是洁身自好，没有沾染上这些恶习。但是，他也有自己的嗜好。一是买书、藏书。从十几岁起就如此，最后成为著名的藏书家，以后兼及字画、写经、玺印等文物。他经营企业的收入，几乎全部花费在收购善本图书和珍贵文物上，为国家保存了大量难于估价的文化财宝。
由于他对西方哲学文学抱有浓厚兴趣，又有译书计划，所以早年他还搜集了不少西方哲学文学的书籍，以及古语言的字典之类。我后来学梵文时，他收藏近三十年而当时已很难买到的一部大型梵英字典，成为我不可缺少的工具书。父亲收藏的英文文学哲学书籍，以后也为学西洋文学的二弟珏良和一度学哲学的十弟景良所利用。
父亲的另一嗜好，是摄影。早在十几岁时，他就对此发生兴趣，在家搞了暗室设备，冲洗、晒印、放大，一切自己动手。他订阅各种外国摄影杂志，他的作品曾在外国摄影杂志的“业余作者作品选”栏内登载。父亲具有很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养，同时也勇于接受新鲜事物，思想十分开明的。
关于父亲办实业的事迹，我所知甚少。只记得他曾说过，自己并没学过纺织，到青岛华新纱厂任“专务董事”时，才廿几岁。当时工厂开办伊始，国外买来的机器刚刚运到。他和工人一起开箱，逐件查看，按照说明书同工人们一起组装，自始至终参与其事。所以虽然没有学过纺织，等全厂各车间机器安装完毕，他对生产过程也大致胸有成竹了。他还谈到用人之重要，他的办法是细心观察考复，有能力的大力提拔，放手任用；不胜任的坚决淘汰，不讲情面。
他在天津华新纱厂时，还通过考试方法录用人员，在当时企业中也是少见的。
记得父亲在唐山华新纱厂时，他的客所像俱乐部一样，每天晚饭后，厂里的技术、总务、营业、会计等部门的五六个负责人，都到这里来。他们既交换厂里工作的意见，也谈天喝茶。看他们关系非常融洽，丝毫不见经理对下属的架子，或下属唯唯诺诺看颜色的样子。
对于子女的教育，父亲的态度也是颇为开明的。他认为中国人应当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中国民族的文化教养，所以子女们进学校受新式教育后，还在家聘请老师来讲授古典文献。他也很重视外语。我在私塾读书时间较久，他同时也请外国老师教我日文和英文。他认为启蒙时发音很重要，而学外语又不只是为一般阅读和会话，还应当通晓这个国家的古典，了解它的文化。他自己年逾九旬以后，还能以正确的德语发音背诵出七十年前学过的哥德的抒情小诗。在选择语种上，反映出父亲的见识。他当时（20年代）认为，日本和苏联是我国的近邻，中国日后必然要和这两个国家打很多交道，所以让他的长子次子分别学日语和俄语。这是今天我能以日语工具为中日友好服务的由来，珏良由于当时学俄语书籍困难，高中课程繁重，而兴趣又在英美文学，于是他＿的俄语只得半途而废了。父亲对子女的要求，一是要诚实朴素。将近六十年前给我信中的两句话，我至今铭记：“人能笃实，自有辉光”。二是学有专长，自食其力。
至于子女学习专业的选择，他从不干预，完全听从各人根据自己爱好和条件去选择，他这个民族实业家的十个子女中，竟没有一个从事于工商业。
1935年冬，汉奸殷汝耕制造“冀东政府”，唐山在其范围之内。日本帝国主义者强迫收购华新纱厂51％的股权，实际上控制了这个企业。父亲当时任这个纱厂的经理，拒绝与日本侵略者合作，毅然辞去了他担任了十年的经理职务。
据当时在唐山读书的三弟艮良回忆，当父亲离开工厂时，工人闻讯纷纷自动停车，到厂门口挥泪给他送行，情景十分动人。1947年到1950年间艮良在厂工作时，不少老工人还经常和他谈起，周经理当年如何如何。这一方面表现出工人们的爱国思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父亲的为人。华北沦陷期间，家中生活比较困难。弟妹中较大的去了大后方，较小的在天津北平读书。父亲不让他们去敌伪的所谓“国立大学”，而宁肯变卖换钱，把他们送进学费非常昂贵的私立教会大学。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华北的“劫收”，和官僚资本对民族工业的排挤，使父亲进一步认识了国民党的腐朽与罪恶。据我三妹耦良回忆，天津解放前，父亲晚间经常坐到她屋里去听解放区的广播。1948年我在清华大学任教，当时通货恶性膨胀，公教人员生活极为困难。到了下半年，北平、天津面临将要解放的局势。他给我写信，告诫我不要走，同时给了我一笔“应变费”，准备青黄不接时应急。这时他已和地下党的同志会过面，我则是最近才得知的了。
解放前，父亲曾读过英文本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某些部分以及《西行漫记》等。他自己承认，当时是主张劳资调和的，所以唐山解放而天津还没有解放时，他作为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怕工人生活没有着落，曾向和他联系的地下一工作同志建议，由公司拿出五十条黄金，给唐山启新厂里发工资。
当然，解放后的唐山工人自有政府安排，根本不需要公司来“照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