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公权
萧氏族大人多，但与我接触较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本房”的几位尊长和弟兄。先祖母在我出生前已经去世。先祖父因我孩提失母，颇为怜爱。两位姑姑出嫁以后，他对我更加着意照料。天气晴朗的时候他时常领我到村中各处散步，一面走一面讲些往古名人的事迹。走到村里的“市街”照例买一点糖果给我吃。他逝世时得年不过六十一二岁。某一天下午客人来访，他送客出门以后，端坐在中堂的椅上“无疾而终”。童蒙无知的我还要拉他起来，带我同去散步。
大伯父自幼习商。四十多岁的时候升任怡丰号重庆分号的经理。这是一个极重要的职位。他办事精明，交游广泛，商界人很少不认识或不知道“三老板”（他有两个堂兄，冠侯和定侯。因此他虽是先祖父的长子，却排行第三了）。
在怡丰号停业若干年前，他捐了一个“候补道”，并曾晋京“引见”。当地的长官，川东兵备道，重庆知府，巴县知县，到任以后照例到怡丰号来拜访，此外也偶尔互相往来。这种亦商亦官，以及官商互通声气的情形，在十九世纪以前尚不多见，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却逐渐普遍了。
有一位卞小吾先生在那时重庆唯一的报馆当主笔。他尽情揭发当地官吏的“黑暗”，触怒了他们，被加上了“乱党”的“罪名”，逮捕入狱。他的太太与大伯母廖氏夫人相识，到怡丰号来求救。先伯父探明他并非乱党，便去拜访知府，代他疏解。不料这～来反断送了卞先生的性命。有人暗中指使管监牢的狱吏把他害死。却报称他“急病身亡”。
大伯父管教我甚为谨严。记得我在八九岁的时候，像一般淘气的儿童一样，时常嬉弄跳跑。有一次被他看见了便叫我站住，严词谴责说：“这样没规矩，不像一个斯文人，将来只好去抬轿。”后来见我读书尚知用心，有时候背着我称许我。他曾说：“可惜科举废了。否则举人进士这孩子应当有份的。”（他捐了道员之后，替我捐了一个“主事”，打算等我到了二十岁送我进京去““就职”。
幸而不到三年，辛亥革命成功，我居然“无官一身轻”了。）他不惜重金，延师教读。虽然两位姐姐和我一同上学，他的主要目的还是在培植我。从我到崇庆州的那一年起，我和她们都在家里读书。民国三年的夏天我壮着胆向他表示≯想去进新式的学堂肄业。他当肘未置可否。但次年春末他便亲自送找到上海去投考学堂。
我的父亲与我接触的时间较短。他似乎不曾参加怡丰号的业务。他的生活事迹我所知道的实在极少。光绪二十九年他也住在崇庆州怡丰号的住宅内。那时他已续娶。我跟着我的生父和继母在那里同住了两年。当大伯父带着我去重庆时，先父继母仍留在崇庆，两年之后才搬到重庆。当他三十二岁的时候，便因肺痨病殁于陕西街怡丰号住宅内。临终的前两天他叫我到他的床前低声地嘱咐我，大意说，“大伯父要你过房承继，我当然很放心，但也很合不得。我平日时常出门在外，不能多照顾你，我现在追悔不及。我望你好好做人，好好读书。
你如愿意经商也好。无论读书经商，总要脚踏实地，专心努力去做。此外我望你将来成家立业，要看重家庭，看重事业，不要学我的榜样。我多年来东走西奔，没有成就，于人于己都无益处”。十二岁的我在当时不能完全体会这些话的意义，虽然也感到伤心落泪。我虽不能做到他所期望于我的一切，但我此后几十年生活的方向多少受了他遗嘱的影响。
丧葬完毕之后，继母命我帮助清理先父的书札和其他遗物。怡丰号某职员说“五老板”在堆栈中存有一个大木箱，并伴同我去开看，结果发现其中尽是在日本出版的《民报》。这许多本的革命刊物究竟从何而来？我无法知道。先父是否与同盟会通消息？或者他与同盟会并无关系？这些刊物是由别人交给他代为存放？平日和他来往的几个日本人是否与这一箱书有关？这些疑问都无解答。我当时童蒙无知，并不晓得《民报》是革命党的刊物。我拿去给我们的廖老师（大伯母的异母弟）看，他说：“这是要不得的，快快拿去烧掉。”我因爱这些刊物的内容奇异，印刷精美，偷着留存了一套（第一至第四期）背着人翻阅。其中不少“非常异义”看了不懂，不敢去问老师，只好存疑俟解。
七叔（在本房中排行第五）继大伯父任崇庆州分号老板。我在崇庆州的时候日常和他见面。他自己有四个儿子，但看待我同他们完全一样，买了玩具或糖果也同样给我一份。他虽然自幼参加怡丰号的业务，但对于传人中国不久的“西学”，尤其是“格致”发生了浓厚兴趣。江南制造局和欧美驻华教士等所译著的格致书籍（特别是关于化学的刊物）他尽力收集，细心研读。不久之后他竟能“无师自通，作小规模比较简单的化学试验。在崇庆州住宅中辟了一间较大的房屋作为他的试验室，罗列了许多化学药品和仪器。他最大的成功是用科学方法酿造葡萄酒。他曾把他的出品送到汉口请专家鉴定。据说其品质不在烟台张裕公司出品之下，或者竟有过之。朋友们劝他出资设厂，扩大酿造，与张裕竟争。
他也同意，着手进行。辛亥革命爆发，四川省内也发生了“护路”的风潮，大局动荡，筹备的工作便停顿下来。民国三年的秋天他突然病逝。一切都成了泡影，真是可惜。
长房的二伯父是上一辈不经商而入仕的一位。民国成立以后他退居上海度清淡的生活。民国四年我到上海进学堂，每逢暑假年假都住在他家，后来凡从江西，四川，或他省族中子弟到上海求学而家不在上海的都承他留在家里度假。